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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昌邑博士家庭

    金春明,1932年生于吉林延吉,祖籍山东昌邑。历任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文化大革命”论析》、《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建国后三十三年》,合著有:《不平凡的七十年》、《“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新中国编年史》、《中共党史纲要》等;

  妻子:李振霞,66岁,中央党校教授,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

  女儿:金萤,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后;

  长子:金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小三:金侠,英国剑桥大学博士;

  小四:金延,中国航空研究院博士

  金春明、李振霞二位教授的一个女儿、三个儿子都是博士,女儿还是博士后,许多人称之为“博士之家”。作为4个博士的父母,他们是怎样教育子女的?

  以下是石家庄日报记者趁李振霞教授在河南讲学之机采访了她,听她讲述了培养4个博士儿女的故事。

  我和老金都是读书人,最大的愿望是孩子们长大后在学问上超过父母,所以在早期教育时期即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

  女儿金萤聪明伶俐,读小学4年级时,班主任老师向我反映说,金萤智力超常,建议让她跳班读初中。对于“超常教育”,我和老金不敢苟同,万丈高楼平地起,孩子要一步一个脚印走路,决不能拔苗助长。

  在男孩子的培养上,我和老金主张“文武双全”,不但要让孩子们学到知识,还要有个好身体,有阳刚之气、浩然之气。

  不管什么时候,我们一直注意培养孩子们的勇敢精神。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老金被打成“黑帮”,孩子也成了“黑五类”,一出家门,就被“黑帮崽子”的叫骂声淹没。躲在家中也不安全,门窗、玻璃被砸碎了,刚满3岁的孪生兄弟吓得钻到床下。这时,我和老金教育孩子,不要怕,要有胆量,有智谋,要相亲相爱,姐姐哥哥要帮助弟弟、保护弟弟。10岁的煜儿听话懂事,一身是胆,他爱打篮球,身体棒,是弟弟的“保护神”。一次,20多个孩子高喊着“打死黑帮崽子”围攻他们哥仨,煜儿挺身而出,结果被打得遍体鳞伤,但回到家中却装出很轻松的样子,我和老金心疼得直掉泪。“文革”当中,不少父母自身难保,有的孩子吓出了神经病,甚至自杀身亡,而我们的孩子在叫骂挨打中,照样去打篮球、乒乓球,去图书馆读书。

  我和老金把兴趣、意志、品质等称为“非智力因素”。我们认为,“非智力因素”对孩子的成长十分重要。“读书无用论”中求学

  “文革”当中,“读书无用”的社会思潮泛滥开来,许多孩子丢掉课本,成了红卫兵,我和老金有些担心,但孩子们对那些事并无兴趣,而是呆在家中啃了不少课外书。

  我们家藏书很多,都是平时省吃俭用买下的,像《西游记》、《红旗飘飘》等,金萤、金煜如饥似渴地读,小三小四在一边看连环画,互相讲故事,兄弟俩对《十万个为什么》最感兴趣。这样,外面在打倒牛鬼蛇神,孩子们闹中取静,从未间断学习。

  1969年,我和老金被下放到河南省西华县“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在我们的全部家当中,书占去绝大部分。老金说,这是精神食粮,要让孩子们吃饱吃足,将来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五七”干校,金煜很快成了“孩子王”,爬树、掏鸟、捉鱼样样在行,领着一群小朋友疯玩。暑假里,小三小四也天天在外疯跑,学习有些松懈,开学的前一天,两人的假期作业还没有做完。我强令他们必须连夜完成。油灯点上了,两个小家伙埋头做了起来,我陪着他们。当邻居熄灯睡觉时,我们还在熬夜,两个孩子困得直打哈欠。困极了,自觉地到门外吸口凉气提神。深夜两点,小三先完成了,却掉下眼泪来,我抓过孩子的手一看,食指红肿,我心疼地轻轻揉着,小三泪汪汪地说:“妈妈,我是为您哭,干了一天重活了,还陪我们做作业,都怪我们不好……”

  孩子们懂事了,学习兴趣高涨起来,有时一学就是好几个小时。“弓满弦易断,锋利刃易折。”我深知学习要一张一弛、劳逸结合,于是反过来“逼”他们去玩,去打篮球、乒乓球,下河捉鱼……“个别谈话”

  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有时要对他们进行批评甚至严厉的批评。我和老金有个原则:在饭桌上不批评,以免影响他们的食欲和健康;在客人面前不批评,以免影响他们的荣誉感和自信心;全家人在场时不批评,以免影响姐弟间的相爱与好感;我们过于生气时不批评,以免“走火”伤害孩子。还有,批评孩子时,我和老金能保持一致,从不一个批一个哄。

  批评要讲究策略,我们的具体方法是“个别谈话”,即把孩子叫到一个没人的房间,面对面谈话。

  小三金侠读初中时,有一次竟然“大闹”课堂。那天上午,上课铃刚响,老师走进教室,室内吵吵嚷嚷,老师脱口一句:你们简直像《智取威虎山》里的土匪!金侠是班干部,当即站起质问老师:您为什么把同学们比作土匪?您来的时候上课铃刚响,同学们正在坐,怎能没有声响呢?老师很生气,说金侠你不帮我维持纪律,还闹课堂!说完生气地走了。

  “状纸”递到我和老金手里,怎么办?

