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冬天，多了一些宿命的意味。落光了叶子的树枝上，挂着两个空鸟巢，像是俩顶乡村老人丢弃的旧毡帽。村南的那条河流，变得比以前浅了，瘦了，沉默中透着忧伤。野地里，白色的雾状颗粒，洒满了田间积的草垛。寒气上升，弥漫在身体周围，濡湿了我的视线，也勾起我的记忆—— 那是备战备荒的年代，部队下令在队家属统统暂离部队。我和姐姐随母亲离开了部队，也离开了父亲，回到了父亲与二叔,三叔分家时，姐姐抓阄抓到的三间草房—东屋。记得三叔是用手推木头独轮车步行到县城车站接我们回村的。独轮车的两边放着两个藤条编的筐，我们老家习惯叫“偏篓”，我和姐姐一边一个，母亲跟在后面走。已经习惯南方气候的我和姐姐，寒冷将我们一双小手冻得通红，五个指头像五根细小的胡萝卜，我对着母亲直喊冷。母亲也许是又回到了久违老屋的缘故，兴奋不已，我的喊声她居然没有听见。二婶和奶奶听见喊声急忙出来迎接我们。二婶领着我，奶奶领着姐姐进里屋。一进屋，一股暖流传遍全身，哦！是奶奶提前为我们准备饭菜把炕烧得暖烘烘的。这时，我才感觉真的是到家了！ 站在冬天的边沿，让我看到春天的希望，春天的乡村，百花开放，到处散发着野花的飘香。儿时的我会轻轻的闭上双眼，深深地吸一口气，静静地把那喇叭花的清香吸进鼻腔，然后再把喇叭花倒过来，把喇叭花的尾巴放在嘴里一吸，一丝甜滋滋略带酒香的甜水咽进喉咙，尽情地享受这大自然的恩赐。多少年了，我始终不曾忘却。村南的那条小河给了我童年的欢乐，也是我记忆童年的标志。河边每片草丛和小树林里一串串难忘的故事定格在我的记忆中。那条河，就像象棋棋盘上的河界，把我们两个自然村各分南北，界北是我们河北村，界南叫河南村。老祖先也许就是以这个河界来起的村名。两个村的孩子们就像棋盘上的棋子，有将有卒，几乎天天开战。开战似乎是男孩子的专利，可我这女孩也天天跟着瞎参合。开战时小伙伴们拿起土坷垃，憋足全身的力气，可也只不过仍到河的中心。可是个个精神十足，那种感觉好像已经打到对方“敌人”似的。边扔，口里还边喊着战斗口号，我还记得很清楚：“河南里，编笊篱，编不出来我揍你”。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野地遗留的谷垛，守护着余剩的希望。农家低矮的屋檐，充盈诱人的景色。记得回乡第二年秋天，一个黄昏的时节，天渐渐暗了下来，母亲匆匆推上独轮车，赶往坡里，坡里就剩下我们一家的地瓜还没拉回来了。母亲回来时我已在门槛上坐着睡了，姐姐也饿着肚子在炕上睡了。母亲把饭做好 把我们叫醒，我看见母亲的眼睛好像哭过，也许是母亲眼前的场景使她想我的父亲了————。第二天早上，看到院子里堆放哪么多的地瓜，我和姐姐高兴的手舞足蹈。母亲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把地瓜先切成片状，然后在地瓜片上切一个三分之二的小口，然后挂在铁丝上，母亲说这样地瓜干得快。铁丝不够用，就用细线把地瓜片串起来，有的挂在屋檐下，有的挂在树上。再没地方挂，各家各户干脆就把地瓜片摆在一望无际的坡里，晒干的地瓜片，远远望去就像一片片不动的白云，煞是好看。院子里串串瓜干在风的吹动下，就像悦耳的风铃，瓜干散发出一种甜甜的清香，让我至今都忘不了二婶包那地瓜面的粗粮包子。有一次在切瓜干时我不小心把中指的指甲都切了一个口子，鲜血直流，吓得母亲背起我就往卫生室跑，在确定没有伤着骨头后，母亲才松了一口气。那次的一刀给这个指头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老屋大车门对面的小巷非常狭窄，窄得似乎不能两个人并肩而行。高高的青砖墙头上，干枯杂乱的狗尾巴草在风中萧瑟着，时常能闻到谁家炒虾酱的香味和烟囱冒出来的那种烧草木的烟味，巷子里住着七、八户人家。老德茂家把胡同的最南头，一个老绝户，论资排辈我得叫他三爷爷。在我的记忆中，逢年过节，三爷爷总是一手拿着半瓢白面，一手拄着拐棍，来我们家央求奶奶帮他和面包饺子。奶奶一边包饺子，一边数落三爷爷因为长期不洗脸和手根本看不到皮肤是什么颜色，三爷爷只会“嘿嘿”傻笑。我调皮的将三爷爷的拐棍藏起来，三爷爷要走找不到拐棍而在屋地团团转，“这妮子，这妮子”，我得意在一旁捂嘴偷笑。