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遇而安的种子

    问我始祖来何处，晋南洪洞大槐树。启蒙便知，祖居大槐树的故事广为流传。

    历史还是传说，记忆还是寄托？被神化的“圣地”还有多处，湖北孝感、江西瓦屑坝、苏州阊门、广东珠玑巷，都是某种文化心理印记。我的先祖，出自小兴州，中间在河北正定府枣强县驻足数代----这纯粹是我的考证加猜测。那位可敬可畏的祖先，在直隶犯了事，潜逃到潍河沿岸。他是江洋大盗、贪腐官吏，还是惯犯小恶，或者正道直行，浊世不容？当年，乘坐五月花号来到弗吉尼亚的，是被驱逐的异端教徒；丹麦民族的前身，是头戴牛角盔的维京海盗；澳大利亚人的始祖，有各种犯罪的恶徒。几百年转瞬即逝，“日暮毛狗眠冢上，归来儿女笑灯前”，是是非非一切都不重要了。   
    翻阅历史，我的家乡昌邑曾是齐文化一隅：晏婴、孙膑的食邑，管仲谋划“渔盐之利”的重镇，齐国铸造刀币的旧址。深追渊源，齐、鲁本不同风，齐文化有着开放进取的因子。或许真是古老齐文化潜行千年塑造的人生范式：我的同乡族群与山东人安土重迁、务农守旧的惯常印象不同，他们四处迁徙闯荡，成为全国移民东北、陕西最多的县，北方唯一成规模下南洋的县。当然，现在有据可查的晚清民初大移民，和当时社会控制松动也有莫大关联。
    向西，“走关中”（或可通称“走西口”）。一念及此，依稀可见祖先们有的推着独轮车，载着可怜的铺盖家当，有的扁担前后筐里坐着孩子，风餐露宿，烟尘滚滚，拖家带口，一直抵达黄土高原。很奇怪，他们没有在河南停留，那里“水、旱、蝗、兵”四害太过猛烈了吧。虽然沃野千里的关中自五代起早已破败，但“同治回乱”造成的荒无人烟，袒露着生存亟需的土地。一头扎在荒野上，搭个窝棚住下，又开始了一段狗叫孩子哭的生涯。今天的蒲城、富平、阎良有不少“昌邑村”，保留着老家的风俗习惯方言土语,传承着勤快、温和、实在的口碑。昌邑人某种程度相当于技术移民，带去了先进的织布机械----“高机子”，男耕女织的古老故事被重新演绎着。工农红军进入陕北，遭到国民政府经济封锁，当时的军装大部分来自边区境外的“昌邑村”。
    向北，“闯关东”。或渡海北上，或绕行渤海湾大半圈，又跋涉在北大荒的黑土。自清末朝廷开放“龙兴之地”，向往着“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美好传说，成群结队越过几百年的柳条边，筚路蓝缕，胼手胝足，兴家创业。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历史上唤作昌邑屯，老乡们聚居于此，“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除了生存欲望的驱使，政治有时也一手导演了移民。大跃进时期峡山水库动工，淹没几万人的家园，群众被强制迁至东北，不少人水土不服得了大骨节病，年关在铁路上聚众痛哭请求返乡，悲声震天，轰动一时。近二十年，家乡操东北口音的人急剧增多，老移民有的衰老不堪，狐死首丘；有的已然传至子孙，投亲靠友，重新回到祖辈出发的起点，在中华大地上画了一个巨大的椭圆。
    向南，是影响最深的“下南洋”。闽粤因地利之便，下南洋谋生这倒好解释。长江以北，下南洋蔚然成风的惟有我家乡。数万人“出天朝门”，飘洋过海，被唤作“背包袱的”，或“背着丝绸下南洋”，家乡盛产柞蚕丝的茧绸，出门就以此糊口。我同事的母亲，日据时期还作为丝织技工输出丹东，可见工艺有独到之处。直到二十世纪初，欧洲一些城市还在仿冒家乡的茧绸，称为米兰山东绸、里昂山东绸。今天中国销售的法国、意大利高价服装、皮鞋，不少实为东莞、温州造，情节几乎雷同，只是角色倒换了。这和教科书宣传的殖民者入侵、手工业凋敝破产有所不同。据说，“山东”的英文shantung首次在欧洲语汇出现，是和昌邑茧绸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山东另有几处生产茧绸，但只有昌邑柳疃造才能冠以山东之名，标记为Shantung pongee，作为原始的地理证明商标。我惊叹于这一彪炳史册的辉煌记录！
    “下南洋”源于一个昌邑双台人客死爪哇，儿子变卖田产背回父亲遗骨。面对这种执着，今天的我们只有肃然起敬。他附带摸清了商路，带动乡亲纷纷出洋，不少人在雅加达、三宝垄开店，有的远至斯里兰卡、南非。1930年代有个李润芬生意做得挺大，时任美国总统胡佛听说了他，才知道中国有个昌邑，能够生产上好的丝绸，乃邀请其携货参加芝加哥百年进步国际博览会。在某个节点，一个小人物，一起小事件，不经意和某位大人物挂在了一起，于是，历史的细节顿时熠熠生辉。
     多数小人物则是悲哀的，或世事变迁，或性格悲剧，或命运作弄。更有一说，乱世人不如太平犬。背井离乡，一把辛酸泪，打掉牙和血吞之。我同事的老父亲，起初在孟买做生意，抗战军兴，毅然回国弃商从戎，后来到美国参加飞行培训，内战期间驾机起义，转至东北航校任教，同苏联教官发生争议，一气之下弃职返乡，合作化后用开飞机的手执鞭，赶着骡子运大粪。我一个长辈，新婚之夜，对新媳妇不满意，尚未巫山云雨，一跺脚远走他乡，从此杳无音讯，再回来已是耄耋老者，令人唏嘘不已。我的三祖父，有名的英俊少年，穿上戏装能唱青衣，他在挑水回家的路上遇到招兵的，为了几块大洋补贴家用，把“卖命钱”交给邻居，放下扁担就跟着“队伍”走了。七十多年过去，当年的俊小伙在哪里，埋骨何方，会不会有一大家子人，永远无人知晓了。他像飘渺孤鸿，暗夜惊飞，不见踪迹。
