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弘扬红色文化 永远铭记历史
——简介峻青先生的革命文学生涯及他与昌邑人民的生死情缘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峻青先生的革命文学生涯及他与昌邑人民的生死情缘”。在讲这个题目之前，先讲一下我自己，鄙人，姓孙，名向阳，原名孙孝信。1940年8月8日生于围子街道天保庄村，1950年迁回祖籍韩家巷村。从小热爱文学，喜欢读书，务过农，从事过教育、计生工作。任过中学教师，国家公务员，现从事金融事业。从教从政期间，工作之余写点诗文，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社会的关注，同时也表达自己的爱与憎。现在是昌邑市及潍坊市作家协会会员，昌邑峻青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我虽然从小热爱文学，但并没有什么建树，主要作品仅是两个小册子，一本叫“潍水清”、一本叫“春风秋月”，还有被诗人陈显荣先生赞誉的六句诗“教书教了十几年，光长胡子不长钱，被人骂为‘臭老九’，终年劳累不得闲，国遭浩劫人受苦，回首十年心胆寒”。我2000年从工作岗位上退休，退休后，我选择了回乡。回乡后我积极为村民们订送报刊，开办家庭书屋，赠送书刊，传播先进文化，积极参入公益活动，并办起了储蓄代办站。我要和乡亲们一起帮扶着走向富裕走向文明，一起放飞梦想收获希望。十几年来，凭着我的人格魅力，储蓄额已达三千万元。让我在七十六岁的年纪依然享受到了工作的魅力和快乐。我要让点点滴滴的爱播撒给乡亲们，我要为群众做点事，为党分点忧，为国尽点力。由于我的努力得到了乡亲们的好评和上级领导的认可。二零一二年，被评为潍坊市模范老人；二零一三年被中共昌邑市委组织部、市委离退休干部工作委员会、市老干部局评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优秀离退休干部党员；二零一四年被评为潍坊市五好离退休干部党员，受到潍坊市委组织部、市委离退休干部工作委员会、市老干部局的表彰。
下面，言归正题，书归正传，首先，要讲的是峻青先生的革命文学生涯，峻青先生虽然是海洋人，但他一直把昌邑作为第二故乡。这不仅他曾在昌邑战斗工作生活过，而且昌邑人民曾三次救过他的命。潍坊人民称他为昌潍大地之子，而昌邑市委市政府曾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在昌邑大地从南到北，到处都有他的足迹。我和峻青先生初识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交往已半个世纪有余。我从小就热爱文学，喜欢读书。小时候无书可读，曾把舅父的石刻版《三国演义》偷偷拿回家阅读。在十六岁那年，我正好在昌邑一中读初二。课余时间听高年级一位姓董的同学说有一本书叫《黎明的河边》写的是昌邑的人和事。我当时非常想看到这本书，便想方设法托人从学校图书馆把书借了出来。书借到后，便用课余时间读了起来，整整几个星期天，什么事都忘了干，把书一气读完。书中的那些英雄人物，小陈、老水牛爷爷、老交通、黄淑英、姜荻帆……深深打动了我。从此使我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峻青先生这样一位革命作家更是充满了敬仰之情。日思夜想要见到他，见不到他，便冒昧地给他写信。峻青先生当时已是一位很有名气的革命作家，但他对象我这样的一位小人物一点都不鄙弃，几乎是每信必复。并耐心地回信告诉我《黎明的河边》的创作经过。从此以后有近十年的时间和他经常书信来往，但一直未谋面，他在信中曾这样写道：“战争给了人民许多宝贵的教训，使得他们更深度更细致地去认识世界，更纯洁更高尚地去对待生活。而牺牲了的英雄们，也永远地活在人民的心里，并鼓舞他们在新的生活中，去树立新的功勋。”由于峻青先生的鼓励，几十年来，我对文学情有独钟。以后，由于“文革”的原因，和峻青先生曾失去联系多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听说他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进行《海啸》的创作。我为了一睹他的风采和尊容，便自费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见到了他，并把一本在“文革”时我从“焚书”运动中抢救出来的一本《黎明的河边》交给了他。他感到非常欣慰，也非常感动。那次，我还把家乡产的几斤花生米带去送给了他。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他知道我当时的日子并不宽裕，临走时给了我三十斤粮票来接济我的生活。