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日前，昌邑市博物馆开展文物普查，在北孟镇曹戈庄村南湾边发现一块石碑。石碑青石质，方首。碑身长1.9米，宽0.8米，厚0.21米。碑身正面题写“节励松筠”四个大字。是谁题写“节励松筠”？是谁荣膺如此褒奖？是谁撰拟行状呈请褒奖？文管人员经过整理，发现碑文保护完好，一连串疑问被揭开，一个个鲜活人物和动人故事得以重现。
是谁题写“节励松筠”？石碑正文“节励松筠”四个大字，字体端庄大气、笔力雄浑，又不失灵动飘逸、俊朗有神，字里行间风神洒落、境界高深。观字识其人，一笔一画间透出书者身份不同寻常。他是谁？细察碑阳正文，抬头题写：“大总统题褒曹振江妻李孺人节孝”，落款为：“中华民国九年八月谷旦”。从时间推算，该碑正文“节励松筠”为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所题。据史料记载，徐世昌（1855、10—1939、6），字卜五，号菊人，生于河南卫辉，早年中举人，后中进士。民国七年10月选为民国大总统，民国十一年6月辞职。他国学功底深厚，不但著书立言，而且研习书法，书宗苏轼，略变其体。一生编书30余种，被后人称为“文治总统”。徐世昌幼年丧父，母教甚严。虽家境贫困，典当以延师教子，并自督课，且重德育。徐世昌回忆说：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其母宁可将食物扔掉，也不让徐世昌食用。徐世昌稍稍长大一些，每交一个朋友，他的母亲一定去考察一下那人的人品如何，如果真的是贤才，则以美食款待；否则立即训斥并令其不再来往。族人看他们母子清苦，劝其依靠县令亲戚，徐母说：“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民国七年，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官至巅峰，地位显赫，其国学及书法造诣，更显高深。石碑发现于偏僻的乡村，或许是石碑主人的事迹感人至深，打动了大总统，也或许是石碑主人遭遇与其同病相怜，令大总统感同身受，而欣然命笔，不吝褒奖。据市博物馆查考，民国时期昌邑获大总统赐题褒奖的仅有五人。是谁荣膺如此褒奖？获得大总统题褒，足以荣宗耀祖，流芳后世。石碑主人是谁？文管人员清洗石碑，背面碑文清晰可见，读毕豁然开朗。碑文如下：“李孺人，昌邑有才公女。幼聪敏，事父母定省有常，有孝女名。十七岁归同邑曹公振江，事翁姑无异事父母。越三年，姑殁，相夫治丧，尽哀尽礼。姑遗幼子女各一，提携抚养，悉惟孺人是赖，不幸寻皆夭折，孺人恸之若己出。不数年而翁又殁，葬之一如葬姑。又数年而夫殁，孺人痛绝复苏者再三，苏后誓以身殉。孺人生有二女而无子，邻族咸以立后嗣、抚幼女相慰劝，孺人始节哀，而自操家政，时年三十岁。自是教育二女，习针黹、勤纺织女红，各极精致，而阃范尤严。厥后长女归王门，次女归刘门，修行妇道，各能得翁姑欢，盖孺人之教也。惟二女既嫁，孺人形影相吊，操作益苦矣。侄辈屡劝之少息，则曰：‘坐享成福，恐家产坠落，玷汝家声也’。侄辈见其精神委靡，问之则曰：‘余每纺织至夜半，而翌晨犹须早起，故也。’昔敬姜夜织，尝曰‘劳则善心生’，孺人得其遗范矣。孺人于里中游手子弟一介不与，而于勤俭者则不吝升斗。彰善瘅恶，树之风声，乃士君子之行，而于巾帼中得之，是大有功于风化者也。民国七年，孺人从侄子固君游学京师，为呈请褒扬，业蒙大总统以‘节励松筠’旌其门。犹恐久而磨灭，遂将褒词勒诸贞珉，复嘱余为文以记之。余因以子固所状详其事，以俟后之采风者焉。孺人年五十五岁也。”。
