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在淄博工作的昌邑籍学者写的“大跃进”时期的回忆录。文中回忆了吃“大锅饭”时的浪费现象，“政治讨论”时的迫害现象，“亩产20万斤小麦”的浮夸现象，“大炼钢铁”的背离科学现象和应付上级检查时的农耕作假现象。
七十年代末，农村有了自主种田的权利的权利，人们很快吃上了白馒头；八、九十年代，私营经济得以恢复，我们开上了轿车，住上了楼房。相信人民的智慧，慎用“引领”，更能体现我党博大的胸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少喊口号，不当王婆，践行我党的优良思想——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是每一位共产党员最该交给组织的答卷。
1958年是极其特殊和不平凡的一年，下面是本人在这一年亲历的几件事情：
一成立人民公社,各村就改称为“大队”，并且为体现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兴起了前所未有的“一平二调”和“共产风”。大队食堂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原来一到吃饭时候就家家风箱响,全村冒炊烟的景象。各家的粮食不管多少和什么粮色，只要是吃的一律无偿地集中到大队，连账也不记，这样想自己在家做饭吃也办不到了。
我当时在老家的昌邑县第一中学读高二，因没有劳力并且姊妹多,我家生活比一般人家苦得多。原来放学回家经常是粗粮和地瓜甚至野菜充饥，这下好了，一放学就急忙向大队部跑，到了就有现成的饭吃。我母亲正巧在食堂做饭，因此我不但能吃上一般人吃的饭，偶尔还能吃到留给公社干部吃的好饭。
但是好景不长，头两天吃了两顿白面饽饽，不用就菜也香得很（这是平时连富裕家庭也很少吃到的），接下来就吃玉米窝窝头，再过几天就吃高粱面窝窝头。原来能吃上熬的大锅菜，不几天就只有就咸菜。再到后来什么粮食也没有了，全大队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吃煮地瓜，由于人的觉悟总是有限，每到吃饭的时候都是抢着吃，地瓜挑大的软的吃，在自己家吃地瓜总要吃得只剩两头的地瓜把，但在食堂就不同了，不好吃的一下就扔到地上，好吃的也只吃中间那一段，把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都扔了，而且每人都是吃个肚儿圆。就这样，地瓜也很快没有了。
时间延续到1959年，情况就更严重了。村里积存的仅有的两担地瓜干，不但让公社平调给其它大队，支部书记夏连增还因“隐匿粮食”被撤了职。这时，不知从哪里运来东北制糖厂的废料甜菜渣子，打得一方一方的，大体有20厘米厚,35厘米宽和半米长一块，但都发了霉越到中间霉得越厉害，一掰开就飘起一团绿色的霉尘，同时发出一阵刺鼻的霉味，用清水煮出来比药还难吃，一般人难以下咽，宁愿吃谷糠、麦糠、树皮，甚至宁愿吃玉米和豆叶做的“点心”也不吃它。好在我口很壮，就是靠吃这个活了过来。
1958年，是1957年整风反右的延续，叫“整风补课”。7月份全县的小学领导都集中在我的母校以封闭的方式帮助党整风。大门紧闭，不经允许不放任何人出去。
母亲是一个识不了几个字的农村妇女，但她社会经验很丰富，在开会之前，她针对父亲好较真，好提意见的毛病，一遍又一遍地嘱咐他不要提意见，不要多说话。父亲是听话了，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任凭怎么动员要他积极给党提意见，就是不开口。
但随着反右期限的临近，压力越来越大。在他那个组，领导讲话了：“有的人，还是领导干部，是校长，从开会至今，就是不说话，不积极给党提意见，这是什么态度！”这一下父亲沉不住气了，他斟酌再三，小心翼翼地、简单地提了三条意见：一，解放后，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出外要饭的少了，吃糠咽菜的少了；但有少数偏僻地区，还有的农民生活仍然很困难，希望政府进一步抓好这些地区的生产，改善他们的生活。二，最近几年，我县的教育发展很快，大批农村孩子有学上了，但有少数孩子因家庭困难，到了上学的年龄仍不能上学，希望政府重视这部分孩子的上学问题，帮助当地尽量克服困难，办起学校，让还没有上学的孩子也能上学。三，大部分乡村干部都能深入到下面搞调查研究，关心广大群众的困难和疾苦，但有少数干部不够深入，作风不踏实，以后要加强干部的作风建设。这几条意见，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应该说是无懈可击的，一分为二的，符合实际的和善意的。但是他发言以后，似乎没有进行任何的研究和分析，马上被宣布成为右派。校长被即刻免去，工资从五十多块降成了三十多块，留在学校监督劳动改造。
