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于树桢（1879-1938），昌邑县西夏湾村人，因考中举人后又留洋日本，所以被后人称为洋解元，洋举人。祖父于锡龄，父于渤。兄弟八人，桢居四。世居夏湾村，少时聪慧，好学成癖，遇事善问，动作言笑，刚方不苟，每写作文章从来不打草稿，秉笔直书。少在家塾从其父于渤攻读，参加莱州府考，一举中得庠生，被莱州府考院举荐，纳廪入贡，获拔贡之资历，又被荐入国子监。清朝时太学即是国子监的俗称，国子监是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生就是在太学就读的生员。其学生来源主要是全国各府、州、县按名额贡入之庠生，有岁贡、优贡、拔贡、恩贡、副贡等名目，号称“五贡”。他们只有生员(即秀才)的功名，若想再进一步，仍须参加乡试。亦是更高一级的举人。若不再考取功名，以国子监监生身份入仕，则多被用做县丞或教谕、训导等学官。职低而俸薄，权轻而利小。因此，学生学习积极性一直不高，学校课业也就相对宽松懈怠。加之封建时代教学方式之陈旧落后，教学内容之枯燥贫乏，使得学生主要的功课便是背书、写字、作文。“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即是对此辈的生动写照。
于树桢在国子监太学刻苦攻读三年，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等事变，清朝统治几近倾覆。时在1903年，清朝政府为巩固其统治，选拔效忠大清帝国的有用人才，在北京举办京闱乡试，参试者多是国子监的太学生。三场过后，于树桢壮志在胸，信心满怀，待到揭榜之日，一举夺得头魁，被授予解元之学位。于树桢高中解元的报单传至家中，举家皆大欢喜，一时旧交攀亲，官家走访，富家致贺，友朋道喜，使得整个夏湾村比过年还热闹。
为彰显门第的庄严和气势，先在自家大门前竖立旗杆，将朝廷授予的“解元”牌匾挂在大门之上。举家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于树桢一举成名天下知，成为了于氏家族的骄傲，全庄人都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外族宗亲也是乐此不疲，都以先知为荣。为不忘先祖荫德，聪听祖训，缅怀宗功。于氏祠堂也被漆刷门面，祖宗灵牌擦洗一新。由宗族庙产出资，在宗祠大门前竖立旗杆，就等到于树桢由京城返乡归里，祭拜宗祠家庙，为的是以光前烈，以裕后坤，激励村中学子发奋苦读，期盼有更多的人才早日显露锋芒，为家族增光添彩。
京闱乡试刚结束，日本政府同意中国往日本派驻留学生，此举被清朝政府视为培养“新政”人才的快捷方式，并许诺留学费用全由政府承担，归来分别赏予功名﹑授以官职。在京闱乡试举人中，已有多人在报名之列。于树桢是这次乡试中的解元，首先被清廷选中，即日起就赴日本留学，故不能归家祭拜先祖，探视家人。
于树桢被选派留日学生的消息传至家中，引起一片哗然。族中长者及其父亲都极力反对，因是政府行为，虽心中不情愿，只得默许。去信于树桢反复叮咛，“身居异国，莫忘桑梓，学业早成，报效朝廷。”
于树桢到日本后，被分派到早稻田大学。早稻田大学创办于1882年，本部设在日本东京，是日本久负盛名的顶尖大学之一。于树桢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农民生产经营的不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陈旧的生产方式，几千年不变的生产工具，落后的生活习俗，愚眛的人生说教，这一切的一切都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他常言：“要救国得先救农人，要富国就得先在农村变革图强，把农民从狭隘落后的生存理念中解脱出来！”在早稻田大学填报志愿时，他毅然决然的填报了众人都看不起的农学科。日本先进的农学理论使得于树桢思路大开，决心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农业科学实验中去。
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1906年于树桢在黄兴、宋教仁、陶成章等人的鼓动下，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最先报名参加了同盟会，同盟会在日人员的组成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留日学生。他们的革命号召获得国内的热烈响应，归国后极大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进程，在辛亥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留日学生中涌现出黄兴、宋教仁、邹容、陈天华、秋瑾、陶成章、林觉民、方生同、胡汉民、居正、焦达峰、陈其美、朱执信、廖仲恺、鲁迅、陈独秀等一大批著名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同时日本政府也在留日的中国学生中培养亲日的学生，鼓动在校的日本学生与中国留日学生建立友谊，帮助解决留日学生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为以后的在华利益安插代理人，所以中国留日学生都有较多的日本朋友。
于树桢从日本归国后，留日的同盟会员多数都参加了辛亥革命运动，而他却不改初衷，怀着尽快改变中国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的雄心，热心倡办农业学堂。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被聘去任奉天（沈阳市旧称）农业学堂校长，学堂设立林业、畜牧、农业、桑蚕等科。师资都是来自国外的留学生，学生来自周边的农村富足的家庭，一时生员盈满，师长尽力，学子苦读。西方的农、林、畜、桑的科学教程，使学子们都如闻天书。
