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忆五十年前山东海阳社教的那些事
想起那“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1964年。全国进行重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山东的海阳县被列为全国重点。由中央到公社的在职干部、解放军、农村选拔的优秀青年等,组成了几万人的工作队,浩浩荡荡的开进了海阳县的广大农村。与农民 回同吃、同住、同劳动。以阶级斗争为纲,清理农村干部的经济、政治、思想、作风等问题。一场浩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就这样开始了。
我当时在海阳的里店区，潮外公社潮外村，但我们不是工作队，是在此驻防的解放军战士，因要配和党的中心工作，也有时参入了运动之中。今将当时的所见所闻略加整理，以飨众位网 友。
一：未社教前的海阳农村印像
潮外村地处沿海，与潮里、庄上、大颜家等村相邻，农民靠半渔半农维持生活。此时、因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已基本消除，民众虽然生活艰苦，仅靠地瓜干和野菜来充饥，但对党的信任与希望的信念不减。因他们把三年饥荒，死里逃生的苦难都归结到右倾机主义身上，是1959年庐山上的彭、黄、张、周造成的，只要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好日子就在前面，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一定能够实现。当时群众的觉悟都很高，党的基层政权较为牢固，干群同心，建设社会主义的劲头十足。早在前一年，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助人为乐，人人为公，人人爱国，好学上进，蔚然成风。民风惇厚的乡民，把偷盗看成罪恶，生产队的仓库从不上锁，村民种的白菜都在坡里就地掩埋，家中最贵重的胶轮小车都放在大街之上，村中从没发生一起偷盗案件。因在1963年秋天，海阳有台湾武装特务在大白圈登路，被当地驻军与民兵歼灭，故民兵组织尤其活跃，生产之余，都积极的参加军事训练，涌现出了好多民兵积极份子。村里的领导干部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过着与群众同样清苦的日子。军民关系极为密切，军爱民，民拥军，如同一家人。每当部队放电影，从银幕的中间划一条直线，一边解放军，一边老百姓。每到农忙季节，部队都到村里参加劳动，与民众一起干农活，真有军民一家人的感觉。使这个沿海的小山村，显的生机勃勃，充满了活力。
二：社教工作队的纪律
四清工作队的纪律非常严格、周密，竟有二十条之多。归纳起来可分为几大类：一是严格保密，在四清期间不管级别高低，职务大小，资历深浅，年令老轻，一律称同志，或简称老王、老张，或直称其名，不准称职务。老百姓也叫他们老王、老张。二是实行三同，即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三是不准与社员谈恋爱。年轻的工作队员都虚说年令，慌说自己有老婆、孩子。四是酒、肉、鱼、蛋、面五不吃。
三：社教工作队的要员组成
在海阳社教工作队的主要领导，是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克实，他坐阵海阳县城，有时到各村来视察和调研。潮外村住的有26军的政治部主任魏伯亭（后任解放军总政部干部部长）他的交通工具是一辆三轮摩托车，时常见他穿一身不带领章的旧军装，召开村民会议，参加生产队劳动。住在纪滩村的是济南军区的司令员杨得志，代号老李，他坐一辆中型吉普车，待人很随和，经常与老百姓和战士聊天。住在臧家村的是山东省副省长刘秉林，他在社教期间，组织老百姓在山上种了很多苹果。其他的大干部还很多，因时过44年，都想不起来了。
四：社教工作队进村的工作
社教工作队一进村，先把生产队的帐目封存。不接受村干部的任何意见，都到老百姓家中访贫问苦，征求村民对村干部的看法，组织村民揭发干部的问题，待到村民发动起来已后，就开村民大会，组织骨干份子大会上揭发村干部的问题。当时的气氛极为紧张，有的村干部不理解社教工作队的作法，时有自杀事件的发生。具说社教一开始，海阳就有八十多名干部自杀身亡。
五：社教工作队的生活
社教工作队一进村，不准自己设食堂，都到老百姓家中去吃饭，同时规定不准吃好的，老百姓吃什么就吃什么。当时群众生活极为困难，家中主食是地瓜干加野菜，细粮基本没有，时有工作队的成员饿昏的现像发生。我记的有一次，部队改善生活炸油条，有的工作队员就问我要油条吃，部队马车班喂马的豆饼，他们都去要着吃。有一位社教队员因有胃病，正日面黄肌瘦，抱肚工作。今天我明白了，为什么当时群众生活那么苦，人们都拥护党的领导，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就是当时干群关系密切，没有腐败现像的发生。为什么以色列那样一个小国，能在周边都是敌对国家中生存，是因为每当战争来临，总统与战士同时冲向战场。由此可见，干群关系在国家机制中有多么重要。
六：感动人的几件事
（一）魏伯亭的办公室在潮外公社驻地，有北屋五间，东西两间是他与警卫员的卧室，三间正庭是会议室。他每天晚上都在此召开会议，入会的干部多都吸烟。潮外村有一残废军人，每天都从警卫员打扫出的拉圾中拣拾烟蒂巴。一天，被魏伯亭发现后，他即叫警卫员把烟蒂拣出单放在碗中，等这名残废军人来取。此事虽小，但反应出当时高级领导干部，关心人民疾苦，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高贵品质。
