昌邑之窗 王贵谨（1901—1976年），字翼心，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生于昌邑南乡西北庄子（今峡山区西树村）。殷实之家，鸣雁四子，王氏家族十八世。自幼聪慧，极具才名，有演讲天赋，言谈犹如乡村之呱哒，或快板之竹板，声音清脆洪亮，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因此人送别号王四呱哒。
王贵谨属河头王氏，河头王在峡山一带为名门望族，明清两代，出过十数名文武秀才，其中两名官至五品蓝翎。近代，有著名共产党人王兴选（1906—1931年，新河头村人，昌邑县第一个党组织创建者），有兴办新学堂的王献甫（新河头村人），有地方抗日将领王福成、王丹臣和王贵谨。
当地言说：“河头四大拿，献甫、福成、丹臣、四呱哒。” 王贵谨为“四大拿”其中之一。（“大拿”为昌邑俗语，即能手、行业翘楚）
王贵谨髫龄即入学堂念书，弱冠之年考入天津国立北洋大学就读。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冯玉祥部山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率随从到天津学堂动员学生应征抗日救国，王贵谨积极响应，报名投笔从戎，并在师生大会上慷慨陈词演讲，被阎锡山看中，任命为学生军副旅长，不久又被提拔为旅长。
戎马生涯
王贵谨毕竟学生气十足，言谈口无遮拦，冒犯了阎锡山，被解职回籍，去潍县二十里堡烟草公司为英人收购黄烟。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入华北，王贵谨活动在家乡河套一带，为拉起抗日队伍作准备。一九三八年正月二十四日晚，王贵谨与王丹臣等在峡山后涝埠子村的一座小庙里以红灯为号，召集了几十人，成立起“三八抗日大队”，自任大队长，王丹臣任副大队长，饮马后赶仙村李冠儒为参谋长。队伍迅速发展到200多人枪，他带领队伍破坏胶济铁路交通，打击日寇。于饮马兴会村，打死了一名带队扫荡的日本军官。由此，惹恼了驻扎在岞山站的日军。同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日寇调集大队人马包围了王贵谨抗日大队驻地，队伍被打垮，参谋长李冠儒牺牲。王贵谨不气馁，收拾残部，继续进行抗日活动。起初，前甘棠村人王守坡（王贵谨之同宗）亦在王贵谨的三八抗日大队，见队伍被日军打垮，乘机另拉起了一支队伍，并将枪支带走。王贵谨感到在当地难以发展，派其第一中队长李振华过铁路，来到驻山阴村的“第四梯队”（四纵队前身，四梯队组建于1938年春，1940年8月改编为鲁苏战区游击第四纵队）司令部联系商谈其部队的善后问题。王豫民（后为四纵队少将司令、山东省第十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同时兼任昌邑县县长）热情接洽，详细询问部队成立之情形。在与司令杨秀峰商量后，委任王贵谨第七大队大队长，并命李振华连夜返回，将其部队开往铁路以北驻扎。数日后，王贵谨率其新成立的第七大队越过铁路，驻于戴家官庄。王豫民与杨秀峰即前往慰问，复委王丹臣为第七大队副大队长，李振华为第一中队长，王子章为第三中队长（后任至四纵队少校大队长）。
一个多月后，王贵谨被提拔为四梯队副司令兼大队长，王丹臣被提拔为司令部经理处长。
之后，王贵谨之第七大队先后在六区流河村和北孟村驻防，在北孟驻防期间，驻守岞山、丈岭的日伪军五六百人在拂晓前将北孟村包围，黎明之后即以机枪、大炮疯狂向村内轰击。王贵谨率军奋勇抵抗，惜以成军不久，官兵均无战斗经验，遂被敌攻入村内。王贵谨指挥官兵顽强抵抗，展开激烈巷战，奋力拼杀，终因势寡难支，弹药不充，被迫率军突围，进驻第六区之初家营整理补充。这场战斗，第七大队受创甚大，伤亡五十余人。王贵谨及第一中队长和第三中队长均负伤。但该大队击毙敌伪数十人。