碑文张本继末，仔细品读，敬意油然而生。李氏自幼聪敏，十七岁嫁与曹戈庄村民曹振江。原本这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李氏孝敬公婆，操持家务，生育两个女儿。然天有不测风云，李氏的婆婆、小姑、小叔、公公相继离世。不久，唯一可以依靠的丈夫撒手人寰，李氏悲痛欲绝，誓以身殉。危难之际，族亲伸出关爱之手，“咸以立后嗣、抚幼女相慰劝”。曹振民与李氏丈夫曹振江为族亲五服兄弟，为人宽厚，古道热肠，素享较高威望。据《曹氏宗谱》记载，民国四年，宗谱按例第九次修续，他在序中写到：“族谱九次重修之期，族人推余总董其事”。由此可见，他在曹氏家族中有一定的地位和威望，家境殷实，人丁兴旺，属书香门第、名门望族。李氏遭遇不幸，他倾力相助，忍痛割爱将二儿子曹树植出绍与李氏为子。李氏再燃希望，一方面勤俭持家，凭孱弱之力，重振家业；一方面教育子女，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为倡树族风乡风，常资助乡邻，但自立规矩，“游手子弟一介不与，而于勤俭者则不吝升斗”，倍受乡邻赞誉，在一方传为佳话。是谁撰拟行状呈请褒奖？李氏事迹感人，但其为乡村一普通家庭主妇，何以呈至大总统案头，并题辞褒奖？据碑文所述：“民国七年，孺人从侄子固君游学京师，为呈请褒扬，业蒙大总统以‘节励松筠’旌其门”。其中提到的“子固君”又是何人？追本溯源，此事缘于京师学子曹树坚。曹树坚，字子固，十六岁考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第七届史地部；1922年在省立临沂第五中学任教；1931年转至济南，任教于省立第一师范。翌年，与四同事合伙兼职创办实业——“五大牧场”（今佳宝乳业前身）。之后，调任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是该校的第六任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投笔从戎，返乡加入国民党苏鲁战区第四纵队任参议；1948年，暂住青岛，辗转上海，最后在北京一所大学任图书管理员。他自幼天资聪颖，有过目不忘的智商。儿时熟读《四书》、《五经》，经典文章倒背如流，是当地有名的“神童”。京师苦读四年，学成返回家乡，成为远近闻名的乡贤才俊。他书法功力深厚，昌邑南部至今留存诸多石碑，出其手笔。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曹氏家族启动第十次《曹氏宗谱》修续，受家族长者邀约，为修谱撰文题序。他重视家族意识和家族观念，序言中提到：“族谱至此，详且密矣，而修谱者亦用尽心思矣。我辈后生，可不敬其事耶？然世风日颓，人情日漓，以氏族为门阀基础，以谱牒为封建表现，破坏摧残，不遗余力，谁复有敦宗睦族之意也？无怪其父子视同路人，兄弟且成雠仇也。愿吾族人力挽颓风，勿为邪说所欺，按例修谱，勿忘前人之志，则幸甚矣”。他在赞扬修谱者尽心尽力、精益求精的同时，明确反对民国时期破坏族谱、族规所造成的“世风日颓，人情日漓”，具有真知灼见。目前，《曹氏宗谱》及其题写的序言依然保存完好。现在读来，序言文字自然流畅、言简意赅，书法清新飘逸、丰厚雍容，表现其出类拔萃的文字功底和书法造诣。
当年出绍与李氏为子的曹树植，是曹树坚的二哥，由于这层关系，两家走动甚为密切。李氏的事迹令他看在眼里，感动于心。民国七年，他在京师求学之际，文思泉涌、一气呵成，撰写《曹李氏行状》，详述其实，上呈中华民国总统府。行状情真意切，大总统徐世昌倍受感动，挥毫题辞“节励松筠”，以示褒奖。民国九年，由湖南审判庭推事、海阳县于廉基撰文，高等小学教授兼校长段承坤题写，制成石碑，立于本村以示褒奖。碑文对李氏事迹所陈，多节选自曹树坚所拟《曹李氏行状》。如今，石碑仍在村委会院内保存，碑身基本完好。
