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小品《鸟语》系列之九《杜鹃》

散文小品《鸟语》系列之九

   杜鹃

说到杜鹃鸟，有的朋友会问:杜鹃不是花吗？怎么又成了鸟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是的，杜鹃既是花，也是鸟，花鸟同名。一个名字，既是动物又是植物，这在大千自然王国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堪称奇迹，实在是叹为观止的趣事。有才情的诗人便抓住这个特征，吟咏出许多奇异的诗句，诸如“杜鹃枝上杜鹃啼”、“杜鹃花发杜鹃啼”等，妙趣盎然。杜鹃花俗名映山红，古人认为它是杜鹃鸟的血染红的。唐人成彦雄《杜鹃花》诗中说得真切：“杜鹃花与鸟，怨艳两何赊。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可谓想象奇谲，充满了浓郁的浪漫悲情色彩。
    相传，杜鹃乃古蜀国望帝杜宇死后精魂所化，故又名杜宇。唐代诗人李商隐有“望帝春心托杜鹃”的句子，用的就是这一典故。大概因杜宇丧国之痛的缘故吧，杜鹃啼声甚哀，日夜悲鸣，直至啼血而死。于是便有了“杜宇啼血”、“杜鹃啼血”这一悲情之说。因此，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便成了“冤禽”、“悲鸟”的化身。白居易《琵琶行》中有“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的诗句。众所周知，猿啼在古典文学中是哀伤、凄愁的象征，如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云：“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裳！”。能与哀猿并肩齐名，其哀婉、悲凄之情，可见一斑。

杜鹃又名子规、催归。这是因为，在游子听来，其叫声似为“不如归去”。宋人范仲淹有杜鹃诗曰“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南宋学者康伯可《满江红》词云：“镇日叮咛千百遍，只将一句频频说：不如归去不如归，伤情切。”试想，在红消香殒的暮春时节，流落他乡的游子听到杜鹃这哀婉的悲鸣，怎能不勾起怀家思乡之愁呢？古人称其为“天地间愁种子”，是颇有些道理的，饱含哀伤的诗意。“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少游，贬官湖南郴州时所作《踏莎行·郴州旅舍》，乃宋词名篇，历来为人们所称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与秦少游同病相怜的苏轼激赏结尾两句，并将其书于扇子上玩味不已，永志不忘。苏词中亦不乏诸如“潇潇暮雨子规啼”之类的名句。而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则最欣赏“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两句。他在《人间词话》中给与高度评价：“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凄厉矣！”余十分赞赏王国维的观点，这两句寄情于景，情景交融，写尽贬谪蛮荒之地的游子无边的离愁别恨，杜鹃无疑在这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诗仙李白是绝不会放过杜鹃这一诗意浪漫的意象的，暮春时节，浪迹天涯的诗人看见杜鹃花开，又听到杜鹃鸟鸣，触景生情，陡起乡思，写下了著名的《宣城见杜鹃花》：“蜀国曾闻子归鸟，宣城又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时节忆三巴。”诗中既有花鸟同名之趣，又有催人泪下之悲，还有字句对仗之工，堪称咏杜鹃之佳作。

同样是杜鹃的叫声，而在农家听来，则为“布谷布谷，割麦播谷”，催促人们莫误农时，及时春播，早备夏收。因此，杜鹃鸟便含有知农时、劝农桑、催耕种、勤劳作之寓意，被称为“布谷鸟”。民间流传着“映山花红河柳荫，杜鹃知时劝农勤”的说法。杜甫有“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的诗句。宋代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之一的蔡襄写得更明白易懂：“布谷声中雨满犁，催耕不独野人知。荷锄莫道春耘早，正是披蓑化犊时。”杜鹃是候鸟，每当芒种时节便日夜不停地啼叫，而这时既要春播，又要夏收，正是农家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候。宋人范成大的《村居即事》“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就是最生动的写照。这个时节，即使懒惰的光棍汉也要荷锄下田劳作，故乡人于是模仿布谷鸟的叫声，给它起了个有趣的名字，叫做“光棍着（读zhuo）锄”,而对“杜鹃”这一雅号几乎无人知晓。

同样的鸟鸣声，而有了这么多不同的理解，赋予了它这么多的不同寓意，完全是不同身份、不同心境的人之心理作用使然。正如杜甫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也；亦如王国维所言：“一切景语皆情语”是也。  

文学作品中，杜鹃鸟还是爱国志士的象征。与苏轼并称“苏辛”的南宋大词人辛弃疾 有一首《贺新郎》：“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词中这啼血的杜鹃不就是作者忧国忧民悲壮情怀的真实写照吗？而宋人王令《送春》诗道：“三月残花落更开，小檐日日燕飞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这里的啼血杜鹃，一反悲戚之常态，俨然是一个顽强执着，积极乐观，充满了自信的“斗士”形象。

在中国文学史上，正如郭沫若所说的那样，杜鹃“已是望帝的化身，有时又被认为薄命的佳人，忧国的志士；声是满腹乡思，血是遍山踯躅。”总之，它是集爱怜、哀怨、纯洁、至诚、勤勉于一身的正面形象。在文人笔下，其啼声或急促欢快，如布谷劝农催耕；或幽怨哀愁，如子规啼血思乡；或慷慨悲壮，如杜鹃知恨啼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像记记重锤，声声敲心坎，一次次击中人们心灵深处那最柔软的地方。其文学形象充满了浓郁的诗意，在鸟类王国是绝无仅有、无与伦比的，令意象丰满的燕子也相形见绌，自愧不如，堪称名符其实的“文化鸟”。

然而，杜鹃却是一种“巢寄生”鸟。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杜鹃：“不能为巢，居他巢生子”。《辞海》中对杜鹃的解释：“部分种类不自营巢，产卵于多种鸟巢中，由巢主孵卵育雏。雏出壳后，推出巢主雏鸟而独受哺育。”杜鹃鸟寄生，懒惰；不尽父母职责，不哺育雏鸟；欺骗巢主、伤害其雏鸟等种种“罪状”，这是典型的“鹊巢鸠占”。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林子大了，什么鸟也有。杜鹃鸟的文学象征竟与它的动物习性如此相悖，真是大相径庭，反差之大，天壤之别。难怪郭沫若在《杜鹃》一文中称它“专横而残忍”，“大可作为欺世盗名者的标本了”。

  当然，文学象征是一回事，自然知识则是另一回事，它们各有其价值，即人文价值和自然科学价值。科学注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而文学则强调主观感受，寄情托意，想象虚拟，所谓见仁见智，无非各取所需，为我所用而已。像郭沫若笔下“专横而残忍”、“欺世盗名”的杜鹃，就是隐喻讽刺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与杜鹃鸟本身是毫不相干的。杜鹃鸟的动物习性是亿万年来自然进化的结果，是无可厚非的，一点也不影响它丰富的文学意象，就如同它的文学意象一点也不影响它的自然属性一样。正如达尔文《进化论》中的著名论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此乃自然之道也；又如王国维所言“一切景语皆情语”，此乃为文之道也。自然与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切不可作等同观。

                                      2014年10月20日于淡远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