听老人说，三爷爷年轻时拿老婆不当人，老婆硬是让他打死的，没留下一男半女，都劝他收留一个孩子养老送终，他且说“要些熊那个干什么？还得伺候他们”。听奶奶说他真的冻死在炕沿下，当人们发现好几天不见三爷爷出门，才快上他家看看，三爷爷已经冻死在炕沿下，尸体已僵硬，一个被角盖在他身上，看样子死前是想从炕上拉被子盖在身上，但仅有力气只能把被子拉了一半就拉不动了，死得很惨。 小桥流水景色美，怎不叫我为你回味。小溪镇—民主街，这个让我一辈子都挥之不去，有太多太多童年回忆的小镇。一条典型江南建筑的民族街，古香古色，人们都在演绎着古老的家纺与劳作。虽然没有满街的生意吆喝声，可也能让人们领略到江南小镇的风情万种。那条离我家不远的小河，晶莹明澈，水清如镜，游鱼可见。地方武装部为我们租赁的三层楼，是民主街最好的楼房，一楼二楼归我家住，三楼是武装部庄部长家。只有三楼撑开木板窗才能看到南边公园里的奇特百年大树，一排排前腿跪坐的石羊、石马和身穿铠甲的士兵，为这事，我还埋怨父亲为何当初不住三楼。左邻是手工灯笼制作专业户，他家的大女儿和姐姐是同学，所以姐姐是我可以经常光顾他家的“令牌”。说起灯笼，使我又嗅到了那一盏盏刚漆完清漆，大小各异，挂满竹竿上风晾，精美而又鲜红灯笼的清漆香味。每次观看制作灯笼都使我眼花缭乱，主人手上的那盏灯笼就像是在耍魔术，一张张特质的白纸一会的功夫就贴到提前做好的骨架上。对面是一家做秤杆和木屐的，我不知秤杆和木屐的制作有什么连贯， 现在细细想来，也许两种产品都是用木头来做材料 的缘故。而左邻那家的灯笼和斗笠都是用竹子做材料的。记忆当中的秤杆制作不比做灯笼，是慢工，制作一杆秤要用整整一百五十道工序，度量衡才能准确。秤杆有，大到二百斤，小到用来秤药材的，应有尽有。制作大体是，在打磨好秤杆上提前打凿好密密麻麻的计量小眼，把细细的红铜丝或者黄铜丝插入小眼里，插到底后崴断，然后用小锤慢慢敲打，再用细砂纸打磨出亮光，秤杆上端包上铜皮，挂上秤钩就基本成型了。四十多年过去了，不知这些邻居们是否还在传承？ 母亲也就是在这条民主街，在这座三层楼里生下我的小妹，她的第五个女儿。我们家传承人的希望以小妹的到来而告终。部队叔叔阿姨还给我们起了一个当时很时髦而又好听的名字“五朵金花”，而且个个绚丽多彩。小妹的到来，母亲很沮丧，给小妹起了个名字叫“小多”，父亲笑着说干脆叫“小多多”吧，意思是生的女儿太多了。还开玩笑说送人算了。消息不知怎么就传出去了。一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家里来了一男一女，说是来抱小妹的，父亲方知捅娄子了，为这事，母亲还和父亲吵了一架。幸亏父亲当时是开玩笑，要不然小妹这朵花不知要花落谁家？说到民主街，不得不提我八岁那年惊心动魄的一幕，母亲刚洗完衣服，我便帮母亲晾晒，我家两个窗户，外面两边各挂着竹竿两头，因我够不着，便搬来小板凳踩着往外晾晒衣服，，不想竹竿的一头脱落，本能地去抓往下掉的衣服，结果整个人就随着衣服，竹竿掉楼下了，谢天谢地，辛亏那天的大集，大街的两边摆满了卖农副产品的人，我一头栽在一个卖稻米糠人的头上，然后掉到他的盛稻米糠的筐里，真是奇迹，我丝毫没有一点损伤，起来后吓得我跑到木楼梯下面藏了起来。母亲吓得差一点晕了过去，嘴里喊着“完了完了”，也不知是怎么下的楼梯，当人们告诉她孩子没事，她这才回过神来，向那个农夫道对不起，让他到楼上坐坐，喝杯茶，那人一脸摇头“不用不用，孩子没事就是万幸，孩子福大命大。”不知是那位好人还帮我们追回被赶集人捡走的衣服。我现在想想都后怕。 “ 文化大革命”，这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革命运动，在扫除“牛鬼蛇神”将“革命进行到底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下，不知燃烧多少“红卫兵”的慷慨激昂。“红卫兵”与“纠察队”两派之间的较量与我们家的东藏西躲，已经成为那时的历史见证。记得有一天父亲不在家，（不知父亲干什么去了，好几天没回来）一帮人在楼下大喊大叫，母亲慌忙下楼开门，没等母亲完全把门打开，那帮人就把门踹开，说是“红卫兵”要抄家找武器，我母亲说“孩子的爸不在家，等孩子的爸爸回来你们再来吧。”