在北京我住了五天，他想方设法领我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当时他的老伴于康老师因生病刚出院身体尚未完全康复，但她依然坚持和峻青先生一起陪我去瞻仰遗容，这让我感动不已。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去瞻仰毛主席遗容是比较严格的，但他们让我这一愿望得以实现，如今回想起来，使我难以忘怀。“文革”结束后，我俩的友情进一步加深，那时，社会上“书荒”比较严重，他想方设法花钱购买我和儿子需要的书籍，给我寄来，记得他曾寄过字典，他的新版《黎明的河边》、《秋色赋》和一些刊有他的文章的一些杂志，如《江城》，还有许多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因为这些书在当时是需要“走后门”才能买到的。由于他的帮助，使我的精神生活不再荒凉。“文革”后，人们的物质生活仍未有大的改观，他继续不断地寄粮票来接济我家的生活，我也不断地给他寄点潍河岸边产的特产以表示谢意。
峻青先生是一位杰出的革命作家，他的文学作品是社会主义文学宝库的重要财富，曾教育和影响了好几代人。他的名字就像一座丰碑、一座文学殿堂上的高峰，吸引着一代代文学爱好者于激情中去效仿、忐忑中去攀登。峻青先生既是一位革命军事文学的志愿兵，又是一位一直不忘自己使命的作家，无论是白色恐怖，还是枪林弹雨，他都不曾放下手中的笔，为了写作，他放弃了高官厚禄，埋头做一名专业作家，不为名利，只为安抚一个个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战友们的灵魂，只为当时战场上的一个许诺，便成了他一生一世的契约。他曾在《黎明的河边》、《秋色赋》重版前言中这样写道：“老实说：我本来不是什么‘科班出身’的作家。是轰轰烈烈的革命战争生活，是千千万万老革命根据地的故乡人民和八路军、解放军的英雄儿女，在战争风暴中所表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我，教育着我，激励着我，使我拿起笔来，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文献的指引下，零零星星陆陆续续地写出了《黎明的河边》等集子中的一些作品。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没想到，也不懂得什么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等的美学概念和创作原则。我只是受着内心的一种强烈的感情冲动，觉得非要把我所亲眼看到听到的那些使我深深地受到感动受到教育的人和事写出来不可。否则，我就对不起那些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我们创造了幸福的今天的英雄们，对不起党，也对不起自己。”
几十年来，随着岁月的增长，我俩的情谊也不断加深。他虽然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但扔不放下手中的笔，每年都有绘画、书法作品从上海给我寄来，这让我的生活品味大大提高，使生活充满了情趣。在几十年的交往中，我对这样一位恩师也有了更深更全面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峻青先生是当代著名作家、画家。原名孙儒杰，字俊卿，山东省海阳市西楼子村人。1923年3月31日（农历2月15日）出生于渤海之滨的一个丹青之家，祖父孙竹坡、父亲孙桐庭均擅长绘事，驰名乡里。峻青从小就学习绘画，爱好文学，幼年就读于私塾，攻读四书、五经、和古典诗词等古文学。6岁那年的农历二月初二，峻青开始上村塾。先生是一位怀才不遇的老学究，既迂腐又有点神经质，常凭借读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呜呼!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句子时，每每老泪纵横，悲愤难忍。而有时，他又以陶渊明自况，傲啸山林，自娱田园。但这位先生的古文学识却是渊博的，不仅字写得好，而且诗文也做的好。少年峻青由此打下了古文的基础，产生了对文学的爱好，并开始模仿《聊斋志异》的笔法，把在牛倌屋里听长工、牛倌们讲的鬼怪神话、邻里轶事写成笔记小说。
据他回忆，在他的家乡夏天的黄昏，常有一帮肩背三弦、鼓板的盲人，来到村中热闹的十字路口，面对围坐着的村民，支起鼓架，敲起鼓板，弹起三弦，开始说书。有短篇小段，也有接连几个月的长篇。峻青最喜欢听的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故事。