王贵谨日常身挎盒子枪，骑高头大马，其马四蹄生有白毛，名“雪里站”。威名远播胶东半岛。
关于四梯队与八路军两派武装的问题，王贵谨的观点是各为其主，但不能欺压百姓。
八路军胶东支队了解到王贵谨的观点后，派了两人潜入其部作策反工作，被四梯队司令发现，命令抓捕。抓捕期间，王贵谨有意放走他们，结果只抓到了一人。司令命令将其枪毙，王贵谨说：“交给我了。”他安排他的警卫员将这位八路军拉到一条河边给了两块银元放了。朝天虚放了几枪，回来报告说已执行，尸体扔到河里了。据说，建国后，王贵谨被关押审查期间，这位被他放走的八路军还乘212吉普去看望过他，并为其讲情。
还有一次，他在密埠店发现有人将一老太婆捆打，他随即近前询问是何原因。说是她的儿子在共产党的队伍上干。王贵谨呵斥说，你们有本事去打她的儿子，在这里跟他的母亲逞什么威风。命令立即释放。
大约在一九四零年夏季，枣林庄（今岞山街道早立村）一王姓小户人家老人去世，村中大户不让送葬队伍从街巷村路行走，说给他们带来晦气。逼其唱大戏解除了晦气再出殡安葬。大戏一连唱了五天，大户人家还是不放口话。时逢夏季，丧主靠不得时日。听说王贵谨为人仗义，便悄悄来到树行子村。这天正巧王贵谨在河头王氏家祠议事。来人说是枣林庄王家的人找王司令有事。《河头王氏族谱》记载：“祖是云南乌纱卫，先来高密枣林庄，嗣后卜居峡山北，潍东附近立河头。”王贵谨听说是枣林庄王家的人来了，赶忙说：“快请。”属下的王姓人说，这枣林庄不是高密的枣林庄，与我们不是一王了。王贵谨说：“天下无二王，姓王的还怕人多。”将来人请进家祠，让座待茶，问明原委后，把盒子枪望桌子上一拍，说是“好办，明天即派人前去处理。”第二天一早，王贵谨即派出同宗亲信王贵上，面授机宜，让其帯一支40人的马队，携两只署名山东省财政厅送给河头王府的纱灯（此纱灯为寿光方吕村河头王老二支溥之后人在民国山东省财政厅为官所送），赶赴枣林庄妥善处理。王贵上到枣林庄后，将马拴在戏台柱子上，纱灯挂在戏台之顶。身荷双枪的一队骑兵把看戏的围了个结实。然后喝令大户人等跪在戏台上向王家磕头谢罪，令其合族为死去的王家老人破百穿孝，抬棺送殡，并走遍所有街路。之后，枣林庄王家与河头王氏连了宗，叙了谱牒。直至2003年，河头王氏重修族谱，早立（即岞山枣林庄）村仍派员参加续谱。
1940年8月，四梯队改编为鲁苏战区游击第四纵队，王尚志任少将司令（后为中将司令），杨秀峰任少将副司令，王豫民任第十支队上校支队长（后为上校副司令）。在这种情况下，王贵谨去惠民县投奔了王福成（新河头村人，时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六纵队司令，四河头四大拿之一），被委任为参谋长。其部改编为张店保安二团时，王福成任团长，王贵谨为副团长。张店解放时，王福成和王贵谨被俘，在临沂学习了半年，将其释放。二人相约去了北平，王福成担任了一个区的警察局长。经王福成推荐介绍，王贵谨投靠了傅作义部，在其属下任副团长。王贵谨跟随傅作义部起义，持有起义证书，之后被安排至北平任区政府协理员。王贵谨生性自由散漫，受不得拘束，时间不长，便脱职到青岛隐姓埋名。青岛解放，新中国建立，被检举，遣送回昌邑审查，公检法部门在王贵谨之前活动的地方调查时，密埠店的那位军属老大娘等人证实王贵谨是一位好人。正因为如此，王贵谨没被定罪判刑。四年后释放回到老家西树村务农。文革中受冲击，其孙辈子女曾问：“爷爷，您到底犯过什么事？”王贵谨对自己的一生满怀把握，自信地答道：“放心，我会死在炕上的”。确实如此，王贵谨在走完了他的76年人生道路后，于1976年1月病逝家中。1983年落实政策，昌邑县政府为其颁发了“民主人士”证书，称其为先生。
摘录于《西树村志》赵凤虎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