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家族与昌邑刘姓的关联

      刘墉家族与昌邑刘姓的关联

    昌邑地面刘姓居民众多，自电视剧《宰相刘罗锅》播出后，刘姓家族中多有人说其族与刘墉家是同宗，坊间传说纷云一时，与刘墉家族的离奇故事和传说也曾出不穷，颇有攀先族高枝之嫌。而查阅族谱又无其载，其真像却是同姓而非同宗，昌邑的刘姓与刘墉家族没有半点宗亲关联。

       据诸城，《刘氏宗谱》所载其先族迁徙路线及世系，刘墉的先祖与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是同族同乡。刘墉的先祖世代居住在江苏徐州砀山县大刘村，这样说来，刘墉一家子岂不成了江苏人了吗？事实上并非如此，可以说，刘墉就是地道的山东人，原因在于刘墉的祖先早已搬了家，而且前前后后共搬了三次。谈到搬家，就要从明初的大规模移民谈起。明初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和自然原因：宋金、宋元和金元之间的战争，一方面方面造成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另一方面造成人口大量死亡，使北方地区荒芜人烟；元末明初之际，战争不断，先是明军与元军的殊死搏斗，后是燕王朱棣与建文帝争夺皇位的“靖难之役”，这些战争造成大量人民滇沛流离、生活困顿；除了兵乱之外，水、旱、蝗灾及瘟疫接连不断，黄淮两大河又多次决口，尤其是在山东、河南、河北和安徽北部等中原地区，情况更加糟糕。这一切导致了中原地区“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禾不入地、人相食”。然而，与中原相反的是，山西及南方地区由于兵乱较少，风调雨顺，反而经济繁荣、人丁兴旺。面对这形势，明太祖朱元璋决定采取移民和军民屯田的政策，以加强北部边防，开垦荒地，保障军民用粮，恢复农业生产。按照政府的移民规定，江苏徐州砀山县大刘村刘氏的一支，在刘墉先祖的率领下，从大刘村里搬了出来。刘氏众族人一行循道迤逦北去，来到群山巍峨的甲子山西北十公里即今日照市东港区黄墩镇与莒县交界处，只见这里群山环绕，涧水涓流，花草茂密，树木繁荫。涧泉边参天古树上，住着一窝喜鹊；涧边山岭，两翼宽阔，北高南低，像一只传说中的凤凰，是一片风水宝地，刘氏族人便在那儿定居下来，后人为那里取名“喜鹊窝”。从此，刘家就在日照扎下根来，繁衍生息。这便是刘墉家族的第一次搬家。

到了明天顺年间（1457～1465年），刘家人丁日盛。但是，一场意外的火灾几乎烧掉了家里面的一切。那时刘氏先祖已故，留下刘氏兄弟五人：刘承源、刘思源、刘接源、刘续源、刘根源。成化（1465～1488年）年间，刘氏兄弟五人面对兴旺的家族和日渐变得狭小的生存空间，作出了分家的决定，由此开始了刘家的第二次搬家。这里把刘思源这一支单挑出来讲一下，因为刘墉就是他的后代。

  刘氏兄弟做出分家的决定后，老二刘思源率族人迁移到从喜鹊窝向北约一公里处的大槐树北侧，盖草棚定居下来。后来，刘思源娶了本村张氏为妻，生下了“福、禄、寿、禧、诗、书、忠、厚”八个儿子，刘思源这一支又兴旺起来。不得已，刘思源再一次作出了关于分家的决定：让他的八个儿子分开居住，四处谋求生路，只留四子刘禧与他留守故里。这就是刘家的第二次搬家。

  刘福、刘禄本是同迁到三庄刘家沟，后来刘福因避匪率三子刘恒迁居诸城逢哥庄，将长子刘志干、次子刘志贞托付于刘禄。刘福这一支被称为诸城东武刘氏，而刘福就是刘墉的直系祖先，到这里，刘墉家族的三次搬家也宣告结束了。迁到诸城的刘福只剩下刘恒一个个儿子，刘恒有三子：玳、瑁、瑚；刘玳有一子，名刘思智；刘思智有两子，长子刘通、次子刘远。刘墉即是刘通之后。以上就是刘家的传奇搬家史，从中可以看出，刘墉应当是山东人而非江苏人。而就在这有齐鲁风韵的孔孟之乡，刘墉家族也演绎了一出传奇发达史，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沫重彩的一笔。
    初到诸城逄哥庄的刘福，无依无靠，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家境从贫穷渐至小康。传到第五代，即刘墉的高祖父刘通，已考中了秀才。第六代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已考中了进士，当上了户部广西员外郎，是刘氏在外任职的第一任高官。到刘墉的祖父刘棨，已官至四川布政。刘墉父亲刘统勋，官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四库全书总裁。刘墉父辈中、同辈、子孙辈为官者就更多了。清代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年）刘家重修家谱时统计：从刘福五世孙刘通科举考得秀才算起，全家先后科考得中１９８人，其中进士１１位，举人３５位。在官位上，自清顺治初年六世孙刘必显步入仕途算起，至道光末止的六朝中，七品以上的官员就出了７３位。出任的官职，从知县、知府、道台、学政、布政使、巡抚、总督、御史、尚书直至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各个级别的重要官职都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到第八代上，竟一门出了“文正”公刘统勋、“文清”公刘墉、“文恭”公刘镮之，祖孙三公二宰相，轰动当朝上下。成为书香门第，名门望族。乾隆帝也嘉许刘家是“海岱高门第”。以上就是刘墉家族的迁徙和发家史实，从这些史料上看不出昌邑刘姓与刘墉家族有任何关联。

