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冬天,多了一些宿命的意味。落光了叶子的树枝上,挂着两个空鸟巢,像是俩顶乡村老人丢弃的旧毡帽。村南的那条河流,变得比以前浅了,瘦了,沉默中透着忧伤。野地里,白色的雾状颗粒,洒满了田间积的草垛。寒气上升,弥漫在身体周围,濡湿了我的视线,也勾起我的记忆—— 那是备战备荒的年代,部队下令在队家属统统暂离部队。我和姐姐随母亲离开了部队,也离开了父亲,回到了父亲与二叔,三叔分家时,姐姐抓阄抓到的三间草房—东屋。记得三叔是用手推木头独轮车步行到县城车站接我们回村的。独轮车的两边放着两个藤条编的筐,我们老家习惯叫“偏篓”,我和姐姐一边一个,母亲跟在后面走。已经习惯南方气候的我和姐姐,寒冷将我们一双小手冻得通红,五个指头像五根细小的胡萝卜,我对着母亲直喊冷。母亲也许是又回到了久违老屋的缘故,兴奋不已,我的喊声她居然没有听见。二婶和奶奶听见喊声急忙出来迎接我们。二婶领着我,奶奶领着姐姐进里屋。一进屋,一股暖流传遍全身,哦!是奶奶提前为我们准备饭菜把炕烧得暖烘烘的。这时,我才感觉真的是到家了! 站在冬天的边沿,让我看到春天的希望,春天的乡村,百花开放,到处散发着野花的飘香。儿时的我会轻轻的闭上双眼,深深地吸一口气,静静地把那喇叭花的清香吸进鼻腔,然后再把喇叭花倒过来,把喇叭花的尾巴放在嘴里一吸,一丝甜滋滋略带酒香的甜水咽进喉咙,尽情地享受这大自然的恩赐。多少年了,我始终不曾忘却。村南的那条小河给了我童年的欢乐,也是我记忆童年的标志。河边每片草丛和小树林里一串串难忘的故事定格在我的记忆中。那条河,就像象棋棋盘上的河界,把我们两个自然村各分南北,界北是我们河北村,界南叫河南村。老祖先也许就是以这个河界来起的村名。两个村的孩子们就像棋盘上的棋子,有将有卒,几乎天天开战。开战似乎是男孩子的专利,可我这女孩也天天跟着瞎参合。开战时小伙伴们拿起土坷垃,憋足全身的力气,可也只不过仍到河的中心。可是个个精神十足,那种感觉好像已经打到对方“敌人”似的。边扔,口里还边喊着战斗口号,我还记得很清楚:“河南里,编笊篱,编不出来我揍你”。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野地遗留的谷垛,守护着余剩的希望。农家低矮的屋檐,充盈诱人的景色。记得回乡第二年秋天,一个黄昏的时节,天渐渐暗了下来,母亲匆匆推上独轮车,赶往坡里,坡里就剩下我们一家的地瓜还没拉回来了。母亲回来时我已在门槛上坐着睡了,姐姐也饿着肚子在炕上睡了。母亲把饭做好 把我们叫醒,我看见母亲的眼睛好像哭过,也许是母亲眼前的场景使她想我的父亲了————。第二天早上,看到院子里堆放哪么多的地瓜,我和姐姐高兴的手舞足蹈。母亲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把地瓜先切成片状,然后在地瓜片上切一个三分之二的小口,然后挂在铁丝上,母亲说这样地瓜干得快。铁丝不够用,就用细线把地瓜片串起来,有的挂在屋檐下,有的挂在树上。再没地方挂,各家各户干脆就把地瓜片摆在一望无际的坡里,晒干的地瓜片,远远望去就像一片片不动的白云,煞是好看。院子里串串瓜干在风的吹动下,就像悦耳的风铃,瓜干散发出一种甜甜的清香,让我至今都忘不了二婶包那地瓜面的粗粮包子。有一次在切瓜干时我不小心把中指的指甲都切了一个口子,鲜血直流,吓得母亲背起我就往卫生室跑,在确定没有伤着骨头后,母亲才松了一口气。那次的一刀给这个指头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老屋大车门对面的小巷非常狭窄,窄得似乎不能两个人并肩而行。高高的青砖墙头上,干枯杂乱的狗尾巴草在风中萧瑟着,时常能闻到谁家炒虾酱的香味和烟囱冒出来的那种烧草木的烟味,巷子里住着七、八户人家。老德茂家把胡同的最南头,一个老绝户,论资排辈我得叫他三爷爷。在我的记忆中,逢年过节,三爷爷总是一手拿着半瓢白面,一手拄着拐棍,来我们家央求奶奶帮他和面包饺子。奶奶一边包饺子,一边数落三爷爷因为长期不洗脸和手根本看不到皮肤是什么颜色,三爷爷只会“嘿嘿”傻笑。我调皮的将三爷爷的拐棍藏起来,三爷爷要走找不到拐棍而在屋地团团转,“这妮子,这妮子”,我得意在一旁捂嘴偷笑。