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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邑早期中国同盟会员徐昌言

徐昌言(1884—1945),字虞臣,又作禹臣,昌邑城西南徐家北逄村(今属昌邑市都昌街道办事处)人。中国同盟会早期会员,教育界知名人士。1911年11月山东取消独立,陈干等人由昌邑到上海组织武装,议北上举兵,驻军安徽凤阳。昌邑的于恩波、于雁民、刘肇唐、陈延训、陈希孟、徐昌言等来投军,徐昌言在陈干幕下参与机要。1912年初,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对革命军队或合并或解散,以削减过于膨胀的军费开支。陈干认为共和告成,自请解散所属军队,自己到东北调查边防。昌邑在军中的供职人员于恩波、徐昌言、张怀谔、王兆坤、王凤竹等解甲返回昌邑。1912年7月2日,昌邑“五一八”惨案(剪辫事件),徐昌言(时任县立小学校长)假归结婚,未在县城,得免于难。1912年出任国立山东高等师范学校斋务长,1912年,北洋政府决定将裁撤的存古学堂,并入山东优级师范学堂。1919年,任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监。(注:1914年,泰安和武定三处省立初级师范学校并入山东高等师范学校,更名为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任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监部主任。同年12月,经陈干推荐,出任胶澳督办公署政务科学务股股长,其背景是,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青岛(时名胶澳),并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6日签订《胶澳租界条约》,青岛沦为殖民地,山东也划入德国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于1914年11月取代德国侵占胶澳,进行军事殖民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人民为收回青岛进行英勇斗争。1919年,由于青岛主权问题,引发著名的“五四”运动,迫使日本于1922年2月4日同中国政府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同年12月10日,中国收回胶澳,开为商埠,设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直属北洋政府。当时,早期同盟会员陈干在青岛收回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青岛收回后,应该是经陈干推荐,徐昌言出任胶澳督办公署学务科(首任)科长(后改政务科学务股股长)。徐昌言手迹题刻关于徐昌言担任胶澳督办公署学务科(首任)科长(1922.12.20—1923.5)、政务科学务股(首任)股长(1923.5—11.27)经过及学务科(股)职责、沿革等相关情况,青岛教育史研究专家翟广顺编著《半个世纪风雨——青岛教育大事记述(1891—1949)》、翟广顺著《青岛教育史(1891—1949)》两书记载较详:先看翟广顺编著《半个世纪风雨——青岛教育大事记述(1891—1949)》一书的记载:(1922年)12月,中国政府接收青岛后,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内设政务处,处下设学务科,科长徐昌言,科员3名、视学员1名、办事员2名、书记员2名,管理市区、乡区教育行政事务。