与此同时，胶东半道上的革命斗争，也像大海上的狂涛巨浪，冲击着年轻峻青的心。八九岁时，他就听到过舅父被活埋、邻村的七位共产党人被浇上煤油活活烧死的事。10岁时，他又在村东的大道旁，亲眼看到一伙手持大刀长矛的农民，与武器精良的官府骑兵队，进行了英勇的激战。结果，当然是农民队伍遭到了失败和残酷的屠杀，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被挂在了大道两旁树干上。13岁那年，他父亲又被抓到了海洋县城，关进大牢。峻青跋山涉水奔走一百多里走到县城探监，受尽了白眼和欺凌。这些，都在峻青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养成了他崇拜英雄以及憎恶丑恶、热爱善美的情感。
峻青12岁那年，母亲因病饿而死。峻青在黄表纸上写下的一篇悲悼之文，得到了蒙师的夸奖。那老先生一面朗声诵读，一面老泪纵横地连声赞叹：“好祭文，好祭文！真是肺腑之声，赤字之情，字字血泪，句句哀痛！难得呀，难得！”
母亲去世的第三年，峻青不得不辍学离家，到邻村的一个工商地主开设的花边工厂去当童工。因为是学徒，就得既干工厂的活，也干地里的活，还得干地主家的活。一天，峻青在打扫书房时，忽然看到一只柳条箱子，是那家工厂掌柜的大儿子刘汝楫从烟台八中毕业时带回来的，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洋装书，有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朱自清、沈从文、庐隐等作家的选集 ，还有《黑奴吁天录》《茶花女》等翻译作品。少年峻青犹如一个饥饿的孩子，蓦地来到满陈着山珍海味的酒宴间，不由得被这些新鲜的文字吸引住了。于是，他偷偷地从里面拿了本《鲁迅选集》，到晚上等同炕的伙伴睡下后，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如痴如醉地阅读起来，一直读到半夜。他就这样看完了一本又换一本。这是峻青第一次接触“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作品和欧洲十九世纪文学，它们强烈地震撼着他年轻的心，激励了他情感上的波涛。那时，他模仿着新月派的笔调，写过如“芭蕉秋雨的夜分，落叶萧索的清晨”这样的诗句。虽然后来看来不免幼稚可笑，却记录着他开始学习文学创作时的趔趄之态。
那时，峻青还经常骑着自行车载着沉重的货物，到周围的一些城镇去送货、取货、在城镇的客栈和荒村野店中住宿，接触了不少三教九流之人，开拓了眼界，增加了阅历，同时也品味到生活的辛酸与事态的炎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家乡胶东半岛参加革命。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与他青梅竹马的邻村姑娘于康，后来成了他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和爱妻。峻青先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戎马生涯中，一直从事新闻、文学工作。1941年写出第一篇小说《风雨之夜》后又写出了著名短篇小说《马石山上》。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曾任胶东区党委机关报《大众报》记者、新华社前线分社记者。1948年春天他离开胶东，随军南下，转战中原战场、江淮平原，先后任过新华社中原总分社记者组长。1949年5月进入刚解放的武汉，担任中南人民广播电台编委兼宣传科长。1950年又到湘桂边境参与新区土改。1952年冬天调上海，组织上把他从行政岗位上解脱出来，专业从事文学创作，写出了一系列影响广泛的优秀之作，曾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代理书记、书记处书记，副主席，是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及中国作协荣誉委员。1956年春，出访欧洲，参加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作家会议。会后写出《欧行书简》一书。