听老人说,三爷爷年轻时拿老婆不当人,老婆硬是让他打死的,没留下一男半女,都劝他收留一个孩子养老送终,他且说“要些熊那个干什么?还得伺候他们”。听奶奶说他真的冻死在炕沿下,当人们发现好几天不见三爷爷出门,才快上他家看看,三爷爷已经冻死在炕沿下,尸体已僵硬,一个被角盖在他身上,看样子死前是想从炕上拉被子盖在身上,但仅有力气只能把被子拉了一半就拉不动了,死得很惨。 小桥流水景色美,怎不叫我为你回味。小溪镇—民主街,这个让我一辈子都挥之不去,有太多太多童年回忆的小镇。一条典型江南建筑的民族街,古香古色,人们都在演绎着古老的家纺与劳作。虽然没有满街的生意吆喝声,可也能让人们领略到江南小镇的风情万种。那条离我家不远的小河,晶莹明澈,水清如镜,游鱼可见。地方武装部为我们租赁的三层楼,是民主街最好的楼房,一楼二楼归我家住,三楼是武装部庄部长家。只有三楼撑开木板窗才能看到南边公园里的奇特百年大树,一排排前腿跪坐的石羊、石马和身穿铠甲的士兵,为这事,我还埋怨父亲为何当初不住三楼。左邻是手工灯笼制作专业户,他家的大女儿和姐姐是同学,所以姐姐是我可以经常光顾他家的“令牌”。说起灯笼,使我又嗅到了那一盏盏刚漆完清漆,大小各异,挂满竹竿上风晾,精美而又鲜红灯笼的清漆香味。每次观看制作灯笼都使我眼花缭乱,主人手上的那盏灯笼就像是在耍魔术,一张张特质的白纸一会的功夫就贴到提前做好的骨架上。对面是一家做秤杆和木屐的,我不知秤杆和木屐的制作有什么连贯, 现在细细想来,也许两种产品都是用木头来做材料 的缘故。而左邻那家的灯笼和斗笠都是用竹子做材料的。记忆当中的秤杆制作不比做灯笼,是慢工,制作一杆秤要用整整一百五十道工序,度量衡才能准确。秤杆有,大到二百斤,小到用来秤药材的,应有尽有。制作大体是,在打磨好秤杆上提前打凿好密密麻麻的计量小眼,把细细的红铜丝或者黄铜丝插入小眼里,插到底后崴断,然后用小锤慢慢敲打,再用细砂纸打磨出亮光,秤杆上端包上铜皮,挂上秤钩就基本成型了。四十多年过去了,不知这些邻居们是否还在传承? 母亲也就是在这条民主街,在这座三层楼里生下我的小妹,她的第五个女儿。我们家传承人的希望以小妹的到来而告终。部队叔叔阿姨还给我们起了一个当时很时髦而又好听的名字“五朵金花”,而且个个绚丽多彩。小妹的到来,母亲很沮丧,给小妹起了个名字叫“小多”,父亲笑着说干脆叫“小多多”吧,意思是生的女儿太多了。还开玩笑说送人算了。消息不知怎么就传出去了。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家里来了一男一女,说是来抱小妹的,父亲方知捅娄子了,为这事,母亲还和父亲吵了一架。幸亏父亲当时是开玩笑,要不然小妹这朵花不知要花落谁家?说到民主街,不得不提我八岁那年惊心动魄的一幕,母亲刚洗完衣服,我便帮母亲晾晒,我家两个窗户,外面两边各挂着竹竿两头,因我够不着,便搬来小板凳踩着往外晾晒衣服,,不想竹竿的一头脱落,本能地去抓往下掉的衣服,结果整个人就随着衣服,竹竿掉楼下了,谢天谢地,辛亏那天的大集,大街的两边摆满了卖农副产品的人,我一头栽在一个卖稻米糠人的头上,然后掉到他的盛稻米糠的筐里,真是奇迹,我丝毫没有一点损伤,起来后吓得我跑到木楼梯下面藏了起来。母亲吓得差一点晕了过去,嘴里喊着“完了完了”,也不知是怎么下的楼梯,当人们告诉她孩子没事,她这才回过神来,向那个农夫道对不起,让他到楼上坐坐,喝杯茶,那人一脸摇头“不用不用,孩子没事就是万幸,孩子福大命大。”不知是那位好人还帮我们追回被赶集人捡走的衣服。我现在想想都后怕。 “ 文化大革命”,这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革命运动,在扫除“牛鬼蛇神”将“革命进行到底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下,不知燃烧多少“红卫兵”的慷慨激昂。“红卫兵”与“纠察队”两派之间的较量与我们家的东藏西躲,已经成为那时的历史见证。记得有一天父亲不在家,(不知父亲干什么去了,好几天没回来)一帮人在楼下大喊大叫,母亲慌忙下楼开门,没等母亲完全把门打开,那帮人就把门踹开,说是“红卫兵”要抄家找武器,我母亲说“孩子的爸不在家,等孩子的爸爸回来你们再来吧。”