这是青岛最早的由中国人设置的教育行政机构。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学务科改公学堂为公立小学校,其人数较多者设校长,人数较少者设主任教员,按照民国政府教育部章程改正课程。除少数学校有女生外,其余均系男生。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学务科规定,课程取消日占时期的‘修身’,改‘体操’为‘体育’,改‘国文’为‘国语’,合并卫生、公民、历史、地理为‘社会科’;学校执行寒假20天(由春节前10日起至春节后10日止)、暑假32天(自7月16日—8月15日)。 (1923年)3月30日,(胶澳督办)熊炳琦因兼任山东种种职务,不能坐镇青岛,荐龚积柄为胶澳商埠坐办,代其行使在胶澳的行政职能。同日,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改政务处为政务科,改学务科为学务股。设股长1名(原学务科科长徐昌言转任股长)、股员2名、办事员2名、视学员2名、书记员2名。 再看翟广顺著《青岛教育史(1891—1949)》一书的记载:1922年12月青岛回归中国政府后,即开始了中国人管理教育的时代。在*胶澳商埠公署四处两课的组织系统中,政务处下设学务科,学务科为近代青岛第一个由中国人行使管理权的教育行政机关。据史料记载,1922年12月始设的学务科,其职能是掌管“教育及学术事项”和“官立私立学校、病院之监督、维持事项” 学务科最初兼有管理医院的职能,设科长1名、科员3名、视学员1名、办事员2名、书记员2名,12月20日徐昌言(字虞臣)任学务科科长。1923年5月,胶澳商埠公署督办熊炳琦为压缩经费开支改组行政机关,将政务处改成政务课,学务科降格改为学务股,负责教育、学术事项,管理官立和私立学校,医院改由新设立的卫生股管理。徐昌言由学务科科长改为学务股股长,另有股员2名、办事员2名、视学员2名、书记员2名。在7月27日公署印发的《办事通则》中,学务股的职责被厘定为“掌本埠学校教育及视察事项” 。1923年11月27日,徐昌言卸任,赵同源(字星南)接任学务股股长。不过,赵同源在学务股任上只待了半年。” 徐昌言在学务科(首任)科长、政务科学务股(首任)股长任内,曾为青岛教育发展做过一些努力,如据翟广顺编著《半个世纪风雨——青岛教育大事记述(1891—1949)》一书记载:“(1923年)7月20日,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学务股(股长徐昌言)举办首期夏期小学教育讲习会及女子职业讲习会。主要请国内外的教育专家讲有关小学管理和教育管理、各科普通常识等,以提高小学师资水平。该讲习会至1928年连续5年每逢暑假举行。” 又如翟广顺著《青岛教育史(1891—1949)》一书记载: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时,年教育经常费和临时费为68702元,1923年就达123732元,增长了44.48%。此后,除了1926年为负增长,1922—1928年均增长比率为12.82%。不过,通过表4—1(略)可见,经费增幅忽高忽低,缺乏稳定性,没有政策和法规保障,临时费占经费总额的15.5%,全凭行政长官的意志行事。况且,年均13.55万元的教育投入总量距离李贻燕提出的年20万元预算额,尚有较大差距。事实如此,军阀混战是国家动荡之源,教育事业势必沦为无米之炊。自1923年起,青岛各界人士不断通过市民会议、请愿、罢市等方式,呼吁公署实行地方自治,委任责任之人,实施财政审查,增加教育经费。1923年9月,学务股长徐昌言在出席青岛市民公会发表的演讲中提出教育、实业“皆当谋切当之发展” 时,引起一片掌声。 徐昌言最终之去职,显系与学潮有关。这在当时《申报》相继发表的三则消息中均有所反映。