峻青先生小时候家境贫寒，曾做过童工，在家乡任过小学教员。他的家乡—-胶东半岛，是一个十分富庶而又风光秀丽的地方，那儿有苍翠巍峨绵亘不断的群山，有阡陌百里一望无际的平原，有浩浩荡荡一泻万丈的大河，也有波涛汹涌碧绿无边的大海。那儿的人民，有着一种北方人所特有的强悍、豪爽、正直、热情的性格。风光秀丽的濒海北方山村，也孕育了峻青身上的豪放之气。他从小就热爱这块土地，热爱这里的人民，后来他和家乡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并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整个战争年代里，他一直在斗争最激烈最艰险的环境中工作，他看到了许多英勇顽强忠诚无比的英雄人物，他们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文革”期间他遭遇“四人帮”的迫害，江青、张春桥多次在讲话中点他的名，说他“颂扬战争恐怖”是中国的“肖洛霍夫”并将他进行秘密逮捕。那是在1968年2月27日傍晚，峻青与巴金等人被批斗、劳动一天后，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上海作协的大门，在巨鹿路和常熟路的交叉处，迎面走来一个身穿蓝色中式棉袄、脸上戴着大口罩的中年男人，低声问道：“你是峻青同志吗？”“是的！”那人说他姓张（当时的空军某部队文化部长张彪），并拉着峻青说是去他家里吃饭，路旁还停着一辆伏尔加轿车。峻青不肯去，那人就说有人在他家里等着峻青，那人说是代总参、空军司令。但峻青不相信他素不相识的中央要人会由北京到上海找他这个“牛鬼蛇神”，坚决不去。看到有许多群众围观，那人就把他拉到了附近的空军招待所去。他在那里果然见到了那位中央要员，由于峻青坚持不通过组织不跟他们去北京，那天才没被直接送走。3月2日，峻青接到正式通知，要他立即前往北京。当夜10点，他便在一位军官的“护送”下，由虹桥机场登上他从未见过的豪华专机。午夜12点，飞机在京郊的一个秘密机场降落。他刚下飞机，就被架上了一辆吉普车，送到一排坐落在荒凉旷野上的建筑物里关了起来。稻草铺的床前有哨兵，门外也有一个哨兵，峻青“享受”的是“双岗”待遇。这一绑架整整五年半的秘密监狱生活，使他与家人失去了联系。粉碎“四人帮”后，枯木逢春，香花重放，复登文坛，于1981年发起创办并主持《文学报》。出狱恢复工作后，他曾写过回忆录《神秘绑架之谜》和中篇小说《神秘失踪之后》，他的旧作也得以重新出版。
峻青先生著作甚丰，他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黎明的河边》、《海燕》、《怒涛》、《胶东纪事》；中篇小说有《最后的报告》、回忆录《神秘绑架之谜》；散文集《欧行书简》、《秋色赋》、《雄关赋》和《梅魂》。1978年完成长篇小说《海啸》的创作，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并搬上了荧屏。论文集有《峻青谈创作》、《语文学习和写作》，另外还有400多万字的八卷本《峻青文集》等。其中《黎明的河边》、《潍河上的春天》及长篇小说《海啸》等，写的是发生在潍河边的故事，反映了昌潍人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峻青先生是一位杰出的革命作家，也是我国当代革命军事文学作家领军人物之一。他的贡献，就在于以其亲身的体验为基础，用文字生动得再现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个个细节。而这些血肉丰满的细节，使我们对那段历史有了感性了解。峻青先生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涌现出来的老一代作家，又是祖国和平建设年代创作时间最长、作品极为丰富的作家，还是文学艺术题材涉猎面最广的作家。他的小说多取材于革命战争的亲身经历，他善于把现实生活与描绘斗争历史回顾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擅讲故事的传统，作品情节集中、结构严谨、波澜起伏、曲折动人。在跌宕多姿的情节发展中去描写人物，并在叙述中，插入热烈的抒情和议论，以揭示英雄的性格与优美的思想情操。他写的英雄人物往往受到严峻的考验，甚至流血牺牲，却不令人悲观沮丧，而是激昂悲壮，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峻青先生不但小说写得富有特色，他的散文也久负盛名，70多年来他笔耕不辍，写下了数百万字的作品，其中不少作品被译成英、法、俄、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出版发行。有些作品被选为大、中学语文教材，（他入选教材的数量仅次于鲁迅）有的作品被拍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其实，他的另一枝笔墨的辉煌并不亚于他的文笔，只是他的文名太盛，掩盖了画名，一般读者知之较少。峻青五六岁时便在父亲的指导下，临摹《芥子园画谱》。在抗日战争年代的戎马生涯中，峻青一直从事新闻、文学工作，但对绘画却从未放弃，在他的采访包中，总是带着写生本，一有空便坐下来写生素描。
