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我这个岁数儿，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生的人，当然并没有机会亲眼见到过穿着长袍马褂、提笼架鸟，动辄欺压百姓，鱼肉乡里的地主恶霸。但在村内上小学那会儿，则正赶上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大概是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需要，那些已经被人民民主专政政权镇压，甚至连同解放以前就已作古的“地主恶霸”们，也有不少被掘挖坟墓，挫骨扬灰，从棺材里拖出来，当成“政治恐龙”，成为控诉“血泪仇、阶级恨”现场会上的批斗对象，弄得后代们也跟着灰头土脸地抬不起头，甚至说不上个媳妇，无奈之下，当了农村人最鄙视的光棍儿。
四川地主刘文彩
最耸人听闻的事件，莫过于四川省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的罪恶了。当时作为代表新中国雕塑史上“一次革命”的《收租院》，作品中所描述的重利盘剥那些“熊”事儿暂时抛开不提，因为小学生语文课本中已经介绍得相当详细，虽令人看过之后凄惶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但人们对此都有思想准备——地主嘛，本质上都脱不了剥削的干系，否则怎么会成为地主呢？无非剥削的程度上有个轻重缓急罢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嘛。可是看过后来专门揭发刘文彩余孽的电影纪录片以后，早已沉浸在愤怒中的贫下中农就不能不感到“发指”了：重利盘剥逼得劳苦大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也就那样了，刘文彩这鸟人竟然在家中佛堂的隔壁搞了一个地下水牢，还在祠堂隔壁居心叵测地开辟了一个刑讯室，家人念佛、祭祖的时候，人间地狱里就有在钢丝鞭、老虎凳和“背火兜”等令人惨不忍睹的刑具残酷折磨之下的哀号和惨叫，情何以堪！然而更加令人心惊肉跳的还不是这些。据画外音介绍，这厮将坐水牢的人们蒙上眼睛投入冰凉刺骨的水牢中，又腥又臭地饿上七天仍不算完，还专门安排鹰犬爪牙们打造了一副铁制牢笼，且囚笼四壁上都焊上打磨锐利的三角钢刺，被关进囚笼的人在水牢中站也不能站，坐又不能坐，可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生不如死，就差一个剥皮挖眼了！用句现代的话说，端的是心理变态的施虐狂，连阎王老子见了也会甘拜下风呢。
胶东“狠角儿”牟墨林
其时能够与之相“媲美”的另一个狠人，则非“牟二黑子”莫属。因属山东老乡，闻之甚悉，就不能不往细处说说。牟二黑子名叫牟墨林（1789——1870），字松野，因面黑行二（抑或因其心黑），绰号牟二黑子，清嘉庆年间太学生，山东栖霞人，是古镇都牟氏家族的第十四世。牟墨林的父亲牟淳经常贩运粮食，囤积居奇，专门瞅准灾荒年粜粮置地，然终其一生，占有土地不过1000余亩。而牟墨林比其父更加精于谋略，善于经营，一生兼并土地4万余亩，山岗面积也不下4万余亩，远超其老辈们的“丰功伟绩”。牟墨林主张“人不患无财，患不善用其财。”一生致力于“用财”，贪得无厌地拓展家业。1811年，其父病故，牟墨林继承父业。是年栖霞遭遇罕见灾荒，“岁大饥，饿殍枕籍，人相食。”牟趁机开仓以粮换地。“踵门者趾连而肩摩也。”为趁机多占土地，这家伙又从东北贩回一船高粱。起初时，一斗高粱尚可换一亩地，后来便奸猾到几升换地一亩。大批卖地农民由此沦为牟墨林的佃户。其后，凡遇灾荒年景，牟墨林都以粮换地，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成为闻名远近的大地主。
牟墨林的后代继承了牟墨林的衣钵，手段越来越狠毒，家业亦越来越大。兼并土地之外，牟氏地主还以地租为主要剥削方式，并普遍采用“大斗进，小斗出”的方法盘剥农民。其特制大斗比官制斗多一升多，用以从农民手中收粮；小斗比官制斗小了一升多，用以向农民放粮。