第一则消息是1923年10月29日《申报》刊载的《青岛教育之暗潮》一文:因胶澳督办公署学务股视学员董星五“浮报公款”“营私舞弊”等情,青岛区内之小学教员30余人,结合一小团体,“共谋抵制董某,遂有呈控七款恳请免职查办之举”,随即董星五亦“自行声辩”,致“(各校)联名控告者,日有数起”。10月15日,胶澳督办公署为此发布训令,针对各校职教员联名控告视学员董星五及学务股长徐昌言(实际上是董星五与徐昌言互控)等情,要求学界“应静候本署查明,秉公处理”,“倘再有前项举动,或有鼓励学潮情形,当唯各该校长、教职员是问” 。但教职员却“愈急急进行其倒董之策”,“除董某少数私人外,现均加入逐董团体(即‘胶澳小学教职员联合会’)”,“如不达目的,决以全体罢课”。现将原文摘录于下,以资参照:青岛教育界之暗潮青岛民权通信社云,本埠督办公署视学员董某【董星五】,前以查学时,因对人问题,与本埠各小学教员,发生暗潮。凡执鞭青埠者,莫不啧有烦言。然尔时尚未发生事实。得朱学塾等控告董某后,空气日紧,延至今日,大有波浪汹涌不可扑灭之势。缓【爰】述此次风潮之始末如下:日前,有本埠小学教员朱学塾等,联络青岛区内之小学教员三十余人,结合一小团体,共谋抵制董某,遂有呈控七款恳请免职查办之举:“(一)党同伐异,破坏教育;(二)浮报公款,勒索酒食,(三)谬指错证,不识之无;(四)位置私人,挑拨恶感;(五)营私舞弊,品行恶劣,(六)强贷银钱,行同敲诈;(七)视查不公,皂白不分”等等。此呈递后,未经批示,董某即自行声辩。略谓:“自鄙人受职以来,对于视察本埠学校,上思无负督座办兴学之盛意,下期无误儿童求学之机会。今春出外视查,对于职教员,优者则评之为优,劣者则判之为劣,纯粹以教育原理为依据,以教授法为绳,毫不参加以人的问题。不*意朱学塾等,竟具呈督署,任意慢骂,大肆污屏,捏造事实,含血喷人,胶执谬见,貌视公令。此中显有作用,确保受人指使,甘作傀儡,情良可悯。假使鄙人罪有应得,查办在所不惜。须知国有法律,不能妄事牵掣,强加罪名,法律在所不容。”云云。经董某声辩以后,各校教职员之动作,更紧一步,联名控告者,日有数起。当局初尚视为细事,至此乃有不得不理之势,遂有15日之训令,略谓:“案查近日迭据各校职教员,联名控告视学员(董星五)及学务股长(徐昌言)等情,应静候本署查明,秉公处理。倘再有前项举动,或有鼓励学潮情形,当唯各该校长、教职员是问。”等语。闻此项训令,当局颇具苦心。如无特别情事,则控告者暂置不究,被告者亦勿庸议。一方弹压风潮,一方可以两全。唯教职员方面,得此训令,愈急急进行其倒董之策。并闻青埠教职员,除董某少数私人外,现均加入逐董团体,醚备再接再厉,如不达目的,决以全体罢课为止境云。 上文所引当局训令中有“各校职教员,联名控告视学员(董星五)及学务股长(徐昌言)”之句,揆诸实际,乃因董星五“踩踏教育”致使徐昌言加入“逐董”行列甚至可以说徐昌言是“逐董”行动的倡导者。《申报》第二则消息《青岛学潮愈演愈烈》一文即有“闻徐(昌言)又联络该埠市内外各学校教员,向督办署请愿,撤换董氏,并以全体罢课为要换条件”之记载。而董星五则又胪列徐昌言“违抗公令、阴谋陷害;泄漏秘密、违犯法令;挑拨学潮、酿成恶风;把持学务、巩固位置”四大罪状呈控于督办公署。兹将该文抄录于下,以供参考:青岛学潮愈演愈烈青岛督办署学务股股长徐昌言与视学员董星五互控一节,兹闻徐(昌言)又联络该埠市内外各学校教员,向督办署请愿,撤换董氏,并以全体罢课为要换条件。董又胪列徐(昌言)氏四大恶款(违抗公令、阴谋陷害;泄漏秘密、违犯法令;挑拨学潮、酿成恶风;把持学务、巩固位置),向督办署控告熊[徐]氏。双方各走极端,置学务于不顾,该埠教育遂无形停顿矣。兹将董控徐呈文录下:“呈为学务股长徐昌言违抗法令、泄漏秘密、挑拨学潮、把持学务,恳请彻查,依法惩办,以维教育,而为官方事。查学务股长徐昌言,脑筋腐败,不明教育,专弄阴谋,排斥异已;不惟坚持谬见,抑且貌视公令。星五与其共事,知之较为确切,若知而不言,实无以对本埠青年学子。但星五现正被控,理应静候查办,何敢再声多读。惟为公务计,为教育计。大义所至,难安缄默。