20世纪40年代出，他便在胶东军区《前线画报》上发表作品，解放后，峻青担任上海市文联和作协的领导职务，由于工作关系，使得他经常与赖少其、唐云等著名画家交流切磋艺事，并阅览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名画和书籍，由此大大提高了对绘画的审美修养。“文革”期间，虽深陷囹圄，铁窗寒壁，但仍以指代笔在监狱的水泥地上练习作画。半个世纪的苦心磨练，使峻青的绘画艺术创出了独特的风格。峻青先生的绘画作品，与其文学作品一样，是在广泛的继承、吸收中外古今诸多流派大家的作品，特别是深刻地观察体现现实生活的营养基础上，刻意创新，不拘泥于陈旧窠臼和传统桎梏的束缚，而着重于美学的探索追求，文学的魅力神韵。故而其绘画作品格调高雅清新，具有浓厚的抒情韵味和诗的意境，形成了与其文学作品相得益彰的独特风格和艺术魅力。他的画路也很广，山水、人物、花鸟、鱼虫均有涉猎，而已花鸟为主，尤以牡丹、梅花见长，笔墨酣畅、潇洒飘逸、兼工带写、墨彩交融。
几十年来，他先后在北京、福州、深圳、香港、澳门、曼谷等地举办过个人画展，受到了普遍好评，并被有的博物馆所收藏。
下面再讲一个峻青先生与妻子的一段故事，1948年初春，组织上决定峻青随部队南下，南下要穿过敌人的据点。于康要求和峻青一起南下。部队出发当天，正逢“三、八”妇女节，峻青和于康在行军途中的第一个宿营地—坛山村，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新房是房东的一间破旧草房，“婚宴”是从部队炊事房端来的玉米饼子和粉丝白菜外加峻青在行军途中所买的半斤猪头肉。40年后，峻青回忆这个新婚之夜时，满怀深情的写下了一首旧体诗《三、八节忆旧》：“三十九载朔逝川，金戈直指大江边。最忆坛山明月夜，茅舍春深不知寒。”
新婚后，峻青和于康便一起随部队来到太行山区。太行山重峦叠嶂，地势险峻，山路崎岖不平。还有一大特色，就是饿狼多。
一天，部队到太行山区宿营时，峻青去卫生所看望于康，却被告知于康还在部队后面担负收容生病掉队人员的工作。峻青一听急坏了。在饿狼遍野的太行山区，夜晚结伴而行都有危险，何况是一个单身女性！峻青当即跨上一匹枣红战马，朝部队过来的山路疾驰而去，一路上大声呼唤着“于——康——你在哪里——”就这样，一口气跑了很远。可回答他的，除了回荡在山间的自己的回声，便是黑幽幽的山谷中此起彼伏、令人胆寒的狼嚎声。正当峻青找的汗流浃背、嗓子也几乎喊哑时，耳边突然传来轻轻的回应：“峻青——我在这里，峻青——我是于康……”峻青听得出来声音是从远处传来的。他策马边奔边喊，一直到他跟前出现肩上背着沉甸甸的药箱和背包的妻子时，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峻青跳下马，一把抱住妻子，禁不住埋怨说：“怎么搞的，吓死人了！”于康却笑眯眯地说：“这是工作，我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峻青不由转怒为笑，随即将她抱上马，跃马扬鞭，向驻地奔去。
下面，我讲的第二个题目是，峻青先生与昌邑人民的生死情缘。
2012年的秋天，我和作家协会主席姚凤霄，市老干部局副局长刘英凯、昌邑电视台记者朱越一行四人在九九重阳节前，专程去上海看望峻青先生，那天我们如约而至，先生早在上海徐汇区天钥桥路天钥花苑的家中门前等着我们，峻青先生看到我们非常高兴，宾主双方围绕峻青先生在昌邑工作、生活的经历畅叙友谊，营造了温馨的氛围，他向我们回忆起了那段难忘的岁月，他说：“我是1946年来到昌邑的，我当时是记者也是工作队员，我所工作的村庄就是李家埠。在我的那些难忘的岁月中，有一个人让我永远不能忘记，那就是民兵英雄李成万。敌人因为他和我们的工作队员在街头聊了几句话，晚上便把他的妻子和女儿劈死，从此李成万便义无返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带领民兵保卫村庄，清剿匪特，护送革命同志……不久，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当上了北孟区的武装部长。我和李成万同志，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生活中，也结下了很深的战斗友谊。他对我非常关心爱护，为了我的安全，他总是不分白天、夜晚的关心着我、保护着我。我也总是时刻关心着他。有一次在昌南县鳌头埠村的剿匪战斗中，缴获了敌人的一支崭新的匣子枪，这枪我很喜爱也很需要，可是我考虑到李成万同志也很需要，便把这支匣子枪送给了他。他如获至宝，对我非常感激。可是不久一件痛心的事情发生了，为总结新区工作和备战，我和李成万参加了昌南县委在饮马镇召开的英模表彰大会。敌人趁我们在县里开会的七天时间里，布置了暴动谋杀的陷阱。就在我和李成万回村的当晚，在村民大会上，当李成万刚开始讲话的时候，暗藏在自卫团里的匪徒们在他的背后开了枪，在这猝不及防的暴动中，我们的敬爱的英雄倒下了。那时我正在会场的另一角，和村长李元兴谈话，向他了解近几天村中的情况，听到枪声一响，李元兴说：“不好，闹饥荒了，你快走！”他拉着我向会场大门外冲去，这时会场大乱，群众也都争着向大门外涌去，可是会场大门已被敌人卡住，李元兴又返回身把我拉到一个装满了干草的草屋里，藏在干草垛中。敌人打死了李成万后，又叫嚎着，四处搜寻我，他们用刺刀向草垛里乱刺没有刺到我，就对李元兴进行拷打，但他始终也没有说出我藏在什么地方，最后我终于在群众的掩护下突围脱险了，可是，李成万同志，多么好的同志啊……”
