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前不久，我在“心听静音”空间里关于“农民”的评论，有幸出现在“曼心如水”的文章里。
小女子虽没有“曼心如水”的文笔，但今天也想说说“农民”。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每天近距离接触的都是农民。自己呢？也是一地地道道的农民，因而或许关于“农民”的话题，在好友里面，我天生具有优先发言权吧，呵呵。当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如此之大，各个地方的农民生活也不尽相同，我也并没有机会到更远的地方去游历过，今天只是说说我和我的乡亲们的农民生活。
我出生在74年，也许当我有记忆时，已经过了农村那个最艰苦的岁月。记得七、八岁的时候，农村还没有“单干”，都在生产队这个大集体中“一个锅里摸勺子”。清晨，往往天还没亮，就听见早起的人们挑了水桶，一路“吱吱扭扭”地到井台去担水。等我复又沉沉睡过去时，又被清脆的哨子声吵醒，那是社员们照例集合的动员信号，只等生产队长分工完毕，就要下地干活了。活计分派完毕，社员们或推着小车，或荷着担子，三五成群地去到积祖流传下来的土地里，日复一日地耕种或收获希望。在那时我单纯而清澈的眼睛里，并没有看到他们辛苦劳作的疲惫神情，只是从他们没完没了的玩笑和“咯咯咯”响彻云霄的笑声里，感受到他们在劳碌中产生的那些无穷无尽的豁达和乐观。夜幕降临之后，生产队的场院里灯火通明，大人们在电灯下井然有序地梳麦秸、分粮食，我们小孩子则在一个连一个的麦秸垛里捉迷藏，往往会一直闹腾到深夜。
等我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村里实行单干，再也听不到清晨急促而尖利的哨子声，但人们的农活干得更积极。因为单干其实意味着，责任田里大多数的收获，将都是自家的！而那时的我，也终于具备了帮家里人干活的体力和身量，好日子曙光初露。尽管衣食住行的条件都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善，但我却很少看到以往人们集体下地时，于田间地头信手拈来的，那种无拘无束的嬉戏了。“责任制”真的给人们肩上扛上了沉甸甸的责任，目光所及，看到的几乎皆是忙忙碌碌的身影。譬如说吧，几亩地的玉米，要一镐一镐地挖上窝，撒上种，再用土盖住；几亩地的大豆，也要在汗流浃背的闷热中，一锄一锄地锄上两至三遍；而几亩地的小麦，除去身怀六甲的妇女，其他只要是尚（已）具备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甭管男女老少，当然得蹲着身子，去一镰一镰地收割，一缕一缕地打捆。然后车推肩扛地运上场院，铡下麦穗，打下麦粒还要上场扬净晒干。如果赶上来一场急雨，来不及抢场的天气，金黄的麦粒瞬间就会滚成了泥浆，更不必说《悯农》那首古诗里，那种其实并没有什么诗意的意境当中，所描绘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美妙”感觉了。
所以，我在《生命不止，梦想不止》那篇小文中里写过：少年时，我梦想考上中专，飞出农家大门。但我始终还是没飞出去。在我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村里人都发了疯似的往城市里挤，那时，花数千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城镇户口，在国营工厂里安排一个工作，年青的花钱出去图个转成正式工人，年龄大点的买出户口，扔了锄头，图的是不再被其时名目繁多的各种集资提留纠缠不休，谁也不想再在土地里“淘金”了，因为那里面并没有金子，粮食也并不值钱。但与此同时，农村工业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村首先建起了丝织厂、印染厂，继而又有了印花厂，村里的老老少少都找到了可以谋生的一席之地。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躁动的人们不再安心地在厂里上班，于是一个个小型丝织厂、漂染厂，各类作坊式工厂如雨后春笋般蜂拥而起，真正展现了“丝绸之乡”的风采，吸引了天南地北的生意人。而他们的到来，也加快了我们走向富裕的脚步。但各类工厂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占用了大量的土地，现在我们这儿多的一人分一亩，少的也就三四分地，于是我们呼吁：保护土地！于是国家明文规定：禁止乱圈滥占可耕土地。土地不再让人望而生畏，工作之余，到自家的责任田里看看麦苗的长势，绿油油的麦苗让人豁然开朗。机械化的普及，使得各家各户的锄头镰刀终于可以高高搁起，种地成了一种乐趣。
村里人富裕了，人们买了楼房又买了小车，各种高科技、现代化的东西，犹如“旧时王谢堂前燕”，终于“飞入寻常百姓家”。于是原来出去的人都想回来了，很多国企倒闭了，私企则日益兴旺。然而村里却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交上五千块，落下户口，不分土地。即使这样，希望回迁的人也很多，许多大学生毕业后径直回家发展，不再羡慕外面世界的精彩。当然，旅游业的发展，也给了人们了解外界的机会，每到五一、国庆这些节日里，人们说得最多的是“哪儿玩去？”现今意义上的农民，早已经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出了门就不知东西南北的老式农民了。
我们是农民，户口本上赫然写着个“农”字，但我们不再为“农民”这个称呼自卑，因为我们正在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谱写新时代农民崭新而动人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