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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文章)让诗成为诗

 ◆   让诗成为(节选)
          文/  王霁良 
    现代诗歌发展到今天,100多年了,已经很成熟了,涌现出几个大诗人很正常。当下也出现了几个很有名气的人物,像云南的于坚,已经蜚声诗坛;安徽的杨键,这个人也是个画家,韩东认为他是自汉语以来最伟大的诗人,柏桦认为他的诗歌语言是最美汉语两极中的一极。我对杨键的诗也很推崇,后面我会谈谈他写的诗。 
     首先谈谈新诗写作的表现手法,从汉语言修辞的角度讲,比喻、借代、拟人、夸张、排比、象征、拈连、通感、双关、飞白、顶真、移就等等,据说有60多种修辞手法。现代诗歌讲究意象,就像山师大吕家乡老师说的,现代诗写作需要的只是意象,并不需要意境。但是意象是什么呢?说简单点最基本的意象就是比喻,确切说就是比喻中的隐喻,又叫暗喻。我们把一个人写成像一棵远处的孤树,这是明喻,但要写成是一棵远方的孤树,这是隐喻,隐喻即意象,隐喻的最高形式就是象征,就这么简单。余光中《乡愁》,小时候你是什么,长大了你是什么,直接就把隐喻视为意象;济南诗人塞风“黄河、长江/是我两行浑浊的眼泪”也是隐喻成意象,朦胧诗人把隐喻当意象已经用烂了,读着让人心烦,像舒婷的《致橡树》,你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你是什么,还有的朦胧诗人写诗一气用十来个隐喻,你是什么、你又是什么,你还是什么,不惜笔墨来它一连串排比,其实大可不必老在修辞的泥潭里打滚。你只要会写比喻,会把那个像什么什么的“像”改成“是”,你就会玩意象。意象虽然是一种技术,但用多了便成了诗歌的工匠,在顾城看来那是在玻璃上磨花的活,不过是一个匠人的活计。写诗不要醉心于什么意象,朦胧诗之后的诗人大都反意象,写诗不再用意象,你写诗梅花就是高洁?松树就是高大?玫瑰就是爱情?伊沙还说叫梅花喷了一脸梅毒呢。如果只是一味地定向思维,惯性思维,一根筋,就很难有突破,写诗必须要有发散性思维,要有反思精神,别人说往东,你该想想往西是不是行,是吧?就是政府的一些决策也不一定正确,也可能有重大失误,你能说大跃进正确吗?你能说亩产万斤粮正确吗?你能说发动文革正确吗?如果我们生在那个年代而歌唱了那些东西,我们的诗将一钱不值,当跟屁虫,永远成不了真诗人。
       以前的传统诗歌注重抒情,出现了许多虚假拔高的东西,写风花雪月的诗也很多,现在这类诗少了,大都写自己当时当地的心情,为什么呢?这反映了诗歌的一种进步,我们再写风花雪月也不容易超过古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这样的诗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写好了也有人觉得你是剽窃前人的(当前诗歌界女诗人代雨映剽窃获奖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无锡的首席诗人陈傻子,还有苏堤春晓,把诗选刊的主编、编辑骂了个遍)。另外,七一写建党,八一写建军,十一写建国,这样写你也写不出好东西来,这类的诗动机在先、直奔主题,又大致雷同,浮滑、媚俗,从古至今应景的未见有传世之作。
       诗,其实就是把小说、散文说不清的一些东西说出来。今天的诗人写诗歌注重叙事,讲故事,认为故事情节并不是小说、散文的专利。当然,这个故事并非真正的故事,无非是借这个故事阐述一段个人当时当地的感情,而这个感情是诗人自己的,原创性的,又能激发读者共鸣的。
       怎么才会写出好诗呢?我的看法,就用叙述性的语言去写!诗人如果能够通过叙述带出不可能被叙述的诗意,把新的感受力带到自己的诗中去,就有可能写出不同凡响的作品。叙述性诗写作的风格是呈现,通过叙事写自己的心情,这样的诗不致于雷同,因为人作为生命个体,每个人的心灵感悟都不一样,写这样的诗更具有原创性,写如何能够抵达人的心灵的东西,写人的自我异化、孤独和对生命的省思,是一定能够引起共鸣的。