峻青先生说到这里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我为了不让峻青先生陷入悲痛之中，便提议让峻青先生讲一下解放后重返昌邑的一些事情。
下面他又向我们回忆起了他和李守正一段生死之交的往事。他说：“李守正同志虽然不是在战争年代与我一起共过患难的战友，却是在和平环境里建立起来的生死之交。他是我的救命恩人。那是1953年的夏天，我由上海回到昌潍地区来补充长篇材料，住在昌邑县的广刘村，这个村庄紧靠潍河，有一天，天气很热，吃过午饭后，我倒村庄西边的潍河里游泳。头一天夜里，潍河上游下了大雨，河里下来了洪水，河面陡然涨宽约有四五里路，河水又急又猛，波浪滚滚，当我游到河中心时，突然从上游下来几个很大的漩涡，把我旋到了当中，我拼劲全力从漩涡中挣扎出来，但紧接着后面的漩涡又旋过来了。不管我怎样挣扎，总是冲不出这接二连三不断旋来的漩涡群。这时，我已筋疲力尽了，只觉得手脚像栓上了千斤重石而且又酸又痛，沉重万分，再也无力挣扎了。但我心里却很清醒，知道我是怎么也不可能游到对岸了，灭顶之灾立刻就要降临到我的头上来了。但我不甘心就这样被淹死，我要寻找新的希望。我回头向东岸望去，东岸的大堤上，站着很多人，他们正在向着我这边张望，也许是他们也发现了我的危急情况，但是他们离我太远，远水救不了近火，无能为力；而西边的河岸，虽近一些，但却没有人影。突然我发现在前面三五十米远的洪流中，有两个人在劈波斩浪迅疾前进。
我喊了一声：
“喂，喂，我游不动了。”
听到了喊声，他们一齐回过头来。
我听到李守正喊了一声：
“不好，老孙不行了.”说着，立刻就返回身来，向我急游过来，一面游，一面向着我喊道，“你坚持住，千万别松劲。”
但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我只觉得双臂双腿却像刀刺似得，腿肚子疼的不行，简直不能活动，而且半点力气都没有了。那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使我觉得还不如一动不动地任凭洪水淹死要舒服得多。但我还是咬着牙忍着刺心般的疼痛，用力地挥舞着手臂，继续拼命挣扎，等待救援的到来。这时候，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我与李守正的空间距离虽然不过数十米，但我却仿佛觉得有很远很远，时间很慢很慢，我实在挣扎不动了，几次都想把眼睛一闭，让那洪水把我冲走。但最终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振作起来，拼尽最后的一点力气坚持着，坚持着，一直坚持到李守正靠近了我的身边。
这时候，我已呛了几口水了，李守正大概已经看了出来，就一面向我靠拢，一面问道：
“怎么样，你还清醒吗？”
我知道，在水里救人，最怕的是被救的人被水灌得昏头昏脑，危急中乱抓乱扑，这样就很可能把救援的人溺死在水中，因此，有的人就不愿去救溺水待毙的人，因为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也正因此，对于李守正的冒险前来救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他自己也在与急流漩涡的搏斗中，累得不行了，可他还是毅然返回身来，冒着危险来救我。我想告诉他，我很清醒，但是，我的嘴张了几张，却连我自己也听不出声音来。
李守正并未因此而却步不前，他把手臂一挥，一下子冲到了我的身子的右侧，大声地说:
“好，你就别动了，随着我漂吧。“说着，他用一只手架着我，一只手滑动着向前游去……
我看得出也感觉到：他也是非常累了，每挥动一下手臂，都要忍受很大的痛苦，但他还是拼命地向前游去，好不容易游到了西面的岸边，由于过度疲劳，由于过分紧张，结果一爬上河岸，我们两人就像散了骨架似得，一头扑在沙滩上，昏了过去……
我的生命是抢救回来了，可是李守正却因此而病倒了。他整整病了一个多星期。也就是这位萍水相逢的救命恩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并被“四人帮”关进监狱之后，他还关心着我的安全，并几次三番在北京、上海探询我的下落。