（二）1964年春，我与临朐籍战士王丹明去小野口村走访贫下中农。到一户姓丁人家看后，只见这家人家中有一名六十多岁的老大爷和一位四十岁的大娘，问后便知，大爷是这位大娘的公爹，大娘有一位与我年令相仿的儿子，一家三口，三代人。此时大爷问我们家是那里人，小王说是临朐，又问距南麻有多远，小王说相距很近。俩位老人听说后，当场大放悲声，泪流满面。大娘拉着我们每人一只手瘫在地上痛哭，使俺俩不知所措。问后方知，大娘的丈夫在四七年牺牲在南麻战役，临朐在什么地方，南麻在那里，他们都不知道，仅从烈士证书上知道牺牲在临朐南麻。此时，大爷急匆匆跑出门外，待了不大一霎，有四五十名村民含悲流泪的来到了丁大爷家，他们将我俩围在中间，这个扯扯我们的衣服，那个拉拉我俩的手，就好像他们十七年前应征当兵的亲人头一次回来一样。问俺临朐在中国的什么地方，距他家有多远，那里是靠山还是临海，有没有烈士坟墓，在他们的哭声中，我们都一一作答。
后来经我们调察后才知道，原来这个村共有五六百口人，在1947年春天，就有37名青壮年被动员报名参军。他们入伍不长时间就参加了南麻战役，只回来了三名伤员，其余三十四名全部壮烈牺牲在南麻战役。海阳啊：伟大的海阳人民，您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您们又得到了什么？人民所覆载的是整个国家的利益，没有他们的牺牲精神，那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而今天手眼通天的高官们，如果忘记了他们，可真是天理不容。
（三）刘秉林副省长在臧家村带领群众种植的苹果，到了1966年秋只长了一个苹果。群众从春到秋，精心看护，在社员心中，这就是希望， 这就是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开端，就是省长与他们劳动的硕果。正当他们对未来憧憬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吹到了他们村。
当时村内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村干部、社教积极份子和基本群众，成立的组织名叫东方红战斗队；一派是以村内的一些对干部有意见，和急于想当干部人，及少数学生组成，成立的组织名叫杀、杀、杀战斗队。他们为了这一个苹果展开了急烈的辩论，东方红要把这个苹果送给省长刘秉林，理由是：刘秉林与我们同劳动，共甘苦，是他去泰安给咱买来了树苗，使咱村才有了这成片果园。结的这第一个苹果就应该送给他，叫他看看这丰收的成果，共享这丰收的喜悦。杀、杀、杀战斗队一派认为：有了这成片的果园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成果，毛主席是伟大领袖，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而刘秉林是走资派，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山东的代表人物，这个苹果应该在去北京串联时送给伟大领袖毛主席。
整在两派争辩之时，三支两军的工作队进村了。面对两派的争辩，这可难坏了解放军的工作队，于是，他们便带着这个问题反应到上级机关。上级关又反应到更上一级的机关，反复数次，最后拍板定案。杀、杀、杀战斗队为革命群众组织，认为他们阶级觉悟高，对毛主席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理应得到解放军的支持。而东方红组织不服，两派形成了敌对的组职，为后来的武斗按下了祸根。
这件事今天看来特别荒唐，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现实。在此村支左的同志还出席了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三支两军积极分子大会，作为典型来学习推广。
前几年，我读《史记：秦本记》总感到赵高指鹿为马的事不可理解。一个带角的梅花鹿怎能说成马呢？今天我终于明白了，当权力与威望无限制的膨大时，就会使人变成疯狂，再明白的人也能作出错事来。到一定的程度，不用说指鹿为马，指鹿为蚁的事都能发生。
（四）潮外村有一名残废军人，年令约有四十多岁，党员。他的妻子病亡，撇下了两个小孩，虽有点残废金，但怎是一个男人拉拔两个孩子，又当爹、又当娘，日子过的比较艰难。
社教工作队进村后，有群众反映他与村中一个成份不好的妇女有染。那个女的经常去他家干这干那，还给他的小孩做衣服。这件事在今天看来很正常，但在那个年代可就成了大事。于是，工作队就找他谈话，对他进行批评教育。说他丧失阶级立场，与阶级敌人同流合污。如若不改，就要叫他考虑党籍的问题。这个党员考虑后说：“我不搞她，我搞谁？搞贫下中农是自己的人。”此言一出，当场就把与他谈话的人笑的歪倒，弄了个严肃开始，欢笑而散。此事后来成为笑谈好多年。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是按经济划的成份。地多的是地主，钱多的是资本家。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可就复杂了，不管干什么事，都要上纲上线。把对立面在逐步扩大，时间短了还行，时间长了可就不好办了。多亏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了拨乱反正，不然我们今天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
赵仲泉2008年10月15日写于文景明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