为此,谨将徐昌言关于办理学务劣迹,续陈如左:……(中略)以上四条(见上文),皆就其萃荤大者,缕陈钧座。至再愚而自用不明公牌,误解法令,积压案卷,为我督、坐办所深知,又为本署尽人皆知,无庸赘读。 继第二则消息刊载胪列徐昌言四大罪状向督办公署呈控之后,董星五唯恐督办公署不予受理或迟迟不予理会,乃又赴胶澳地方检察厅“呈控”徐昌言,业经检察厅堂讯,以“该视学所控纯系理想,毫无实据”驳回。但督办公署(政务科)为息事宁人,竟不论是非曲直,将徐昌言、董星五二人一并撤职了事。胶澳小学教职员联合会“为保持教育宗旨计,为挽救正义人心计,一再面请坐办(龚积柄),顾全道德教育,另予处分”。无奈龚积柄一味糖塞,一直不肯予以圆满答复。胶澳小学教职员联合会全体成员迫不得已,决定将真相公诸社会,12月1日,遂有致函《申报》之举(此亦即《申报》刊载之第三则消息)。兹将该函摘录于后,以窥见一斑。胶澳小学教职员联合会来函敬启者,胶澳不幸,学潮顿生,推厥原始,实由于前视学员董星五踩踏教育,激起公愤。鄙会同人,忍无可忍,联名具呈督办公署,请求撤惩。董星五知难幸免,诡计复生。竟赴检厅,呈控师学务股股长徐昌言,有所唆使。业经检厅堂讯明确:该视学所控纯系理想,毫无实据在案。查我国教育法令,以尊重道德教育为主旨,董星五控告乃师,其破坏道德教育,已属荒谬之至。而公署不论是非曲直,徐(昌言)、董(星五)并撤。似此处理不公,其何以励道德而维教育?鄙会同人,为保持教育宗旨计,为挽救正义人心计,再三面请坐办,顾全道德教育,另予处分。乃一味糖塞,迄无圆满答复。同人等迫不获已,共同表决,暂本良心主张,作正义奋斗。恐各界不明真相,有所误会,特述原委,恳祈贵报报馆重视典论,主持正义,教育前途幸甚,胶澳学子幸甚。此上申报台鉴。胶澳小学教职员联合会谨启。12月1日。另据李种蔚《“五卅”惨案前后青岛公立职业学校》一文回忆,徐昌言似与“胶澳商埠公立职业学校”成立有关——失学之礼贤书院学生代表在1923年5月曾因“胶澳商埠公立职业学校”迟未成立事“每日到督办公署向政务科科长王大桢(字芃生,政学系)及学务股股长徐虞臣(昌邑人)恳切要求与据理力争”:(一九二三年)四月上旬,教育厅已批准学生的要求,在青岛设立“胶澳商埠公立职业学校”。内分农、工、商三科,但因经费关系,先设商科,并拟发表王静一为校长。学生听说,极为兴奋。1928年(1928年后日伪时期,起始时间不详)——1943年,徐昌言任职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第二任校长。(日寇占领济南后,推行奴化教育,“日本教官是学校真正的统治者,一切事务必须报教官批准,校长不能违抗。第二任校长徐昌言就是由于与日本教官顶撞,而在1943年被日本人撤职。)1943年撤职后返回昌邑老家,后经朋友邀请去上海。1945年,在上海得知长子徐友骅还活着,心情激动后中风,病逝后由朋友葬于万国公墓。徐昌言育两子,长子徐友骅,黄埔军校第十六期通信兵科毕业,参加过常德会战、后跟随王耀武,任至通迅营长。1949年后去了台湾,曾任总统府侍从武官。次子谱名乐三,曾工作于济南医院。二人均已过世。
资料整理:赵凤虎(2023年4月)赵风虎,又名赵风虎,网名潍风,生于1955年2月,山东省昌邑市石牛庙村人。函授大专文化,中共党员,系《昌邑日报》《潍坊日报》《山东老年体育》等新闻媒体通讯员,昌邑文山诗词协会、潍坊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员,引领者文艺网诗词版、山东老干部之家网昌邑版版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在各级报刊杂志发表新闻、通讯、散文、故事、诗歌百余篇,网络文章、诗词歌赋千余篇。先后有十几篇诗歌作品获全国省市奖项。结集出版2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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