  金侠被我叫到小屋内,这孩子脾气很倔,没有错无论如何也不承认。我先肯定了他在班中的成绩,接着询问闹课堂的原因。金侠一口咬定老师有错误,说怎么能把门一摔就不上课了?我谈了半个小时,没谈赢,老金上场了。金侠说,如果有错误也是两边都有。老金很严厉:“小三,现在先说你自己,是维持纪律好,还是闹课堂好?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到课下反映?”老金抓住了要害,不大一会儿,金侠低头认错了。及时放飞

  从“五七”干校回北京后,孩子们的成绩在班中都是数一数二。此时,他们已有了自己的理想,学习分外刻苦、自觉。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女儿金萤考上了首都医科大学。

  1979年,大儿子金煜考取了青岛海洋大学。这孩子一心向往大海,本来按他当时的成绩,上北大不成问题。

  1980年9月,小三如愿考上协和医大。小四则被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录取。

  孩子们像雏鹰一样飞出家门,飞出爸爸妈妈的怀抱。尤其是大儿子金煜,离开北京,去了梦想中的海滨。好长一段时间,我心酸、难过,一种可怕的孤寂缠绕着我,尽管每隔一段时间另三个孩子就回家陪我,但仍排遣不去我对他浓浓的牵挂与思念。

  女儿来做我的工作了:“妈妈,您不是常鼓励我们高飞吗?如果长期在您的羽翼下,就永远不能成为远飞的大雁!”我冲孩子点点头。女儿接着说:“妈妈要有思想准备,总不能放走一个难过一回。”

  1981年暑假,4个孩子都在家。弟兄三个商议一番后,说要骑自行车去十渡游玩。十渡是北京郊区的一处自然风景区,距城90公里。金煜说骑车需10个小时,往返得3天时间。去就去吧,锻炼一下意志,我答应了。

  孩子走后的第一天,我心绪不宁。10个小时的路啊,万一下雨了怎么办?车子出了毛病怎么办?我如坐针毡。第二天,真的下起雨来,老金安慰我说十渡可能没下雨。入夜了,滴滴答答的小雨下个不停。这漆黑的夜里,孩子们会不会遇到蛇蝎虎狼?会不会迷路?我不能入眠。第三天,孩子们还没有回来,我在家门口踱来踱去。没有电话,没有交通工具,他们饿了怎么办?第四天下午,孩子们终于回来了,原来刚出发车就坏了,下山时又迷了路,但哥仨不急不躁,克服了意想不到的重重困难,安全返回了。

  孩子们这次出游使我感悟很深。看来,真该放飞他们了,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保护自己的盔甲”,那就是知识武器、身体素质和广泛兴趣。攀登“珠穆朗玛峰”

  孩子们大学毕业后,为充实提高自己,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了。

  1989年,金煜远赴美国读书,从事地球物理研究。接着,小三也去了英国学习,研究艾滋病。

  1991年春的一天,我接到金煜的国际长途:“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准备攀登珠穆朗玛峰!”我一愣,问和谁一起去,他回答说和金侠。我感到蹊跷,说你在美国学地球物理,金侠在英国研究艾滋病,登什么珠穆朗玛峰!金煜笑着向我解释:“妈妈,金侠准备攻读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我也想去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我这才恍然大悟,孩子开了个玩笑,是要攀登事业上的“珠穆朗玛峰”!剑桥和麻省理工,都是世界顶级的大学啊,太难考了!我委婉地劝金煜:“你不如申请哥伦比亚大学,让金侠申请读伦敦大学,这都是世界著名大学————”“不,妈妈,我们已经商量好了!”金煜自信地说。

  事后,我向老金说出自己的顾虑:两个孩子一旦考不上,恐怕会误了读一般大学的机会,太冒险了!老金说:“他们对实力会有正确估计的,没有把握不会作这种狂想。”

  数月后的一个晚上,金煜打来电话:“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金侠已申请到全额奖学金,不久就到剑桥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我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了,也是全额奖学金……”金煜在电话那边很兴奋,我的手也在颤抖。

  好消息接连传来。

  1991年底,女儿金萤告别原单位北京友谊医院,飞往美国,攻读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后。她从事基因研究,多篇论文发表在美国著名杂志上,而且,她还是研究室的台柱子,美国不少名牌大学的学生有问题也请教她。

  1992年,小四拿到了中国航空研究院博士学位。同年,加拿大自然科学工程委员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公开招聘研究员,在中国限招1人,小四有幸被录取。之后,他以“国际研究员”的身份飞赴加拿大。

  孩子们一个个高飞了,都有了自己的事业,看来,我也该“退役”了,没必要再搞“遥控”,就让他们自由翱翔吧!

  1996年,第30届世界地质年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首次举办此类世界性学术会议,金煜代表麻省理工学院参会,受到朱总理的亲切接见。1997年,金煜在世界一流杂志《自然》上发表了学术论文。

  1996年7月,加拿大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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