牟氏地主家族还通过放债、雇工、无偿劳役等手段剥削农民。据《栖霞县志》记载：北七里庄林松梅，于灾荒年托人作保借了牟家400吊钱，仅两年时间，就连本带利（利滚利）滚到了3940吊，无奈将家中8亩地，5间房和1头牛全部变卖，用以还债，却仍未偿清。兼并土地，一直为牟氏地主所坚持。为了抢占好地，或使自家土地成方连片，有时需强买农民的土地。若有人坚持不卖，则或者设局做套将其绑赴衙门，或者纵使人畜糟蹋农民的庄稼，最终迫使农民屈服其淫威。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使牟氏地主终于聚敛了大量财产。然而凡事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一则在胶东半岛流传甚广的故事，本意是想说明牟氏家族其实不乏善事，然而，足以旁证牟氏地主所占有的土地之巨。
某年残腊，其时牟氏尚未达鼎盛之时。恰逢薄暮，一外地乞丐至牟二黑子门前讨饭，守门人不仅不给，反而呲牙咧嘴，威胁人家赶紧走开，休得聒噪。想不到一向属铁公鸡的牟二黑子（抑或其后代某子弟）这天偶然兴高，闻听门庭吵闹后即说：“快过年了，给他半袋干粮，打发人家上路啵。反正他吃了以后，还要屙（排泄）在咱地里。”
牟家的人视此事为发了善心，想不到那讨饭的乞丐却自视为血性汉子，觉得受了侮辱，并不领情。据说那汉子当时心想：我偏不屙在你地里！于是连夜兼程，从牟家门口匆匆吃完饭，便背着干粮袋一路前行。沿途几度打听，遇到的村民仍然说租种的是牟家的田地。步行直到第三天天黑，实在是憋不住了，便“啪哧”一声屙在了脚下。询问当地人，却得知自己仍未走出牟家的田地。
“积善堂”中黄世仁
无独有偶，与刘文彩、牟二黑子们同一个时代遭千夫所指的“政治恐龙”，还有一位当时几乎可以说是“地球人都知道”的黄世仁。黄世仁打着“积善堂”的旗号，却干出了在除夕之夜逼死杨白劳，并将人家葱俊水灵的闺女逼进深山，变成“白毛女”的糗事，无怪乎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在话剧舞台上差一点被观看演出的解放军战士幻假为真，给一枪崩了，足见那个时代翻了身的人们对地主恶霸愤恨到了何种程度。
当然，黄世仁不过是根据当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某“旗手”授意，由专业人员创作出来的一个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背景之下，代表恶霸地主群体嗜血本性的反面人物。而刘文彩的所谓地下水牢，因难寻人证物证，也终于被忠实于历史的人们严谨地还原真相——那其实不过是一间储存鸦片烟土的地下室而已，更遑论什么铁制囚笼，以及参与建造水牢的工匠全部被灭口等惨绝人寰的政治传说了。至于以牟二黑子为代表的山东栖霞牟氏地主家族，近几年来在声誉方面竟然也出现了一些戏剧性变化。在一些据说是还原历史真相的影视作品里，牟氏地主家族被弄成了重视教育的先进集体，对当地平民子弟的教育普及投过资，出过力。只不知是否受过民国政府的表彰，而“上了电视，登了报纸”，则“亟待有关人士考证”了。但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乏善可陈”的，足以说明，这些早已成为历史尘埃的地主恶霸们，是难以洗却罄竹难书的罪恶的。
临终吃了个柿子
说着说着“地主”这个话题，竟然就回忆起少年时代，在一张报纸上曾看到过的一则趣闻，标题叫做《天下乌鸦一般黑，巴基斯坦发现一只白乌鸦》。内容相当有趣，大意是：人们都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乌鸦都无一例外地披着一身黑不溜秋的羽毛，但是在巴基斯坦一个叫做白沙瓦的城市郊区，就有人发现了一只白色的乌鸦，并且图文并茂地配了一张清晰度极高的照片。白色乌鸦不知果然有否，有多少，咱无力考证。但是万物一理，天下之大，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
