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送给老乡高铭昱家乡酒水“天赐龙吟”
从八福村回到太平庄和英大爷道别，英大爷如何也不答应，非得留我们再吃顿团圆饭让我们第二天走。
晚上，张家大娘知道我们回到了村子，打着手电让儿子领着来到英大爷家。“上次（08年中秋）来我和你们说了半天话，那一下午话一句都没忘。这次无论如何也要见你们一面。我家里没有什么，给你两兜饽饽，我知道咱昌邑不缺这个，但这是大娘做的，你要拿着。”张家大娘有些哽咽地对我们说，她把我们当成了老家的亲侄子。放下饽饽，大娘亲切地与我们拥抱。故乡人身上的灰尘，对村子里的乡亲来说，都是家乡的味道，这是一百多年来几代人对故土的守望。
孙家大爷也赶来了，他说：“当初俺爷爷是和他（英秀山）爷爷赶着一俩大板车来的，俺先到了阎良谭家堡子，那个地方在官道边上，好住脚。住了一段时间又转过来这里（太平村）开荒，这里人少地多，（地）又便宜，一块银元就买一亩地。”孙大爷引出了一个新话题，谭家堡子是个什么村子？有多少昌邑人？英秀山老人又开始拿电话帮我们打听浦城昌邑村的其他长者。结果又有几个姓氏也说是先到了谭家堡子而后转到浦城。上午在八福村我们也听一位老人说过是从谭家堡子转来的。正好此时在渭南师范学院教历史的张始峰教授也回到了村子，通过张教授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应该是因为谭家堡子靠近官道，从山东逃荒过来比较好找，于是大家本着老乡的关系，就在这个村子住下歇脚。也是因为在此住脚的老乡越来越多，或许导致了周围的土地升值，也就失去了本来的优势。于是一些乡亲就开始转走关中腹地，寻找更荒凉的更便宜的地脚扎根。
英大爷家这顿临别的团圆饭，让我们萌生了去谭家堡子一探究竟的念头。既然当初那么多昌邑人去谭家堡子落脚，那么会不会还有昌邑人就定居在了那里？而这些人的后代是不是会了解更多的移民历史？次日一早，我们带着疑惑驱车西行，奔向西安阎良区谭家堡子村。
刚到村口，碰到个卖甘蔗的商户，他用标准的昌邑话告诉我们这就是谭家堡子村。心中大喜，又是一个昌邑村？继续盘问，方知该老乡老家潍坊青州。既来之则访之，还是入村看看吧。车子一边往里开，一边询问村民。连问了四五个，结果祖籍不是青州，就是济南。看来没什么可期望的了，去村支书家了解一下就打道回府吧，反正都是咱山东老乡，来沟通一下也蛮不错。
走进村书记家，崭新的二层楼房，还在一楼留了一个大过道，该过道足足可以开进一辆大卡车，甚是壮观。书记介绍说该村的房舍大都如此，又宽又高，房子天棚足有四米多高，落地窗宽敞明亮。开门见山问祖籍，村书记老家竟然是莱芜。就是山东庄了，我们昌邑之窗好像今天在完成“山东之窗”的工作，成了省级媒体了似的。书记热情地邀请我们去翻阅《谭家村史》，盛情难却，还是去看看吧。
翻开《村史》第一页，上面一句话让大家失落的情绪斗转，几近雀跃，书道：谭家村的居民，绝大部分是从山东迁移来陕，以高密昌邑居多。于是我们带着近乎“命令”的口气要求书记给我们找个明白历史的昌邑籍老人交流一下。好在该书记很是热情，立即拨通了《村史》作者的电话。话筒那头毫不客气的回答：“我就是昌邑人茫！”二话不说，驱车驶向该乡亲家。
通过了两层院子，两道房子，走进《村史》作者高铭昱的北屋。高老人如其姓，高大魁梧，标准的山东大汉。据他讲，谭家堡子实际现有近四千人口，而光昌邑籍人口就两千余人。所以村里的莱芜、济南、甚至河南籍人说话的语气也是浓浓的昌邑味。我们拿出李德罡先生委托我们带去的“天赐龙吟”送给高老，以表故乡人民对他的新春问候。高老高兴地接受了，并如小孩子一样要求立即打开一瓶尝一下家乡酒水。正好快上午十点了，这个时间正是陕西人吃早饭的时候。高老的老伴端上饭菜和咸鸭蛋，大家干杯共祝两地昌邑人新春相聚。高老捯起一块咸鸭蛋说：“本地人（陕西人）不会腌咸鸭蛋，也不吃这个，年轻时上公社学习，有个本地人听到我山东口音，非得要跟着来俺家吃咸鸭蛋，结果端上来他就是不下口，说不知道是带皮吃还是扔掉皮吃。这里的人也不吃鱼，我们祖辈喜欢吃鱼，过来一百多年了也不改这个习惯，一次一个本地人来俺家做客，他捯起一条小鱼，一口就咬掉了一小半，直接咀嚼着就咽下去了，结果满嘴的刺歇挥（儿）要了他的命，直说咱们山东人的鱼值不吃。”说完大家哈哈大笑，两地文化的差异，经常闹出意外的笑话。