       回顾现代诗的发展,其实早在五六十年代,大陆诗人还都在写传统诗歌,写现实主义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台湾诗人就已经有了现代诗潮,在写摒弃理性的超现实主义诗歌了,台湾诗歌比我们早进化了30年,修改了一代人的审美头脑。随着经济的发展,台湾有了非政治化倾向,诗歌因为意识形态和地域的差异,受欧美诗歌潮流尤其是受奥地利里尔克、英国艾略特、叶芝的影响很大。一大批超现实主义的诗人,主张对西方“横的移植”,艺术创作上通过挖掘潜意识的力量,追求刻意的反逻辑反理性的倾向,注重从非常态中表现个人真实,透过具有象征含意的意象或隐喻来呈现诗情诗意,成就斐然。像纪弦写的《苍蝇与茉莉》,“一只大眼睛的苍蝇,/停歇在含苞待放的茉莉花朵上,/不时用它的两只后脚刷刷它的一双翅翼,/非常爱好清洁和讲究体面的样子。/也许这是对于美的一种亵渎,/应该拿D.D.T.来惩罚。/但是谁也不能证明它不是上帝造的,/谁也不能证明它在上帝眼中是一个/丑恶的存在”,几乎就给了大陆诗人当头一棒,那时的大陆诗人爱憎分明,根本没这个思想意识;非马的《一千零一夜》,“听一个故事,杀一个妻/杀一个妻,听一个故事/这样的天方夜谭/幼小的我/竟深信不疑/人,总有长大的时候/诵一段经,杀一批异教徒/杀一批异教徒,诵一段经/这样的天方夜谭/现在的我/才深信不疑/人,总有长大的时候”。看人家对历史的感悟,早就跑到大陆诗人的前头,这才是有反思、有体悟,真正用心幽深的诗人。
       回到诗歌的叙事上来,写诗根本的方法就是“悟”,写的是我们在繁复事境面前灵魂的问答。比如杨键的诗《在乡村》,“乡村啊,就像一头驴子,一根绳子就把它留在了树桩上,摇着尾巴。”他写乡村,用的是明喻,“像一头驴子”,但你从他的整体叙述中看,从他的想象力看,这其实就是意象,你不能说他描述的不是意象,而且这个意象还非常有质感,不空洞。比如他写的《冬日》,“一只小野鸭在冬日的湖面上,/独单、稚嫩地叫着/我也坐在冰冷的石凳上,/孤单、稚嫩地望着湖水。//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就是两只绵羊,/正走在去屠宰的路上,/我会哭泣,你也会哭泣/在这浮世上”,这首诗整体读起来也有意象的存在,在好日子到头,苦难、死亡来临之际,描述生命的悲哀。还可以再举一些例子,比如杨键的《暮晚》,洪烛的《无法完成的史诗》,刘川的《最勇敢》,还有张执浩、马骅、王小妮、张永伟等人的作品,都值得认真读读,研究研究。
       叙事性写作已经快30年了,主流的诗写作一直是这样写的,我看还会风行30年不止。我在这里说的叙述性语言包括口语诗,但绝不仅仅是口语诗,口语写作本身有一定局限和短板,太多的诗人把它写成取消难度和深度的口水、流水账就是明证,不仅降低了写诗的门槛和难度,也使许多诗人患上虚浮症而失去打磨诗意的耐心,把诗写作当成个人一种游戏、消遣或极度的欲望宣泄,真正能把口语赋予诗意的诗人已不多见。
       当然,纯粹的私人化写作并不是诗歌的出路,诗歌仍然需要从泛审美氛围中走出来。当今天叙述性诗写作被推举为统摄一切的诗艺时,一个优秀的诗人还需把眼光放远一点,这世界苦难不少,多写点雪中送炭的东西,多写点对命运的痛苦的担当,多写点隐喻时代性的东西,别老整那锦上添花。除了还原生活细节,有实力的诗人也可以写一些宏大叙事。诗歌写作需要真诚,只有真诚才能打动读者,像陈衍强的《农村好人》,“他们老弱病残/他们气喘吁吁/他们用锄禾日当午的汗水/把土地上的大片空白/填补成新农村的庄稼/他们的儿女早就被火车春运到外省/成为逃离老家的农民工/和不可能立马赶回的孝子/因此他们即使病成农具/也不敢死去”。“好人”就是好好儿的不受病痛折磨的人,可留守在农村的都是些什么人?农村现在基本的劳动力已经没有了,都进城务工去了,远的不说,济南南部山区、济南黄河北每天有民工骑摩托车进城打工,在城市的角落里站着等活的泥瓦匠、装修工比比皆是。农村传统的农耕文明已经没有了,留下来的只是病残老弱。现在的农村无依无靠,几近崩溃。像这类的诗歌还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草人儿的《上帝,我想对你说》,唐欣的《北京》,尤克利的《如果不是为了生活》都是很不错的作品。诗歌任何时候都是一门严肃的需要不断磨练的艺术。我举这么多后现代的诗虽不足以证明什么,但还是想说明现代诗进步到了哪里,诗歌的演化确实是在进步着、发展着,新时期不少有实力的诗人自成为一大格局者。