我的一位远房二伯父，以九十多岁高龄，仙逝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他的祖上，就是名符其实的地主。鼎盛时期，全家四十多口人，一个锅里摸勺子。负责炊事工作的女人们准备一次午饭，直径“两拃”（约四十公分左右）的单饼，就要烙上两擀饼柱子高（约九十公分左右）高，这还是在女人们因为不能够下地干活，饭食实行定量的情况之下，一家人、一顿饭的定量。至于拥有土地的面积，虽然难以确切考证，但是解放以前拥有三挂牛马兼套的大车，据老人们估量，怎么也得在三百（旧）亩以上了。
二伯父识文断字，谦和儒雅。关于这个地主家庭的点滴片段，是老人家生产意识尚清时，断断续续地告诉我的。
二伯父的祖父，自幼随人在山东莱州府的东山里（现今平度大泽山一带）纺纱织布，初时身份当然是学徒。十五岁学成，技艺极其精湛，大体相当于现今的技师或工程师，很是被其东家倚为股肱。不过三载时间，就协助其东家发展成为了东山里同行中的翘楚，自己也成为行中于类似于“开国元勋”一类的人物。其间所获工银，“锱计铢累”，不敢枉费一文，终于在十八岁那一年之后自立门户，令人眼花缭乱地创办了自己的纺织作坊。因其向来克己宽人，对投奔于其门下的工匠极其厚待。加之经营中信誉日隆，不几年财富便如滚雪球般增长，终于跻身为同行业中的佼佼者。据当时一同在外创业的乡人口传，这位创业有成的老人，盛名之下仍然保持着学徒时的生活习惯，每日口食粗粝，布衣麻鞋，绝无烟酒女色等嗜好。而有幸在其作坊内工作的工匠们，却无不对自己的伙食和收入竖大拇指。为节省每一文不必要的开支用于买房置地，这位老人甚至传奇性的一再回避自己的婚事，只因为成亲就免不了要花费彩礼钱。直到三十岁那一年上，才在家人朋友们一再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道理论“威逼”下，而不得不小打小闹地与老家邻村一勤俭持家的农家女儿成了亲。这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事儿了——此时，家中积年购置的土地上已经是骡马成群了。
谁也想象不到，这位白手起家，勤劳节俭终生，养育了八个儿子的老人家，一生当中最奢侈的享受，竟然发生在病榻之上的弥留之际。那是霜降节气后的一个晚秋，院落中红彤彤的柿子挂满了枝头。往年此时，柿子成熟之后，连同家中散养的土笨鸡生下的鸡蛋，那也总是要送往集市上换钱贴补家用的。环伺病榻的子媳晚辈想到都这个时候了，老人仍然固执地连个鸡蛋也舍不得吃一个，便眼泪汪汪地一再询问已如风中之烛的老人，究竟想吃些什么东西，否则，做子女的便是终生遗憾哪！好在老人家其时意识尚清，也琢磨着的确是这么个理儿，便点点头对晚辈们说：“那你们就从瓦罐里拿个烘好（柿子从树上摘下后，需烘制去涩）的柿子给我吃吧。”然已仅剩几颗牙齿的老人家一个柿子没嚼完，就带着一脸满足的笑容，“驾鹤西去”了。
黄泥封口咸菜缸
二伯父的父亲排行老八，是家族中乃至全村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位秀才。平时苦读圣贤书，无暇也无意管些田间地头、春耕夏种或秋收冬藏的劳什子家务事。其时，老弟兄八人已经析箸（分家）。田地房屋啥的，都是族中老人主持平分的。家产拆分后，虽远不及大家大口时那样引人注目，但八弟兄每户仍然平均分得土地八十多亩，外加一挂大车。男读书便只好女当家，由八嬷嬷掌管家事。那会子，时势就有些兵荒马乱起来，一家老小在节俭方面，比起白手起家的老辈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举个例子，其所在的北海滩，作为驰名中外的产盐区，虽说肉、蛋、禽、鱼这些荤腥之物几乎从来不上百姓餐桌，但用盐腌制的芥菜疙瘩却是家常佐餐之物，然而其家中“路头”却并非如此。家中每年霜降后都要腌制上两大瓮盐渍芥菜疙瘩，其中一瓮，要倒扣一口铁锅，以黄泥封口，直到第二年麦收前一日，才会开封食用的。另一瓮则另有用处。家中请下一位长工，年龄与二伯父相仿，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是从潍县慕名而来的，饭量很大，据说一顿饭曾经吃下过一百二十个饺子。那一瓮没有封口的咸菜，由家中掌炊的女人悉心掌管，或加菜油蒸熟，或调猪肉炒丝，安排的长工伙食是全家乃至全村同期相比最好的。在一个青黄不接的春季，一天中午，平常单独用餐的长工无意中进到东家用餐的堂屋，却见东家老少几口人，正就着上一年腌下的地瓜梗子下饭，每人捧着一个焦黄的玉米饼子（不捧着就散碎了）艰难下咽。当时长工的眼泪就下来了，泣不成声——要知道，那长工的饭食可常年都是细单饼加白馍馍呢！