第三次和昌邑人民的生死情缘是在1953年。那时他住在夏店乡广刘村。那是八月十五前的一个晚上，天上挂着一轮明月，峻青先生兴致很高，便约广刘村的一个叫张相文的儿童到潍河上玩。到来河边，他们上了一只停在潍河岸边的小船。这时峻青吹着口琴，张相文用手划着船，口琴也许吹的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许吹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悠扬的琴声传遍了小河两岸，令人陶醉。这时船顺流而下，谁知划着划着来了一个急浪把船冲入了急流中，不一会船就被冲到了石湾店渡口，这时他两都很着急，船仍疾驰而下，他俩忽然发现前面有块地方伸向河内，他们发现这正是潍河的一个拐弯处，这时船因为拐弯而被冲向了东岸，张相文趁势急忙登上船头，跳下船去，回身把船拽住，使船不再继续下漂，峻青先生也从船上跳了下来。
每当谈起这些往事时，他总是无限深情地说：“人民是作家的亲爹娘，如果没有昌邑人民，就没有今天的我。”他曾说：“喝了潍河的水，却未能对潍河岸旁的老少爷们做出应有的贡献，惭愧！惭愧！”
1982年5月在《青岛笔会》上，我市昌邑籍著名诗人陈显荣和他相识，他旧事不忘，情系潍水，并为显荣同志写了以下题词：
“亘古奔腾的潍河水，千里沃野的昌潍大地，哺育着成千上万的英雄儿女，也开放着绚丽多彩的文艺花朵，扎根在这片沃土上的文艺战士，是幸福的，我衷心祝愿显荣同志，永远扎根这块亲爱的故乡土壤之中，写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
也就是在这次笔会上，在峻青的发言中，谈及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作品的人民性时说，海阳是他的故乡，昌邑是他的第二故乡。与故乡人民的血肉深情，是他创作的源泉。
下面我要讲的第三个题目是，伴《黎明的河边》一起走过。
我常常到《黎明的河边》朝圣。
那里有我的脐带、胞衣，我的家庙，我的祖茔。
我站在河边，昔日的哭声就回来了，
昔日的枪声就回来了，
昔日的笑声就回来了——而这一切，
都镌刻在河边那棵驼背而凝重的老柳树上。
这是一位诗人写的致峻青一诗中的句子。
峻青，这个名字，在中国文坛，曾经如雷贯耳，对于昌邑人来说，并不陌生。《黎明的河边》让峻青蜚声文坛，《黎明的河边》、还有《党员登记表》、《老水牛爷爷》等很多短篇小说当年曾风靡全国。小说中那些善良、勇敢的人物和雄浑悲壮的气息，深刻的留在读者的记忆中，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学标记。
峻青先生是一位杰出的革命作家，是我国当代革命军事文学作家领军人物之一。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作家”，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地域。作家的成就往往取决于他所占据的文学土壤，换句话说，什么样的土壤培育什么样的作家。浙江绍兴、鲁镇养育了鲁迅，而高密东北乡养育了莫言，浙江乌镇养育了茅盾，陕北塬上养育了陈忠实和柳青，这才有了《白鹿原》和《创业史》……家乡是峻青先生创作的根基，灵感来源于战争年代转战南北的经历，来源于生养自己的家乡。我们从他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昌潍、潍河、昌邑、海阳……这些地方给他带来的文学营养。峻青先生理解这片土地，理解这里的人民，理解在这片土地上积聚的苦难和坎坷，以及由此而生发的思考和忧虑。
峻青先生的《黎明的河边》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文学作品，也是我作为一名文学票友的启蒙读本。第一次读，我的两眼留下了止不住的泪水。以后每次读都是热泪盈眶，如今60多年过去，它在我心中的位置仍然很重很重。《黎明的河边》的创作诞生并不是作者一时的冲动和心血来潮而写出的，是峻青先生长期生活的积累和沉淀。1953年全国文协组织作家下厂下乡，峻青先生来到了他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董家隅庄村，在这里一住就是大半年，本来他这次下乡的目的是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不想住下来后，旧地重游让他回忆起那些难忘的人和事，使他的灵感得到了很大的升华，因此便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写出了《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党员登记表》、《老交通》等优秀作品。
据峻青先生讲《黎明的河边》是以他亲身经历的一件相类似的事实为基础写成的，他忆道：
有一次作者同五、六个同志夜间通过敌占区，部队上派了一个通讯员护送他们，拂晓的时候，遭遇上了敌人，通讯员挥着手叫他们赶快撤退，他却留下来伏在一条长满青草的沟沿上阻击敌人，掩护同志。后来，他们安全撤退，他却牺牲了，他在那条长满了青草的沟沿上，到死还是紧紧握着枪杆，面向敌人，到死，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这就是小说主人公——小陈的原型！