他们哪里听我母亲的解释,用枪口指着母亲说“让开”,母亲下意识的把我揽在怀里,也许是怕吓着我吧。“红卫兵”们上楼 后,翻箱倒柜,也没翻到他们要的东西就走了。后来父亲告诉我,那次有惊无险的抄家,其实父亲的手枪就放在我们家的天花板上面。部队领导考虑我们的安全,把我们临时转移到扎营在漳州倒桥的一个野战部队住,(因当时年龄太小,不知道是那个军区的。)几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目的地, 到时已经是开晚饭的时间。一进营房,就听到那熟悉的小号声,战士们都在集合排队准备吃晚饭。安排就绪,父亲就领着我们来到食堂吃饭。那顿饭我认为是那一段时期最为奢侈的一顿饭, 大米稀饭里放了一些食用碱,熬出来的稀饭又香又黏,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雨天过后的山间,空气特别新鲜,山坡上的树林和叫不上名来的奇花异草显得分外妖娆。来到军营,我们被临时安排在附近村庄小学就读,每天都要路过这仙境般的山间,我和姐姐开心极了,手拉手,一蹦三跳,爬过一个小山坡才能到达学校。最盼望的是星期天,我们几个小伙伴一起到营房玩耍,一排排整齐的解放大卡车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地方,一点也不费劲的就能从这个车箱翻到那个车箱。最开心的还是满营房寻找战士们训练后丢弃的教练手榴弹和炮弹壳,它们成了我们“过家家”的道具。山坡上番石榴树杈也成了我们营建家园的好地方。躺在树杈上这个“家”里,眯着眼睛,晒着太阳,唱着当时的革命歌曲“解放区呀么嗬嗨,大生产呀么嗬嗨,”真是惬意极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离开野战部队,来到 了父亲所在的部队留守处。留守处,这三个字对儿时的我并不知是何意。只知道留守处里住着好多像我们一般大的孩子,每天可以在一起开心的玩耍,过家家。处里只有三四个军人在打理我们日常生活。坐落在留守处平房后面,是一座海拔241米的大旗山,风景秀丽,大峡谷的底部、半山坡一望无际的野果、芒果树、番石榴树下无不留下我童年和小伙伴的足迹。峡谷高深而又狭窄,底部因长年雨水冲洗,沙子非常细软,更有趣是在沙子里,生长着一种叫沙蛛的跳蛛科动物,它会在沙地上一面旋转一面向下钻,在沙上作成一个漏斗状的陷阱,自己则躲在漏斗最底端的沙子下面,并用大颚把沙子往外弹抛,使得漏斗周围平滑陡峭。 当蚂蚁或小虫爬入陷阱时,因沙子松动而滑下,蚁沙蛛会不断向外弹抛沙子,使受害者被流沙推进中心,然后沙蛛就用大颚将猎物钳住,并拖进沙里将它吃掉。只要我们到大峡谷玩,就会满沙地找沙蛛窝,用食指在沙漏最底部处轻轻一挑,一定就有沙蛛被无情地“请”出它的陷阱,放在玻璃瓶子里拿回家再玩。母亲知道我比较野性,常常领着一群孩子满山玩耍,有时玩的都忘了回家吃饭,就吓唬我说:“山顶上有个山洞,洞里有野人,披头散发,常常出来找东西吃,看到小孩就抓,别到山上去了”。这句话不但没有吓住我,反而引起我的好奇心。一段时间里,我天天都在想如何能上山洞里看个究竟?盘算着谁能和我去?心里还在编辑着山洞里可能发生这样那样完整的故事。甚至想到也许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要不就是“白毛女”第二?正在我苦思冥想,准备实施进洞计划,我们又搬家了。 文革期 由于经常停课,上树爬墙成了我们这帮孩子的专利。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公园里玩耍,看见有个男孩拽着一枝树梢在荡秋千,我也跃跃欲试,可不曾想我的臂力太小,在爬上大树,拽住树梢身体垂落的一瞬间,重重地摔在地上,当时跌截了气,吓得小伙伴急忙回家叫来我母亲。我的老师也闻讯赶来我家看我,“假小子”就是在那次有惊无险的秋千历险后,老师给了我的一个“尊称”。 留守处,留给我太多的好奇心,留给我太多的遗憾。
忆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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