另外，在村边还发现一长条石，刻有“志坚金石足挽颓风”八个大字，据文管专家鉴定，其为“节励松筠”主石碑的镶石，应该是一对，左右对称一副对联，遗憾只发现其一。该碑刻经李成恩老先生辨认，确定为曹树坚撰题。桑梓巾帼君子之行，李儒人荣膺志坚金石；京师学子撰呈行状，大总统题褒节励松筠。（王振江撰文）
是谁题写“节励松筠”？石碑正文“节励松筠”四个大字，字体端庄大气、笔力雄浑，又不失灵动飘逸、俊朗有神，字里行间风神洒落、境界高深。观字识其人，一笔一画间透出书者身份不同寻常。他是谁？细察碑阳正文，抬头题写：“大总统题褒曹振江妻李孺人节孝”，落款为：“中华民国九年八月谷旦”。从时间推算，该碑正文“节励松筠”为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所题。据史料记载，徐世昌（1855、10—1939、6），字卜五，号菊人，生于河南卫辉，早年中举人，后中进士。民国七年10月选为民国大总统，民国十一年6月辞职。他国学功底深厚，不但著书立言，而且研习书法，书宗苏轼，略变其体。一生编书30余种，被后人称为“文治总统”。徐世昌幼年丧父，母教甚严。虽家境贫困，典当以延师教子，并自督课，且重德育。徐世昌回忆说：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其母宁可将食物扔掉，也不让徐世昌食用。徐世昌稍稍长大一些，每交一个朋友，他的母亲一定去考察一下那人的人品如何，如果真的是贤才，则以美食款待；否则立即训斥并令其不再来往。族人看他们母子清苦，劝其依靠县令亲戚，徐母说：“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民国七年，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官至巅峰，地位显赫，其国学及书法造诣，更显高深。石碑发现于偏僻的乡村，或许是石碑主人的事迹感人至深，打动了大总统，也或许是石碑主人遭遇与其同病相怜，令大总统感同身受，而欣然命笔，不吝褒奖。据市博物馆查考，民国时期昌邑获大总统赐题褒奖的仅有五人。是谁荣膺如此褒奖？获得大总统题褒，足以荣宗耀祖，流芳后世。石碑主人是谁？文管人员清洗石碑，背面碑文清晰可见，读毕豁然开朗。碑文如下：“李孺人，昌邑有才公女。幼聪敏，事父母定省有常，有孝女名。十七岁归同邑曹公振江，事翁姑无异事父母。越三年，姑殁，相夫治丧，尽哀尽礼。姑遗幼子女各一，提携抚养，悉惟孺人是赖，不幸寻皆夭折，孺人恸之若己出。不数年而翁又殁，葬之一如葬姑。又数年而夫殁，孺人痛绝复苏者再三，苏后誓以身殉。孺人生有二女而无子，邻族咸以立后嗣、抚幼女相慰劝，孺人始节哀，而自操家政，时年三十岁。自是教育二女，习针黹、勤纺织女红，各极精致，而阃范尤严。厥后长女归王门，次女归刘门，修行妇道，各能得翁姑欢，盖孺人之教也。惟二女既嫁，孺人形影相吊，操作益苦矣。侄辈屡劝之少息，则曰：‘坐享成福，恐家产坠落，玷汝家声也’。侄辈见其精神委靡，问之则曰：‘余每纺织至夜半，而翌晨犹须早起，故也。’昔敬姜夜织，尝曰‘劳则善心生’，孺人得其遗范矣。孺人于里中游手子弟一介不与，而于勤俭者则不吝升斗。彰善瘅恶，树之风声，乃士君子之行，而于巾帼中得之，是大有功于风化者也。民国七年，孺人从侄子固君游学京师，为呈请褒扬，业蒙大总统以‘节励松筠’旌其门。犹恐久而磨灭，遂将褒词勒诸贞珉，复嘱余为文以记之。余因以子固所状详其事，以俟后之采风者焉。孺人年五十五岁也。”。碑文张本继末，仔细品读，敬意油然而生。李氏自幼聪敏，十七岁嫁与曹戈庄村民曹振江。原本这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李氏孝敬公婆，操持家务，生育两个女儿。然天有不测风云，李氏的婆婆、小姑、小叔、公公相继离世。不久，唯一可以依靠的丈夫撒手人寰，李氏悲痛欲绝，誓以身殉。危难之际，族亲伸出关爱之手，“咸以立后嗣、抚幼女相慰劝”。