    “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幸运者如岳父的姑姑，漂泊半生后终于能够回到故乡。她是国民党行宪的首届国大代表，也就是民进党谩骂的那批“万年国代”。国府“转进”台湾，她辗转找到“组织”。她说，在台湾被称为“外省人”，回大陆被称为“台胞”，在美国想做“中国人”，却被称为“台湾人”，自己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其实，做地地道道的昌邑人，这就足够了。她对于每年回家祭祖、上坟虔诚到了极点，这真是一种了不起的精神力量。
     这种精神力量所致，潍河这条“保姆河”养育的儿女，无论走到哪里，忘不了祖、忘不了本。有两位先贤值得大书特书。黄福，中国驻交趾的最后一位最高军政长官。永乐年间，交趾叛乱，黄福奉命平叛并留守十九年，恩威并济，人心悦服。他走了几年之后，交趾又起来反抗，黄福再次出马，“措天下如泰山之安”。黄福死后，交趾脱离中国成为今天的越南，一个和我们有着复杂感情纠葛和利益争端的国家。还有一位陈干应该被青岛人记住，他和王正廷一起据理力争，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从日本人手里收回青岛。康有为称他是“鲁案砥柱”，赞许他如“矗矗高峰、落落长松、岩岩巨石、潺潺涧流”。可惜，这样一个人才，因北伐期间蒋介石和桂系的矛盾，被李宗仁杀害。康有为助其灵柩返乡安葬，商震、丁惟汾等大佬写了墓碑。“心似已灰之木，命如不系之舟”，功业成灰，魂归故里，两位先贤破旧的坟茔，至今矗立在各自老家村头。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海内板荡，人的命运也充满戏剧性，难以某种道德标准概而括之，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明崇祯壬午年，皇太极打不过蓟辽督师袁崇焕，绕道进入内地，洗劫山东，攻陷昌邑，年轻的姜士桢一家死在乱军之中，只身被俘为奴。江山易帜，他认正白旗佐领为义父，改姓李，入旗籍。在底线上挣扎图存，自是不能谴责他“认贼作父”，反正他凭借自己的生存智慧发达起来，官至巡抚，妻子文氏作为康熙的保姆，成为皇帝“身边工作人员”。康熙提及文氏，称呼她“我家老人”，关系非同小可。有意思的是，李家和红楼梦渊源颇深，李士桢的女儿嫁给曹寅，也就是曹雪芹的祖母；儿子李煦，貌似对应《红楼梦》中的林如海，执掌肥差苏州织造，一干三十年（曹李两家相当于皇帝的耳目，兼司密折汇报江南社情民意）。由此，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林黛玉是我老乡”。林妹妹的原型，即曹雪芹舅家表妹李香玉。祖母经常带着曹雪芹回娘家，住苏州拙政园，和表妹青梅竹马。《红楼梦》七十二回有段话“咱们从小耳鬓厮磨，你不曾拿我当外人看，我也不敢怠慢了你。”说的，就是曹雪芹的这一段儿女私情（以上，都是一说而已）。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故乡，是漂泊途中的歇足驿站，渐行渐远的文化符号。青胎记、铲形齿和泪褶，是中国人的生理标志；而大槐树，则绵延着寻根的追忆。它对于生老病死和遗忘有着如此强大的免疫力，像一滴墨迹，只有淡痕却涤之不去。“爱情和死亡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离乡和回归的悲喜超越了爱情和死亡，何尝不是另一种永恒？因为，它关乎“我是谁”，关乎“我自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接近终极的追问。两个不同的人生方向，在广袤的时空里交错纠缠。以色列人两千年来坚持回到“流着奶和蜜”的迦南之地，土尔扈特部即使付出死亡大半的代价也要回归中华民族的怀抱，正是心灵上那棵无形“大槐树”的指引。 
    上文借用了苏轼、李白的几句诗。这两位均为四川人，又都在山东生活多年。他们在济宁、潍坊的遗迹我都去探访过。苏轼一生跌宕，他怀念过往和亲人的作品，很少有地理特征。李白在湖北安陆结婚，写下了“我本楚狂人”；后来寓居济宁学剑，又独爱敬亭山，典型的随遇而安。《红楼梦•好了歌注》云：甚荒唐，反认他乡是故乡！细究也非荒唐：故乡原本是祖先的他乡，你站在故乡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他乡想你，似梦非梦，是耶非耶？极而言之，茫茫宇宙，人类赖以生息的地球如同一粒微尘，有着寿命和资源的极限。也许终有一日人类不得不去“阿凡达”殖民，吵醒外星人或者上帝、佛陀的安宁。这和几百年来的颠沛流离，又有多少分别？追求生存或更好生活的动力，流淌于人的血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这是基因的力量，这是文化的浸淫，这是绝世的悲歌······

    而这一切的一切，不过都是上苍播下的——那些随遇而安的种子。

    （编辑：家乡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