他们哪里听我母亲的解释，用枪口指着母亲说“让开”，母亲下意识的把我揽在怀里，也许是怕吓着我吧。“红卫兵”们上楼 后，翻箱倒柜，也没翻到他们要的东西就走了。后来父亲告诉我，那次有惊无险的抄家，其实父亲的手枪就放在我们家的天花板上面。部队领导考虑我们的安全，把我们临时转移到扎营在漳州倒桥的一个野战部队住，（因当时年龄太小，不知道是那个军区的。）几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目的地， 到时已经是开晚饭的时间。一进营房，就听到那熟悉的小号声，战士们都在集合排队准备吃晚饭。安排就绪，父亲就领着我们来到食堂吃饭。那顿饭我认为是那一段时期最为奢侈的一顿饭， 大米稀饭里放了一些食用碱，熬出来的稀饭又香又黏，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雨天过后的山间，空气特别新鲜，山坡上的树林和叫不上名来的奇花异草显得分外妖娆。来到军营，我们被临时安排在附近村庄小学就读，每天都要路过这仙境般的山间，我和姐姐开心极了，手拉手，一蹦三跳，爬过一个小山坡才能到达学校。最盼望的是星期天，我们几个小伙伴一起到营房玩耍，一排排整齐的解放大卡车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地方，一点也不费劲的就能从这个车箱翻到那个车箱。最开心的还是满营房寻找战士们训练后丢弃的教练手榴弹和炮弹壳，它们成了我们“过家家”的道具。山坡上番石榴树杈也成了我们营建家园的好地方。躺在树杈上这个“家”里，眯着眼睛，晒着太阳，唱着当时的革命歌曲“解放区呀么嗬嗨，大生产呀么嗬嗨，”真是惬意极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离开野战部队，来到 了父亲所在的部队留守处。留守处，这三个字对儿时的我并不知是何意。只知道留守处里住着好多像我们一般大的孩子，每天可以在一起开心的玩耍，过家家。处里只有三四个军人在打理我们日常生活。坐落在留守处平房后面，是一座海拔241米的大旗山，风景秀丽，大峡谷的底部、半山坡一望无际的野果、芒果树、番石榴树下无不留下我童年和小伙伴的足迹。峡谷高深而又狭窄，底部因长年雨水冲洗，沙子非常细软，更有趣是在沙子里，生长着一种叫沙蛛的跳蛛科动物，它会在沙地上一面旋转一面向下钻，在沙上作成一个漏斗状的陷阱，自己则躲在漏斗最底端的沙子下面，并用大颚把沙子往外弹抛，使得漏斗周围平滑陡峭。 当蚂蚁或小虫爬入陷阱时，因沙子松动而滑下，蚁沙蛛会不断向外弹抛沙子，使受害者被流沙推进中心，然后沙蛛就用大颚将猎物钳住，并拖进沙里将它吃掉。只要我们到大峡谷玩，就会满沙地找沙蛛窝，用食指在沙漏最底部处轻轻一挑，一定就有沙蛛被无情地“请”出它的陷阱，放在玻璃瓶子里拿回家再玩。母亲知道我比较野性，常常领着一群孩子满山玩耍，有时玩的都忘了回家吃饭，就吓唬我说：“山顶上有个山洞，洞里有野人，披头散发，常常出来找东西吃，看到小孩就抓，别到山上去了”。这句话不但没有吓住我，反而引起我的好奇心。一段时间里，我天天都在想如何能上山洞里看个究竟？盘算着谁能和我去？心里还在编辑着山洞里可能发生这样那样完整的故事。甚至想到也许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要不就是“白毛女”第二？正在我苦思冥想，准备实施进洞计划，我们又搬家了。 文革期 由于经常停课，上树爬墙成了我们这帮孩子的专利。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公园里玩耍，看见有个男孩拽着一枝树梢在荡秋千，我也跃跃欲试，可不曾想我的臂力太小，在爬上大树，拽住树梢身体垂落的一瞬间，重重地摔在地上，当时跌截了气，吓得小伙伴急忙回家叫来我母亲。我的老师也闻讯赶来我家看我，“假小子”就是在那次有惊无险的秋千历险后，老师给了我的一个“尊称”。 留守处，留给我太多的好奇心，留给我太多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