饭后，高老拿出自己撰写的有关谭家堡子移民的资料和多年积累的陕西史志书籍，和我们一一介绍。
根据高老的描述，第一代谭家堡子居民大约是在1898年，由昌邑的孙姓（昌邑七里兰村）王姓（昌邑曹戈庄村）和高密的谭姓（高密谭家营子）来此建庄；
1900年，高密谭家营子石姓迁来定居。
1906年，北孟李家井、范家邱两村的范姓迁来；
1907年，北孟角兰村毕万全等携家人迁来村子。
清末，昌邑北孟孙家上疃孙姓、北孟曹戈庄曹姓来此定居（孙姓部分又迁往浦城太平庄）；昌邑北孟高阳街张姓迁来村子；北孟东角兰村李知经一家、北孟李戈庄刘姓、北孟小南孟刘姓、昌邑七里兰村高春贵一家迁来村子定居。
从高老的描述和蒲城几个昌邑村老人的回忆来看，我们昌邑及周边县市的移民多数自光绪末年开始西迁关中，到民国末年基本结束。那么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期，出现了如此大量的山东移民呢？这不仅仅是因为山东在该时期的洪涝干旱灾害，陕西发生的一个“竹竿事件”也为移民铺垫了环境。
同治元年（1862年）春，一批原籍同州、散伙归家的回勇（回族民兵）走到华州（今陕西华县）胜山小张村，有个回勇看上了村边的竹子，同汉族主人讨价还价谈妥价格买了一些。正在砍竹子时，主人的父亲来了。老头得知卖竹子的情况后，觉得价钱低了，想反悔。后来引发矛盾，双方冲突。并导致两个回勇死亡。
该事件的发酵引发了渭南、大荔、耀州（今耀县）、富平、同官（今铜川市西北）、高陵等地的回汉冲突残杀，汉族称“回回造反”，回族说“汉人灭回”。一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冲突才得以平定。十几年的回汉血洗，导致关中地区大量汉人和回民丧生，大量土地荒芜。
而这个时期的昌邑、平度、高密、安丘一带，因水利工程匮乏，在多雨年景，潍河、胶莱河就发威闹洪水，干旱季节又导致旱灾蝗灾。当时，渭南一带有个县令叫焦云龙，山东人，1878年开始先后在三原、临潼等地任县令。看到山东经常闹灾欠收，而陕西却有大量闲置土地荒芜，于是焦云龙写信动员山东人到陕西开荒，称“落户西安府，人人有饭吃，家家有地种，天天吃白馍”。 至此，一条引导山东灾民到陕西栖息谋生的通道逐渐形成，而潍胶两河的泛滥直接导致山东走西口闯关中的队伍中昌邑人的比例更多。
根据谭家村山东移民李知经1909年家书来看，当时谭家堡一带地价每亩不过三四两银，高陵、三原、渭南、蒲城等地价更便宜，每亩一二两银，甚至几百钱。于是一些山东移民在谭家堡子落脚后再次迁移到浦城一带，以用有限的银子购置更多的土地。
1911年辛亥革命后，山东战乱不断，而当时的陕西相对安宁，在民国时期，这也是促成昌邑人大量西迁关中的一个原因。
根据高铭昱送我们的史志资料来看，昌邑人闯西口，落户在阎良的其他村落中还有不少，在蒲城的孙镇昌平村，就是昌邑人和平度人共同来创建的村子，而在富平、大荔、延安、临潼、泾阳等地也都有昌邑人定居。现在陕西北部关中一带，大约有一百多万山东人定居，多数来自昌邑、平度、高密、安丘、青州、莱芜、淄博、济南等地，其中昌邑人估计要五六万左右，也就是说如今生活在三千里之外的关中地区的昌邑人，人口已经相当于我们昌邑本地人口的十分之一。
高铭昱给我们介绍迁徙历史
祖籍小南孟村的刘振邦给我们讲昌邑人与本地（陕西）人习俗文化的差异经常闹出的笑话。
高铭昱忍不住当即打开我们带来的乾隆杯与我们同喝家乡酒庆新年。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