解放后，作者重新回到昌邑大地，故地重游，他踏遍潍河岸边的十几个村庄，终于找到了那个小战士的坟墓，然而在墓碑上依然没有英雄的姓名和地址。这些都激励着作者，要尽快把英雄的事迹写出来，也就是他在寻到英雄墓的那天，他住在果园主人的屋子里，点着油灯，伏在一张小凳上，开始了《黎明的河边》初稿的写作，边写眼泪边滴落在稿纸上，一直写到果园里响起了春天小鸟悦耳的叫声。
小说以1947年昌邑潍河岸边的革命军民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为背景，描写了小陈的一家为掩护革命干部不惜流血牺牲的感人事迹，歌颂了英雄的战士和英雄的人民，形象地揭示了人民战争必胜的原因。
作者怀着难以抑制的革命激情和责任感，回忆那峥嵘岁月，描写那些他最熟悉最难忘最敬爱的英雄人物，把读者带回到硝烟弥漫的年代，小陈是这篇作品着重描写的英雄形象。这位年仅十八岁的战士，他对于自己所护送的同志并不认识，甚至连他们的家乡住处和姓名都不曾打听过，可是，为了同志的安全，为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他却慷慨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作者把他放在一连串激烈的矛盾冲突和严峻考验之中，透过他的一系列机敏、沉着、勇敢的行动，纯朴诚挚的语言和多少带着稚气的表现，真实地步步深入地刻画了他的英雄形象。尤其是在故事的高潮中，小陈已身负重伤，仍坚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集中地突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本色。
《黎明的河边》集中而突出的表现了峻青小说的真挚、凝炼、严峻、悲壮的艺术风格。它是我国当代革命题材短篇小说中的一颗明珠，并被搬上银幕，这篇凝结着革命者的血和泪，渗透了阶级兄弟爱与恨的短篇小说，曾教育和影响了几代人，在今天仍然有一股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闪耀出强烈的思想光辉。
重读《黎明的河边》，让我的心灵又受到了一次革命的洗礼，使我深深感到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旧事重温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那些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人们，小陈的死难，留给我们的不是单纯的悲恸，而是使我们感到一种献身于人民事业的生命的崇高和美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实现伟大的崛起和伟大的复兴，需要有伟大的精神，文学的力量让英雄的精神感召更为关切。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军事题材小说特定的书写环境，注定了无法逃避时代担当和责任坚守。有人说，现在是和平时期，不需要什么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了，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像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拜金主义、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等丑恶现象，我们说，不，在改革的大潮中，在和平的日子里，我们依然需要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英雄主义永远是民族精神的主流，不管是在缉毒、反恐第一线，还是在抗震救灾、抗洪抢险的战场，哪里有困难哪里就闪耀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光芒，即使在那些和平的环境中，生活中涌现出的千千万万个英雄模范人物，就足可以证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引领我们前进的巨大引擎。
文学是社会的家庭教师。好的文学作品能教育人、鼓舞人、激励人、塑造人。也许我们这代人永远走不出当年主流文学建构的精神天地，今天我们将永远记住他们和他们的作品，记住作品描绘的特定氛围，还有那些栩栩如生的主人公的高风亮节，一辈子都不会远离《黎明的河边》！
孙向阳
昌邑市围子街道韩家巷村
电话7872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