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陈老师是我小学时的老师。
我们的小学叫陈庄小学，座落在东陈村和西陈村之间。办公室由原来的家庙改造而成，在学校最后一排。前面还有两排茅草屋，是教室。
那时学校里大概七八个老师，大都是本村或者邻村的。陈老师是本村的，任高年级数学体育常识等课。他经常穿一身毛绒绒的蓝中山装，四个兜兜儿翻在外面，左上方的口袋里总插着一支钢笔，笔帽儿亮闪闪的。
我上三年级时，陈老师成了校长。他非常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和学习成绩，对好人好事、成绩优秀的同学，大会小会地表扬，还经常敲锣打鼓“送喜报”。
至今我还记得“送喜报”时的热烈场景。
送“喜”大军在陈老师的带领下，举着彩旗，敲着锣鼓，“咚咚锵……咚咚锵……”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地挨着转。转到受表彰的同学家，陈老师亲自把大红喜报郑重递到家长手中。许多家长哆哆嗦嗦接过喜报，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声说感谢感谢，都是学校里领导老师教育的好。享此殊荣的同学个个心花怒放，比过年过节还高兴……
整个小学阶段我却一次喜报也没得到，非但没得到，还差点儿被当作反面典型点了名。
那年秋假里，我和几个同伴在小河边拾草。拾着拾着，突然有人提议弄几个地瓜烤着吃。这样的“好事儿”，哪有不响应的，于是几个人如侦察兵一般，蹑手蹑脚摸进了地瓜地，镰抠手挖起来……
“谁？干什么！”我们慌忙循声望去……嘿！是亚丽，二队的，高我们一级。我们岂会把一个小丫头片子放在眼里，反正大人们还隔着老远，便旁若无人地继续挖，就像挖自己家里的。亚丽急眼了，像一只发疯的母鸡冲了过来，边跑边扯着嗓子喊：“快来人啊！有人偷地瓜了……”我们一看大事不妙，纷纷落荒而逃……
开学当天的师生大会上，陈老师发火了：“……唵！真是太不像话了，真是欺人太甚了！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唵，明目张胆！这是什么行为？这是破坏公共财产的可耻行为！大家说可耻不可耻？”“可耻！可耻……”同学们的呼应声震耳欲聋。我们几个做贼心虚，羞愧得将脑袋埋在胸前，恨不得找个缝儿钻进去……“在这里我要特别表扬韩亚丽同学！她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保护了集体的财产！至于那几个偷地瓜的，我也知道是谁，希望你们下不为例，痛改前非，今天就先不点他的名了。”陈老师这一番话，慷慨激昂，义正词严，极大地震慑了现行的和潜在的“犯罪分子”，偷鸡摸狗之事从此几近绝迹。
升入五年级后，陈老师才教我们数学，只教了一年。我想陈老师一定是全校数学水平最高的，要不然他怎么老教毕业班呢？当时我们学的是真分数假分数比例问题工程问题乱七八糟一大堆，陈老师在黑板上一长串一短串地写着分子式，写得飞快，边写边讲，不时问一句都听明白了吗，我们说听明白了。他迅即把黑板速速擦掉，继续写继续讲，不知疲倦。板擦扬起的粉笔末儿沾在了他的头发上衣袖衣襟上，披霜戴雪的，像个仙翁。同学们忍俊不禁，他自己却浑然不觉，仍滔滔不绝地讲，讲得唾星四溅。讲完了，就让我们“爬黑板”。做对了，很好，说说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做错了也不要紧，你自己知道错在哪儿吗？晓得了马上改，不晓得也没关系，早有同学高高地举起了手，“我我我”地喊着，争着上来纠错……现在想来至少“爬黑板”环节，就是当下所提倡的“自主——合作——探究”教学模式，只不过那时没有这样的提法罢了。
那年毕业考试我们班的数学成绩相当好，只有两个同学没过九十分，听说是全公社第二名，差一点儿崴了中心完小。
我们小学毕业后没几年，陈老师就去了另一所大学校任教导主任，再后来调入镇教委工作。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保持着一贯的勤恳与严谨，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师德标兵”。
前些日子陈老师突然驾鹤西归了。噩耗传来，深为震惊，不晓得一向康健的他究竟得了啥急症候，后来才听说是因心脏病突发抢救不及而亡故的，之前毫无征兆……
斯人已逝，师风长存！愿陈老师一路走好……
（编辑：家乡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