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曹望舜肖像曹望舜（1919-1966），字一清，北孟镇曹戈庄村人。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专业，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抗日组织返回山东。1942年起，辗转昌邑、青岛、曲阜等地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含冤而去。聪颖少年 快乐无忧 1919年4月，曹望舜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曹树坚，字子固，1920年毕业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在省立临沂第五中学、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后转至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曾任该校第六任校长。1932年秋，与同事合资创办了“五大牧场”（今佳宝乳业）。抗日战争爆发后，返乡加入国民党苏鲁战区第四纵队任参议。曹望舜的童年是快乐的，家境殷实，无忧无虑，和大多数孩子一样享受着父母的宠爱，还有两个姐姐的关心。他从小聪明伶俐，喜欢读书学习。他的女儿曹培芸讲：“爸爸天资聪颖，有过目不忘的智商，在小学、初中、高中读书期间，文化课出类拔萃，且多才多艺，音体美都很全面。他上学期间经常跳级，被誉为天才少年”。青春韶华 无问西东1936年，17岁的曹望舜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踏入顶尖学府的大门，恰同学少年，意气风发，他立志刻苦学习、增强本领，学成报效祖国。然而，事与愿违，时乖命蹇。1937年“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大学校园也不再安全和平静。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不到两周，日军就占领了上海和南京。消息传到学校，师生群情激昂，齐聚广场慷慨陈词，“到前线去”、“参军去”的口号响彻校园。临时大学对学生的从军要求给予了积极支持，成立“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提出“凡学生至国防机关服务者，在离校前皆须至注册组登记以便保留学籍”，解除了学生离校从军的后顾之忧。此时，他心潮澎湃，内心迸发出强烈的报国热情，毅然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据闻黎明撰写的《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记载：“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不久，清华学生马继孔、曹一清（曹望舜）、孙继祖、刘庄，北大学生左平、刘庆予、徐兴国（徐晃）等，共同发起了一次座谈会，讨论如何参加抗战问题。会后，马继孔、曹望舜、孙继祖、左平四人决定回乡，在山东寿光组织起一支抗日游击队”。游击队组建初期，缺人缺枪，他受命回到家乡曹戈庄，就近宣传抗日并组织人员参加抗日队伍。1938年这支游击队被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6支队，马继孔任参谋长，部队转移至鲁西南地区。战乱时期敌我双方占领区犬牙交错，交通十分不便，曹望舜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步入讲坛 春风化雨1942年，曹望舜来到四维中学八甲寨部任教，1944年转至四维中学密埠店部担任英语老师。现已98岁的李成恩老先生曾就读于四维中学，对当年学校的情景记忆犹新。他说：“曹老师是我的英语老师，他知识渊博、多才多艺，除了教英语，还可以教语文、数学以及音体美等课程。战争年代，兵荒马乱，学校教材奇缺，质量也不过关，他就自己编教材。他英语口语好，经常给其他老师纠正错误发音。学生都喜欢听他讲课，学习效果好，记忆深刻，我现在还能背诵一些经典段落。他汉语和英语书写水平都很高，刻印的英语试卷字迹隽秀，令人爱不释手，我珍藏至今”。
曹望舜1944年刻印的英语试卷（李成恩收藏）1945年，曹望舜来到青岛市立第一中学任教，报到时，学校教务处主任问他：你大学学的什么专业？他回答说：数学专业。又问：除了数学你还能教什么课？他回答：都可以，学校哪科缺教师，我就教哪科。于是，学校安排他担任语文老师。他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精益求精。儿子曹培根回忆说：父亲对学生作文要求很高，每一名学生的作文都逐字逐句批改。他经常加班到深夜，有时学校大门关了，就爬校门回家。他教学成绩突出，所教的班级总是名列前茅，他也因此获得青岛市先进教师荣誉。巍巍学府 大展宏图1956年曲阜师范学院成立，曹望舜被选调到该校中文系，成了一名大学教师。从中学来到大学，教学对象不同，课程内容和标准天壤之别，面对新的挑战，只有勤能补拙。他自费购买了大量中文专业书籍，边学边教。上好每一堂课的前提是精心备课，他每天工作到深夜，查找资料，撰写教案。夏天蚊子多，他就点着蚊香，再用布把脚包起来，经常通宵达旦。女儿曹培芸说:“那时，母亲和我们都还住在青岛，父亲一年多没有往家里寄钱，全部薪水换来了两橱图书资料。我们在青岛的日子很艰难，爸爸在曲阜的生活更清苦”。