       说起我的诗,以前也写了很长时间的传统诗,现在看跟穿开裆裤差不多,真正转型写叙述性诗歌是2000年以后,也就七八年时间,之前写过几年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走过一些弯路。虽然每年写的二三十首诗大都能变成铅字,但大的突破还不多。我现在写的一些诗,只能说跟上趟了,和我欣赏并举例的这些诗人比还有距离。下面就说说我的诗歌,像我写的短诗《镜前》,“常常不由自主走过去/想透过它看清自己,看清/自己的生活/里面的人朴素、向善/愿意坐下来,跟我仔细谈谈/而我只是站着,坐不住/稍一转身/欲望便挤走了我的灵魂”。一个人总想了解自己,掌握自己,而在无志可依的迷乱的金钱时代,几乎全部事物价值都发生了改变的时代,谁也拗不过环境,即便以为重新找回了自己,实际情况也并不一定就是那样。“人们总以为自己是在自作聪明地利用某些事情达到目的,但事情过后就只想弄清楚,这些事情究竟把他们带到了什么鬼地方”,这首诗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一种环境的氛围,——“稍一转身/欲望便挤走了我的灵魂”,很实际地反映了当下世俗社会被生活挤逼、被精神压制下的人生,因为整个的世俗生活一转身就身不由己,总要叫你干这干那。你充当的什么角色,你是不是你自己你都搞不清,在陀螺似的旋转的生活中根本没空把握,只能随波逐流,灵魂的疲倦是现代人不争的事实。
       我写的《故园之恋》,是回到菏泽成武老家,看到自己住过的庭院破败不堪,由庭院想到得了癌症去世的前妻,人亡神息,以前的音容笑貌再也没有了,心情压抑之下写了这首诗,“一片压抑的天空下/躺卧过的房屋寂静无声/再没勇气坐向以前常坐的/门槛,庭院/已无立锥之地,青砖地长满蒿草/比人还高的蒿草,挂满雨水/犹似离别时的泪水盈睫,犹似/一个人的青丝,阻断去路/瓦罐死寂,南瓜烂在架上/核桃树发亮的树枝一如幽魂/阵风吹散雨滴,让人忆起唇间/轻柔的水汽/故园已老/容不下簇新的游子/一如容不下疯长的蒿草/草上的泪滴”,但诗中并没有说前妻的亡故,所以发表后有很多不同的评论,有评论说虽是“故园”之恋,却让人陡生黍离之悲。因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一个深沉爱着故园的人,必定也爱国吧。且此诗有苍凉之境。“房屋”本一个平常意象,却“寂静无声”,“门槛”“庭院”则无“立锥之地”,“青砖地”长满“蒿草”,“蒿草”还挂满了“雨水”,“瓦罐”也是死寂的,“南瓜”还烂在架上。意象信手拈来,无斧凿之痕,且以平常事物造凄凉之境,让人心酸,诗人的情感也随之自然流露。第二节则升华了诗歌内蕴,赋予“核桃树”这一意象象征意义,如“幽魂”的核桃树其实是整个故园让诗人记忆最为深刻味道,所以当风吹散雨滴,诗人恍然发现故园已老,结尾“容不下簇新的游子/一如容不下疯长的蒿草/草上的泪滴”三句既表达出作者故园之思的深沉,也表现出作者内心的酸楚,那草上的泪又何尝不是诗人心里的泪呢?全诗将“苍凉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于丹曾说:“苍凉是萦绕在我们魂魄中的一种气质。真正有苍凉之感未必是人生的不幸,它是人生的一种自我意识,是一种生命的反省,它使人保持着一种清静,保持着自己对人生不足的透彻的反观,从而获得对天地万物的格外的珍惜。这个世界上那些永不妥协的乐观主义者,一定是经历过人生浮沉懂得悲观的人,只有真正被悲观磨洗之后的人才会拥有一种永不放弃的乐观精神,因为他知道有太多的东西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这样的心拥有的是在苍凉映衬之下的希望,是在苍凉之美萦绕于心之后能够表现出来一种达观。”
       我七八年前写了一首《车窗外》,发表在2007年《山东文学》上,也是用的叙事的表现手法,“春雨中  把车停在路边等人/看见你撑着伞走来/紫风衣裹着瘦弱的身体/越来越近  /越来越远/我知道那并不是你/恍惚的心难以自抑//总以为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你看街上这么多的女人/神采飞扬 花花绿绿/和你一样的年轻/可她们和我有什么干系/孩子们都长高到一米七了/你不想回来看看吗”,虽是真情实感,但显得直白了一些,我现在的诗已经不这样写了。
                                                                
                    
         【 注】读后这篇文章,我觉得王霁良老师所说的,就是现代新诗的一个发展潮流发展方向,很受益。我不会说,可我会转,转载此文,与广大文友共同分享!但愿从中有所启发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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