曹振民与李氏丈夫曹振江为族亲五服兄弟，为人宽厚，古道热肠，素享较高威望。据《曹氏宗谱》记载，民国四年，宗谱按例第九次修续，他在序中写到：“族谱九次重修之期，族人推余总董其事”。由此可见，他在曹氏家族中有一定的地位和威望，家境殷实，人丁兴旺，属书香门第、名门望族。李氏遭遇不幸，他倾力相助，忍痛割爱将二儿子曹树植出绍与李氏为子。李氏再燃希望，一方面勤俭持家，凭孱弱之力，重振家业；一方面教育子女，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为倡树族风乡风，常资助乡邻，但自立规矩，“游手子弟一介不与，而于勤俭者则不吝升斗”，倍受乡邻赞誉，在一方传为佳话。是谁撰拟行状呈请褒奖？李氏事迹感人，但其为乡村一普通家庭主妇，何以呈至大总统案头，并题辞褒奖？据碑文所述：“民国七年，孺人从侄子固君游学京师，为呈请褒扬，业蒙大总统以‘节励松筠’旌其门”。其中提到的“子固君”又是何人？追本溯源，此事缘于京师学子曹树坚。曹树坚，字子固，十六岁考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第七届史地部；1922年在省立临沂第五中学任教；1931年转至济南，任教于省立第一师范。翌年，与四同事合伙兼职创办实业——“五大牧场”（今佳宝乳业前身）。之后，调任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是该校的第六任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投笔从戎，返乡加入国民党苏鲁战区第四纵队任参议；1948年，暂住青岛，辗转上海，最后在北京一所大学任图书管理员。他自幼天资聪颖，有过目不忘的智商。儿时熟读《四书》、《五经》，经典文章倒背如流，是当地有名的“神童”。京师苦读四年，学成返回家乡，成为远近闻名的乡贤才俊。他书法功力深厚，昌邑南部至今留存诸多石碑，出其手笔。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曹氏家族启动第十次《曹氏宗谱》修续，受家族长者邀约，为修谱撰文题序。他重视家族意识和家族观念，序言中提到：“族谱至此，详且密矣，而修谱者亦用尽心思矣。我辈后生，可不敬其事耶？然世风日颓，人情日漓，以氏族为门阀基础，以谱牒为封建表现，破坏摧残，不遗余力，谁复有敦宗睦族之意也？无怪其父子视同路人，兄弟且成雠仇也。愿吾族人力挽颓风，勿为邪说所欺，按例修谱，勿忘前人之志，则幸甚矣”。他在赞扬修谱者尽心尽力、精益求精的同时，明确反对民国时期破坏族谱、族规所造成的“世风日颓，人情日漓”，具有真知灼见。目前，《曹氏宗谱》及其题写的序言依然保存完好。现在读来，序言文字自然流畅、言简意赅，书法清新飘逸、丰厚雍容，表现其出类拔萃的文字功底和书法造诣。当年出绍与李氏为子的曹树植，是曹树坚的二哥，由于这层关系，两家走动甚为密切。李氏的事迹令他看在眼里，感动于心。民国七年，他在京师求学之际，文思泉涌、一气呵成，撰写《曹李氏行状》，详述其实，上呈中华民国总统府。行状情真意切，大总统徐世昌倍受感动，挥毫题辞“节励松筠”，以示褒奖。民国九年，由湖南审判庭推事、海阳县于廉基撰文，高等小学教授兼校长段承坤题写，制成石碑，立于本村以示褒奖。碑文对李氏事迹所陈，多节选自曹树坚所拟《曹李氏行状》。如今，石碑仍在村委会院内保存，碑身基本完好。另外，在村边还发现一长条石，刻有“志坚金石足挽颓风”八个大字，据文管专家鉴定，其为“节励松筠”主石碑的镶石，应该是一对，左右对称一副对联，遗憾只发现其一。该碑刻经李成恩老先生辨认，确定为曹树坚撰题。桑梓巾帼君子之行，李儒人荣膺志坚金石；京师学子撰呈行状，大总统题褒节励松筠。（王振江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