据曲阜师范学院58级学生王明章著文回忆：“教我们汉语语音部分的是曹一清（曹望舜）老师。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他的讲课，有一天，在宿舍楼墙上贴一张小纸，上写他丢了几块钱，家里孩子多，妻子没工作，生活十分困难，恳请拣到者送还于他，他将不胜感谢。大家看了曹老师这些话，十分难受，感叹老师生活的清苦”。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他的业务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不仅能够轻松驾驭课堂教学，还经常引经据典，根据不同语境，用英语、德语或俄语讲解中文课。有一次，助教张志静对他说：曹老师，您刚来时的讲课水平，真的不敢恭维，短短两年时间，已经超过我母校北师大的教授。1957年，根据当地政府和学院的安排，由他负责济宁地区地方方言调查工作。教学之余，他骑上那辆半旧自行车，车把上绑着手电筒，翻山越岭，早出晚归，足迹遍布每一个村庄。他深入到老农家中聊家常，详细记录各种方言，很多发音找不到对应的汉字，他就用国际音标来标记。晚上不管回来多晚，他都整理完当天的调查笔记才回家。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高质量完成了这项工作。1960年，学校决定让他牵头编写教材。他接受任务后迅速展开工作，夜以继日，专心致志，常常忘记了时间。有一天晚上，他在埋头工作，儿子两三点起床，发现一只蚕虫爬到他裤子上正在抽丝结茧，他竟然没有发现，这件事在学校师生中被传为佳话。他与青年教师汪惠迪编写的《现代汉语教材》成为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专用教材（见《中国语文》1960年第06期1952.1-2001.6目录）。同年，他还带领部分教师参与了《现代汉语词典》审校工作。著名汉语言文学专家汪惠迪《带着“现汉”下南洋，“老师”时刻在身旁》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现代汉语词典》最早的版本是1960年“试印本”，当时印制1000本，编者把它分送研究机构和大中学校，征求意见。那时，我在山东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当助教，专业是现代汉语。我们教研室收到一部“试印本”，教研室主任曹一清（曹望舜）先生叫我把它拆分后发给室内同事，全稿审毕，我汇总寄回北京。根据规定，“试印本”可以留下。1962年暑假，我请调回家乡江苏常州工作，向主任曹一清先生借用“试印本”，主任同意了，我高兴地带着这个“宝贝”回家乡了。之后，因为不教语文，“试印本”就被我寄回孔圣人的家乡曲阜去了。从汪惠迪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曹望舜已经是学院的业务骨干，是中文系语言教研室主任，他靠自己的敬业精神以及业务能力，赢得了学院领导和老师们的信任与敬仰。内乱浩劫 厄运降临不断地学习和教学实践，曹望舜事业有成、硕果累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与无辜，他与原生家庭划清界限，和老家的亲人减少了联系，全身心投入教学研究工作，希望以此换来组织对他的信任。然而，厄运还是没能幸免，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受到各种调查审查。诸如，他父亲曹树坚的国民党员身份问题、“地主+资本家”的家庭出身问题，还有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如何脱离党组织的、又是如何跟部队失去联系的，等等。面对无穷无尽的问题、莫名其妙的罪名，反反复复地批斗，他忍辱负重，不堪羞辱，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48岁的生命。曹望舜去世后，他的妻子带着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回到了老家曹戈庄。孩子们最大的高中刚毕业，最小的读小学一二年级。受家庭出身影响，他们没有资格参加高考和各类招工，均在家务农，生活十分艰难。曹望舜生前很重视对孩子们教育引导。1965年，二儿曹培林去乡村参加学校组织的“三同”劳动，临行前父亲送给他一个笔记本，嘱咐他到了农村，不要怕条件艰苦，要珍惜这次学习锻炼的机会，并在笔记本第一页题写一段话：“向贫下中农学习，热爱劳动人民，坚决走劳动化革命化的道路。祝你思想劳动双丰收。”儿子至今珍藏着这个笔记本，他没有想到，这竟是父亲对自己最后的嘱托。后来，曹望舜平反昭雪，落实国家政策，他的六个女子全部安排了工作。曹望舜一生命运多舛，只因为他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个人是水滴，国家如大海。个人的前途命运总与国家兴衰和民族荣辱息息相关，不可分割。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与灾难，他倍感无奈，在悲愤中含冤而去，只把青春和才智留给了他忠爱的教育事业。（撰文：王振江）参考文献：1、《南圩外的“五大牧场”——历下老字号之一》–齐鲁晚报2、《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闻黎明3、《中文系58级老校友带你一起漫忆曲师求学 》–王明章4、《带着“现汉”下南洋，“老师”时刻在身旁》–汪惠迪5、《昌邑乡村志略》–赵凤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