自清末废除科举后，中华精英首先提出实业救国的口号，在山东组建了山东农业高等专门学堂、山东矿业专门学堂、山东商业专门学堂等七所教授人才的大学堂。实施民国新政以后，山东高等农业学堂(今山东农业大学前身)，是清末至民国山东唯一的一所高等农业学堂，是当时山东规模最大的一所农业学堂，也是清末众多农业学堂中办学最有成效的学堂之一。学堂的成立给山东传统的小农社会注入了新的科学活力，对近代山东农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学堂于光绪三十二年八月（1906年9月）筹建，建校之初，师资贫乏，行外之人参入领导，教科分类，难以定夺，教程编排不易理顺，新生入校也是所学无章。于树桢在奉天农业学堂不到一年，1909年他的留日好友周仲瑶（安丘周家台人）持山东巡抚杨士骧函邀他回山东组办山东高等农业学堂。接此函札，于树桢辞去校长职务，跟随周仲瑶回到了济南。
由周仲瑶任校长，于树桢任教务长，并于这一年的9、10月间开始招生，招生时定名为山东高等农业学堂。学堂额定学生400名，由于当时尚缺乏合格的中学毕业生，不得不参照定章，量为变通，先设中等农、林、蚕三科，兼令补习普通学，三年毕业，升入高等本科，亦以三年毕业。山东高等农业学堂是中国北方最早的高等农业学堂，也是今山东农业大学的前身，学堂广大师生怀着“教育救国”“农业救国”的理想和抱负，在艰苦的环境中，认真执教、刻苦学习，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于树桢在校任上招聘师资，制定章程，精研教案，整日里授生徒于疲倦中。一日他的一个日本同学到济南造访于他，寒暄过后，于树桢知其任职日本驻青岛领事，日本同学劝他到青岛做事。于树桢表示，到青岛可以，但还是要创办农学。他在山东巡抚杨士骧和日本同学的资助下，在崂山创办农业研习所，作为农业高等专门学堂的林业、农业实验基地，于树桢在此基地住有大约两年。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于树桢被推举为国大代表，参与大会拟制建国大纲。入会同仁一致荐举他为国民党立法委员，于树桢见党派内争斗不断，口号喊的同一，各个派系心存鬼态，为争其席位，明枪暗箭，难以归统，他以办学为第一要务为借口，力辞退托。在大会进行期间，托书乡贤，声言：“此会之旨，开辟建国新政，言为此体制为中华四千年来首开先河，定得万民拥戴而立天地。但入会者多为官迷，恐难久长！”
到张宗昌主政山东时，因要充扩军队，财政无力支付学堂经费，把七所学堂归并为山东大学。组建山东大学后，于树桢来到了青岛，时有日本同学山岛措郎拜访，二人谈起山东的农业经济现状，山岛措郎拿出一册《胶济铁路沿线经济调查》的数据说：“山东人口3778万人，耕地面积约为125931千亩，洵为农产繁富之区，以土货而论，若丝、靛、棉、谷、果实、药材均属大宗，惟民智未开，一切种植尚少新法。加之灾荒频仍,农业生产工具简陋，生产方法落后，农业经济千百年来在封闭的社会里低水平重复运作，缺乏变异性的新生力量，靠农民直接经验的积累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很难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作物产量低下。因此，只有启民智，兴农学，开展农业教育，才能适应山东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树桢对山岛措郎的言语深感震惊，为何日本人对山东的农业概况了解得如此透彻，话虽在理，怕的是日人另有图谋，在交往时就心存戒备。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炮声惊醒了昏睡中的国人，日军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山东大学在惶恐中准备迁校安徽安庆，于树桢的日本同学多次找到于树桢，许以高官，劝其留在青岛。日人轮番的劝说引诱，于树桢不为所动，此时他深知，若留在青岛必成日人帮凶，定落个汉奸罪名，有辱祖宗名声，名侮青史，遭万人唾骂，毅然决然的跟随山大同仁迁赴安庆。
山东大学新校设在安庆，于树桢为开辟新校筹建基地，在安庆政府的协调下征用当地农民的土地，学校付给农人地钱后农人反悔拒征，于树桢率领师生找其理论，言语一时不和，双方发生械斗，为避事态扩大，他率领学生退出，当走到半路，想起还有一些书籍存放在帐篷内，就率领学生三人回帐篷取书，村中无赖见其力单，群起而殴，三人无一幸免，惨死在农人的棍棒之下。
事件发生后，《民生日报》首先发布消息，刊载事件经过，引起全国人民的震惊和愤慨，知识界一致声讨，山东大学的学子在安庆游行三日，要求民国政府严办凶手。陶行知听说于树桢被害的消息，仰天大哭，声言：“君早去，谁问黄土，谁问苍天，谁观农桑，谁悯农人？”众学子含泪抬棺南迁，走到武汉时为其举行了追悼大会。时日军已过黄河，山东驻军南撤，山东失守。山东大学只得南去四川，后并于西南联大。
于树桢是中国农业科技开拓者，是中国农民教育的先驱。他的一生志在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拒辞清平知县之职，不为日人的高官厚禄的引诱所动，立志教书育人，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广袤的黄土地。
赵仲泉写于《于家夏湾志》稿
于树桢，男，山东昌邑县人。清末留学日本，1912年（民国元年）毕业归国。1913年1月，应聘至山东公立农业专科学校，后任教务长。担任教员兼通译。在校期间，主要教授《农艺》课程。
主要参考资料：《山东农业大学史》，第6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