刘墉家族地位如此显赫，那为什么昌邑的刘姓家族能与其攀宗呢？这正说明了刘墉家族的大度和精明

刘墉家族自明初举家迁到山东后，历经三次搬迁。历经了单门独户的各种苦头，盼的是家族早日兴旺发达， 少受其它族群的排挤和欺凌。养成了与人为善，忠厚传家的宽容家风。自晚明刘必显中进士后，家风不改，反正天下刘姓是一家，都是《御龙氏》的后代，刘氏家族人丁不怕其多，越多人脉就越广，遇事总有个帮衬，只会对我有好处，所以对其刘姓来攀宗者多能接纳。

在其它姓氏中就不是这样了，他们讲的是“承祖宗一脉传真”，乱了什么不能乱谱。所以对有孕婚娶者，被贬称为“带肚子”，随娘跟嫁者被称为“跟脚子”，女人与非丈夫所生者被称为“私孩子”，在外为官的仆役随姓者被称为“靴子客”。自己无子女过继外姓为子者，被称为“墙头蒿”。以上这五种类人是绝不能上谱的，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倍受族人岐视，有的即便通过各种手段上了谱，也要在其名下作出标记。这种现像正说明了族权统治的狭隘意识，显现出族权的虚伪，管理者的严谨和残酷。

我记得在昌邑一家刘姓家谱中夹有一张来自诸城逄戈庄刘環之中举后的报喜单，这家刘姓与刘墉家毫无关联，那为何诸城刘墉之侄中举后还来报单呢？一时不解。后来我看了京剧《连升店》后我才如梦方醒。剧情说的是一个进京赶考的举子，考后住进店家待榜，一天内连来三次报单，每来一次都要给报单人赏钱，搞得举子身无分文。这足以说明报单不是白给你送的，你与我攀宗，我把报单大老远的送给你，是看得起你，以后遇到过不去的事我能给你罩着，以此逼你拿出银两致贺，就连送报单的人也得给双鞋钱。拿少了让诸城刘府瞧不起，拿多了族小势单又承受不了，好不容易攀上的高枝别折断了，只得当回怨大头，忍痛卖地来装财大气粗。如此好事也只有刘大老爷的管家能想得出来。

“清爱堂”是康熙皇帝所赐，这就有了天字一号的招牌，为显其荣耀，刘家大门上高悬“御赐清爱堂”的大门匾，“清爱堂”御笔放置台上供奉，就连那照明的灯笼也得写上《御赐清爱堂》三字，地方官员那个见到不得下跪拜迎。

刘墉家族中在朝为官者因忙于政务很少归里，家族中的一切事务均有族人代为管理。刘墉清廉，不代表族人不贪，昌邑刘姓攀宗者，为的是得到诸城刘墉家族这棵大树给遮风挡雨，所以就不惜一切代价得到一对《御赐清爱堂》灯笼。因为有了它打官司准赢，外姓不敢欺负，遇事争端都要礼让三分，上大堂不用下跪。

昌邑城西有个刘家庄，村中有几十户人家，村人都姓刘。所邻村庄皆人多势众。在清代乾隆年间，刘家庄因祖产被邻村异姓者霸占，愤愤不平。多次告官，因其村小势单，官司一拖再拖，不能了断。村人无奈，只得约其同宗刘家巷村同去诸城拜竭刘府管家。刘家巷族长感到此举无成功之望，不能同往。而刘家庄族人感到，此官司理在我方，若不打赢，日后被欺常如三餐。后经合族商定，出约卖地，筹足银两，派族人见多世广者，远赴诸城刘府。

诸城刘府大管家先收取了归宗银，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对刘家庄的来人说：“你等及来攀宗，我当以本家相待，我也不用多说，给你这对《御赐清爱堂》灯笼，打着它去见你那个县官，他自有公断。”

昌邑知县见其原告每人挑有一个《御赐清爱堂》灯笼，知其与刘府攀亲认宗，当庭行跪拜大礼，后升堂，命差役速拿被告，当日结案，所占祖产归还原告，罚被告银五十两，打四十大板，以示训戒。自此后，刘家庄虽小，邻村都刮目相看，村人说话办事都有了底气。后刘家巷刘姓村人也遇到了地产官司，后悔当初没与刘家庄人同往诸城拜竭刘府，只得借刘家庄的灯笼告到县衙，同样赢了官司，助长了族威。

                                                   赵仲泉于2016年9月27日写于昌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