农谚说：三秋不如一麦忙，三麦难比一秋长。每年的农忙季节，照例都会请上几个短工。这些个短工，一般都是外地来的无地或者地少的农民，趁农忙出来打工，挣几个工钱回去养家糊口的。依照规矩和惯例，午饭必须由女人做好，由东家男人手提肩挑亲自送到田间地头上去陪餐的。八爷虽说是凤毛麟角的秀才身份，却也并不拿什么秀才架子。短工们的伙食呢，麦季是一大瓦罐消暑败火用的绿豆汤，秋季则是其时连女人们过月子将养身子也难得的小米粥，外加瓤子饼卷猪头肉管饱，四样或炒或炖或凉拌的青菜不算，还有一大燎壶老烧酒解乏。陪餐时间久了，短工们便不约而同地瞧出了蹊跷。东家的饼每次都用一个白饭巾单独包着，饼里有时卷一根大葱，有时是几片菜叶，说是吃不惯荤腥，难道另有玄机？实在狐疑得不行，就有一脑子活泛的智者想出一个歪点子。一次正在收工，一名短工突然倒在地上做腹痛状，一向拿短工们当兄弟待的八爷自然不敢怠慢，马上俯上前去询问“病情”。趁东家俯身问病的工夫，一身手敏捷的青年便趁机飞快地打开了东家包饭的手巾。将那卷饼打开一看，才发现东家平时吃的竟然是一种包皮饼：黑豆高粱杂面，本是大户人家农忙时用来喂牲口才使的，仅在外面擀上一层薄薄的白面，烙熟后外观几可以假乱真！
大概就因为这些事，八爷家的短工多少年以来都是固定的，再以后外来的短工想挤进这支队伍也难。另一个事实是，八爷家每季种的粮食，同样大小的田地，长势和收成都明摆着强于其他的财东，原因和道理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八爷坐过“老虎凳”
二伯父说，八爷晚年竟然尝过“老虎凳”的滋味。说不准具体是哪一年了。年根残腊，一队过路的八路军突然登门借粮。要知道，其时粮食金贵暂且不提，日本人的据点可就在庄北一箭之地令人心惊肉跳地安着呢！庄子里毫无疑问也安插有日本人的耳目，若走漏了风声，那可真是掉脑袋的祸事一桩！然而八爷眉头都没皱一下，悄无声息地安排家人睡下后，自己就开了粮仓，还当场烧掉了八路军写给的借条。想不到“怕鬼偏有鬼来缠”，风声还是走漏到鬼子耳朵眼里去了。年除夕刚过，伪乡公所的鹰犬们就拖着八爷上了“老虎凳”，严刑拷问八路军借粮的经过和八路军转移的路线，老人家硬是没有吐露半个字。后来，还是一个伪军头目酒后失言说起此事，不禁啧啧称奇：哎呀，都说文人骨头软，手无缚鸡之力。想不到“八秀才（八爷绰号）”一大把年纪了，老虎凳上青砖都加到六块了，硬是熬着刑不开口、不认账，真是奇了怪了，都剃了头上了绑，就要被“皇军”枪毙了，家里花了金元宝，才好不容易托人保出来。就是因为这件事，土改的时候，当年借粮的八路军首长专门指示工作队：“这是咱自己人，不同于一般地主……”八爷一家才得以保全，逃过了风口浪尖上体无完肤的厄运。
“八揶巴”家“羊肉垛”
还有一个“羊肉垛”的故事，至今在老家流传甚广。老人们教育子女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多做善事，待人如己，常常都要讲一讲这个故事。说的是早年间，北海滩上的盐碱地因无法耕种，每个村子里无地可种或地少的农户除外出打工之外，便是放羊。农家有句俗语，道是：家财万贯，长毛的不算。说的是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连人都自顾不暇哩，饲养牲畜的人家一旦遇上瘟疫，情况严重的便会倾家荡产，一年甚至数年的血汗一夜之间就会付之东流。每到这时，打饥荒借钱借粮的人便会络绎不绝。平心而论，从经营的角度出发，此时往外借粮，平斗出平斗进已然是天地良心了，谁不动心思借机生几个利息呢？可人家八爷全家信奉的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条幅见天价就在书房里明晃晃地挂着呢，实际也就是这么做的。无论往外借出的是银子、铜钱还是粮食，一概不用书券，也不计利息，可想而知，弄得周围财力相近的财东们颇有看法，因此还得了另一个绰号：“八揶巴（傻的意思）”。
