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尾，我出生于山东潍坊北部的农家。
那时的乡间生活，尽管麦子面粉这样的细粮，仍旧一如既往的稀罕，但是地瓜、玉米棒子等粗粮，几乎连年丰收，已然极少听说有吃不饱肚子的事件发生。
至今想来，生产队时期，几乎年复一年，每到麦收时节，田坡里收回来的麦捆，解捆暴晒之前，在生产队的场院内堆放，重重叠叠，犹如连绵起伏的金黄色丘陵。
农谚有道“三秋不如一麦忙”。盖因麦收季节，强对流天气频发，电闪雷鸣伴随着瓢泼大雨，往往突如其来。
柴油机传动脱粒机，日夜震耳欲聋的，歇人不歇机。大约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方能够脱粒完毕。
昼夜劳作，连轴运转，本来疲惫不堪的人们，对于夜班，竟然趋之若鹜。
原因在于，夜班的人们，除“工分”翻倍之外，尚有一项平日里难得的福利，便是每到午夜时分，交接班的社员，可以在场院高杆上悬挂着的几盏雪亮汽灯之下，享用一顿油光可鉴的西葫芦菜汤，外加几大笸箩可以管够、管饱的麦子面“细单饼”。
这种入口绵软且劲道的“细单饼”，一张或者几张，卷起来“拤”在手上，呈紧实的筒状。早年间，日子宽裕的财主人家，除了可以卷入大葱、咸菜，甚至土豆丝、炒鸡蛋、猪头肉之类相当奢侈的“硬”菜，在麦收这类繁重的农活儿期间，管待干活儿的长工或者短工。
这就是莫言先生所著述《红高粱》当中，多次描述过的——那种使得一众“山东高密东北乡”土匪为之心驰神往、不惜冒着杀头风险，上山入伙儿的“拤饼”。
作为“闯关东”人群的主要发源地，取直改道之前的潍河流域，古来多灾多难。
我至今难忘流传于早年家乡的一首俚曲：张刘二车道（村），辛庄（村）玉皇庙（村），不是雹子打，就是河水涝。才得（刚要）还还阳，“胡子”来绑票······
不止是莫言先生老家的“高密东北乡”，其实在我毗邻渤海莱州湾的老家，也不止一桩听闻过类似的陈年旧事——沿海偏僻的农家，经常不幸被海上的“胡子（海盗）”或者兵匪难辨的“杂牌队伍”绑了票去。
实在凑不够赎金，那就杀一头猪，再挨门挨户跪求全村的“娘们儿”一起支起鏊子，烙上几笸箩“细单饼”，托“中人”送到指定地点，十有八九，竟然也能将人“全须全尾”的赎回。
建国之后，“胡子”们终于绝迹，潍河也再没有决堤。
挺过期间的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一段岁月，尽管各种“运动”接踵而来，庄稼仍旧年复一年的耕种。
一日三餐，镇日少不得玉米棒子面窝头咸菜。更有“贫寒”之家，常年水“发（浸泡软化之意）”了地瓜干子，到得举炊时，主妇们上锅隔水蒸熟，便是全家的一日三餐。“吃饱穿暖”情结之下，大人们无不传承一个知足。
只是每到“揭锅”开饭时分，往往有不懂事的孩子，面对那一垫子令人泛酸反胃的熟地瓜干，恐惧到声泪俱下、嚎啕大哭。结局大多是少不得挨上家中爷们儿结结实实几个鞋底，外加一顿暴跳如雷：“狗日的东西，难不成真得像你爹娘早年一样，要拖着打狗棍子‘出庄跋疃’，尝几年要饭的滋味儿咋的？”
所谓“出庄跋疃”要饭，确实是早些年遭遇“年馑”的常态。
我的几位姨、舅等近亲长辈，后来非止一次描述，他们曾于某些年的冬春季节，领着兄弟或者姊妹，到“围城靠店”的相对富庶之处，出门讨饭的经历。
之所以忍心派几个孩子“出庄跋疃”，盖因当时“政策”，成年人是为“在册”之劳力。贸然外出讨饭，一旦被值守或巡逻的民兵截获，“劝返”事小，吓人之处在于，会被冠一顶“恶意讨饭”的帽子，遭遇批斗或者游街，不免丢人现眼。
春季讨饭，缘于青黄不接，多会当天往返。而冬闲时节要饭，盖因天寒地冻，讨来的零星面食便于晾干保存。装满一条布袋，便会轮流扛回家中，随后重新上路。
大雪动辄铺天盖地的要饭途中，夜间歇宿的地方，多是所到之处，各村的好心之人铺垫了麦秸，却难以抵挡四壁透风的碾屋。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使得当下生活已然富足，然而人生已然垂暮的他们，至今感情格外亲近。
即便风调雨顺，奢望几顿细粮，须得熬到过年。
一进腊月门儿，便有满街的《忙年歌》唱道：“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祭灶之贡品）。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煮点肉。二十七，杀年鸡。二十八，贴窗花。二十九，蒸馒头······”
童谣历来大多是如此红火煽情，“年”也毕竟与寻常日子不同。然而真相是，肥硕的公鸡，是可以用来换钱的。而能下蛋的母鸡，倘若因为过年被杀掉吃肉，家中老婆十有八九会与“刽子手”拼了“血”命。因而，再嘴馋、再有“过年情结”的汉子，也不敢轻举妄动。
民间另有俚语形容庄户日子“掺水”之程度，道是：“（煮）一个（肉质腥膻因而不值钱的）老母猪打上十八担水”。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过年“煮点肉”倒可能确有其事——忙活一整年，再不济的人家，大抵都会称一小块儿肥多瘦少的猪肉，剁入自产自收的白菜、萝卜以为“肉馅”，算计着捏几顿饺子，烘托年味儿。匀出少许，每人煮一碗稀薄的肉汤，便堪称“过了个肥年”。
唯有豆腐算得亲切。听闻挑担串乡的豆腐梆子敲响了，端一瓢金贵的黄豆，兑换或大或小的一方，冻成蜂窝状，熬白菜自不必说。通行的吃法，乃是上锅蒸过，待其结为硬实的一坨。出锅凉透之后，下刀切作条块，撒上细盐，腌得齁咸，充作年节期间下饭的珍馐。
至于蒸几锅馒头，年初三之前贡献天地、祖先之外，尚需“锱铢必较”，当做正月里携带上门“攀亲”的节礼。故而除却乡村里在职的大队、生产队几层“官宦人家”，如若另有人家连贯食用到初三“圆年”之后，便真的堪称举村罕见的“殷实”人家了。
时至今日，即便不是过年，馒头和“拤饼”这种往日罕见的面食，也早已成为家乡寻常百姓的日常主食。
如果不再有天灾人祸，曾经的要饭，特别是一度受过民兵管制的“恶意讨饭”，大概会成为永远的过往。
除了吃饭穿衣这一桩，自古及今，农人们根深蒂固的觉得，鞭炮齐鸣“过大年”的那几天，毕竟不同于寻常的日子。
只是，壬寅虎年，家乡人的“大年”，不见了数千年来鞭炮齐鸣的那种普天同庆和喜气洋洋。
据坊间父老传闻，原因在于，“上面”有人要求，过大年期间，包括了农村的“全域”之内，凡“擅自燃放烟花爆竹”者，皆属于“恶意过年”。
“情节严重”的，一旦被逮住，“罚款”之外，是需要到“号子”里面去蹲几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