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我出生在原双台乡一个小村庄。从记事起，我就在窄窄的胡同里，倚着矮矮的土墙，和小伙伴围在一起玩着土坷垃。身上有土，背上有土，脚上有土，手上有土，脸上也有土……土打得院墙，土胚磊得房屋，烧得是土灶台，热得是土火炕……刮大风的时候，风到哪里，黄土也到哪里，钻进窗棂里，钻进门缝里，撒到被窝里，撒到灶台上，落到饭锅里。到处是土，无孔不入。大风过后，二大娘曾经边打扫着黄土边说：这钱要是把黄土说来就来，多好啊！ 那时候，老家的黄土不是钱，老家的黄土不值钱，老家的黄土也换不来钱。夏天，黄乎乎的土地上长着黄乎乎的庄家苗，总像营养不良；秋天，黄乎乎的庄稼苗结出了叫高粱、叫玉米的果实。那是人们糊口的粮食，得藏在缸里，放到翁里，是不敢拿去换钱用的。而任人取、任人拿的，只有满地的黄土。谁家的厕所脏了，推点黄土铺上一层；村里的路不平了，集雨水了，拉点土垫一垫。 东村口的大湾，是雨水汇集的地方，每到夏季，总有怕热的小小子和小姑娘跳到水里洗澡。记得有一年夏天，我邻居家的二楞哥，就是一头扎到大湾里洗澡时没有上来。村里的老人说，大湾嘴馋了，该填填了。 那天，村里专门用来下通知开会的大喇叭响了：一队、二队、三队的社员们听好了，今天大队统一安排，所有的社员、所有的马车、牛车，全都放下地里的活路，到村西的土埠上拉土垫湾！ 庄稼人，不惜的是力气，不缺的是黄土。土在勤劳的庄稼人的帮助下，从村西的土埠，走到村东的大湾，走到村北的壕沟，村南的洼地。渐渐的，村子变大了。不知道从何时起，壕沟的上面开始长着玉米，洼地上面盛开棉花，填平的大湾上面盖起了一排青砖瓦房。 月亮升起来，挂在湾边那棵老柳树上，笑弯了眉毛，她知道面前的瓦房里亮着明晃晃的电灯，大红的喜字下是嬉闹的乡邻：添新衣、铺新炕，盼来个娃娃百年旺。刚上任的婆婆，是我的二大娘，她笑容满面端来自己家地里种植的花生，一把一把塞给那些闹房的半大小子，腰板挺得跟脚下的水泥地一样硬朗。二大爷呢，吃过晚饭就到地里去了。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起温室大棚，种上了时令蔬菜，发往城里的蔬菜批发市场。黄土里长出人民币来了。 后来，二大爷做了爷爷，有了孙女。二大爷做爷爷那年，跟城里的超市签订了蔬菜供应合同。再后来，二大爷添了孙子。庄户人添孙子是大喜，我回乡祝贺。吃饭桌上，二大爷笑呵呵地告诉我：现在啊，村里的土值钱了，村西的土埠不让拉土了，谁家用土得花钱买。原来的荒地，也被村里叫行承包了，能种庄稼的就种庄稼，不能种粮食的，就盖养鸡场、养鸭场。我呢，准备继续扩大规模，再包个百八十亩地，搞个产供销一条龙服务，把咱家生产的蔬菜包装出口，卖到国外去！二大爷说着，电话铃响了。他接听后告诉我：城里一个食品公司看好了咱家的土地，要和咱家谈合作呢。 几亿年、几万年繁衍的黄土啊，在今天，终于给饥寒交迫了几千年的农民，长出摇钱树来了。 去年春节，我回乡拜年，在二大爷新盖的别墅里住了一夜。别墅的门前停着二大爷的奥迪A6轿车，硬化的水泥路面，从车下延伸开去，连接着村子里的家家户户。老家的黄土，正被常青的龙柏苗覆盖着。儿时关于黄土的记忆，像风一样在我的脑海掠过，却越来越模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