庄户人有个由来已久的旧俗，便是平时若是欠下了人情，无论穷日子富日子，旧历年前是务必要还的，否则便会于心不安。所谓“人情大于债。”于是你看吧，一进腊月门儿，提溜着一块一块新鲜羊肉上门答谢的淳朴庄稼人，便“咬上了尾巴”似的，一个接着一个。厨房里头根本搁不下，好在那时正逢天寒地冻，长工就在户外用老青砖打个底，天井里不几天便会垛成一个羊肉垛，年年如此。关于羊肉垛的处理，还是二伯母描绘的最为生动：“俺婆婆立马就来了精神头儿，从早到晚指挥着几个儿媳妇，见天儿一锅又一锅地蒸饽饽、蒸年糕、蒸豆包，她自己踮着个小脚，挎一个圆斗，庄里那些孩子多办不起年的，她挨家挨户地送去过年的干粮，外加一块羊肉，一户也不拉，也不念叨着嫌脚疼了……”而那时家里女人们过年，用二伯母的话说是这样的情景儿：“打从正月初一到初三，就吃三天素馉餷（饺子），搀和着几个饽饽豆包儿啥的，每人顶多分上几片‘促灯儿’（火柴）盒大小的猪肉或是羊肉，还架不住孩子抢呢，可不够塞塞牙缝儿的，这就是俺女人们一年当中极少见的荤腥儿，再往后就又换了粗粮。俺婆婆也是这样，谁还好意思说甚么？”
事情往往就是那样难以说清楚。八爷借出去的钱粮，到期总是会长了胳膊腿似的，“全须全尾”的跑回家来，从未出现过缺斤短两的意外。对此，八爷总是这样感叹：人心换人心，打从自古以来是错不了的。
土改拥护新政权
民国时，娘花（方言，即棉花，下同）这种需具备一定水平和种植技术才能伺弄好的经济作物，在老家那片盐碱滩上率先落地，八爷可谓始作俑者。他根本瞧不起那种“大斗小斗”盘剥生财的伎俩：“人生天地间，整天在一湾浑水里搅合，那是王八勾当。有本事凭良心弄点新鲜事，挣些干净钱，白天才吃得香，黑夜里也睡得安稳!”也就是“娘花”这种“硬梆梆”的经济作物，使他原本“析箸”时分到名下的八十亩地，不几年便翻着跟头涨到了近300亩。最大的意义在于，从根本上结束了盐碱地上不长农作物的历史，使撂荒了多少辈子的盐碱地一天比一天抢手起来，依靠种植“娘花”在经济上翻了身的农户顿呈雨后春笋之势。与此同时，祖上留下来的棉纺织厂子也结束了长期以来，不得不从外地高价采购原料的尴尬局面，从此拥有了比较稳定充足的原材料基地。
对于新政权领导下的土地改革，这位老人态度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在工作队召集的动员大会上，他当众做了这样的表态：“俺祖祖辈辈勤俭持家，无非就是为了全家人细水长流，吃饭穿暖。但是有句老话说，手大捂不过天来。共产党的心思我早就琢磨明白了，就是想让天底下的人顿顿都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这也正是我当初读书立业的心思。家里的几百亩土地，原本就应当是大家伙的。这个老理儿，‘胡子（即捻军）’都明白，咱还能犯糊涂吗？”
在他的带动之下，方圆数百里的土地改革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然而政治终究就是政治，划分成份时，因为铁的事实摆在大家伙面前，八爷老弟兄八个的家庭多数被划分为地主。
伯父游街不丢人
文革兴起，八爷早已作古。早在长春一家国企工作多年且担任领导职务的二伯父，因地主成分的家庭背景被革委会遣送回原籍。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或游斗时，二伯父与当时其他“地坏反富右”们的“政治待遇”，从表面上看是一样的，照样被戴过纸帽子，脊梁上被贴过大字报，但从来没有哪个大人小孩儿戳过他一指头。说起那段经历时，二伯父竟有些得意地“嘿嘿”笑了起来：“人家呼喊口号时，就从没有人直喊过我的名字，都是吆喝着打倒二爷爷、二大爷啥的，弄得人那些干部都有些摸不着北了，喜也不是笑也不是……”其实，还有些事情二伯父从来没有讲过，但是当时十分年轻的一位晚辈“革命小将”后来讲得绘声绘色：“二大爷游街时，一般不用带晌午饭，无论游到哪个大队（村），都有贫下中农偷着给他塞上几卷饼卷猪头肉，他胃口好着哩，我们那时候和干部一样，也就是啃块玉米饼子，馋得直咽唾沫，都没少跟着他沾光！”
二伯父弥留病榻时，那位与他年龄相仿早已子孙满堂的长工，专门从潍县（现潍坊市潍城区）赶来陪着他，老弟兄两人手攥着手，还有一段相当有意思的对话，大意如下：
二伯父说：世事无论怎么变化，还是人心换人心。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祖坟没被人扒过……
长工说：可不咋的，地主是地主，恶霸是恶霸，不是一码子事。地主又不丢人，咱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