有一段时间,他被调到离我家仅13里地的李家埠小学，一边上课一边劳改。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去那个学校给父亲送“毛选”，正碰到一个人为了一件小事站在我父亲对面用手指点着我父亲的额头大声地呵斥。我早就听说这人对我父亲处处发坏，弄得村里的老百姓都看不下去。我又看到这个情形，哪里忍得住，就痛快淋漓地大骂了他一顿，还当着其他教师的面揭了他的老底，警告他有好多同学早就想收拾他，告诉他不要欺人太甚。这一次是我太冲动，心想这下可能给父亲和自己惹下大麻烦，但想不到的是从此父亲的境遇稍好了一点。
我本村还有一个叫夏以*的，也是一个小学的校长，家里是中农。这人比我父亲年轻，但很世故，还是一个小组的组长。在反右补课即将结束时，县上的一位负责干部找他谈话，说他们这个组没有完成反右的任务，怎么办呢，那个干部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自己暂时顶替一下，报上去，开完会以后马上给他“摘帽”。但这一顶却弄假成真，一下就当了十几年的右派，个人和家庭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正式得知父亲被打成右派是在学校。一天,校团委书记把我和我们团支部委员共五人叫到她的办公室，一坐下来就让我谈谈对我父亲的认识。我说，父亲一辈子搞教育，是个称职的教师和校长，工作认真勤奋，各方面反映很好。我们家是贫农，共产党分给土地，并让我父亲参加了工作，还吃过政府的救济。因此父亲很感激共产党，连自己用的书和本子都写上“毛主席万岁”和“跟共产党走”。我一说完，刘书记说我的父亲是右派，我与父亲划不清界限。当时就宣布我的团支部书记被撤职。
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受尽了凌辱，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不得不于1962年退职回家。1974年就去世了。我的兄弟姊妹四人都因他的问题在升学、就业、参军、提干等各方面受到了很大影响。我虽然高考成绩已经超过了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却因为在我的高考档案上，已盖上了一个长方形的章——“不得报考国家重点大学”，而不得不上了山东工程学院。
在我的记忆中，1958年是“老天爷”最为农民着想的一年，庄稼也长得很好。地瓜个头特别大，一半露到地面以上，用脚一踢就能滚出来。白菜长得也十分喜人，本来昌邑的白菜不亚于胶县的大白菜，很出名，而这一年又出奇的长，一棵白菜一个儿童都提不起来。还没收获的白菜卷得结结实实，小学生可以踩在上面走路。但秋天临近收获的时候，人们却只顾大炼钢铁，不去收获它，让它几乎全部烂在地里。只记得当时拉着地排车运送铁矿石，走在农田间的小路上，脚底下的大棒子（玉米）和地瓜蛋滚来滚去，谁也不去管它！如果这一年能抽出少许时间收一下到手边的粮食，相信“三年自然灾害”不会让那么多人遭受那样的饥荒。第二年春天人们没有饭吃的时候，有许多人才记起到地里挖那些已经腐烂的地瓜吃。
当时农业上掀起的宣传，就像我们一下子进人了另一个星球或世界。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鼓噪下，一些极不可能的事情伴着“阶级斗争”的政治压力试图硬性地压进所有的人脑子里，左右每一个人的行为。当时的党报上就有这样的漫画：稻子长得比树还高，两个人合伙拉着大锯，挥汗如雨地像锯大树一样在锯一棵稻子。掰玉米要搭起高高的梯子，玉米棒捶的个头比人还大。但可悲的是，这不是浪漫主义的文艺作品，而是要人们必须相信这是当时就可以实现的现实。
我当时所在的昌邑一中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实践：一定要搞出亩产20万斤的麦田。在实施这项工程之前，校全体师生先进行全日制的大辩论。每一个教室都把课桌和凳子叠在教室一头，谁也不许坐，全班人就在高凹不平的教室地面(泥土的)上或坐或站，为能不能实现亩产20万斤发表意见。记得开始认为能达到的占少数。但一些心眼很活的人，一开始就不假思索地站到“能”的一方，当然是“对”和“值得学习”的一方。相反，有一些特认真的“书呆子”，还实际测出麦子的比重，算一算用麻袋把麦子装起来，摆一亩地也摆不开。有一些人开始保持沉默。但是领导宣布，即便是有一个人认为达不到也不开工。当时似乎还讲了一些科学理论，谈到钱学森的什么理论，麦子的须根有多长和光合作用等，但谁也拿不出定量的有力的东西。倒是政治上的“坚定性”起了关键的作用。渐渐使人们觉得谁认为不能，就是不相信党的领导，不相信“科学”，是思想有严重问题。这样，渐渐地认为不能的人越来越少。记得我是坚持到最后的两三个人之一，但是看到为了我们几个小小的老顽固耽误全班人的时间，最后我们也违心地表态“想通”了，承认只要各种措施都做到，亩产20万斤是可以实现的。紧接着，全校所有人都站到了“能”的一边。
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全校为亩产20万斤小麦的近乎狂热的战斗。全校1000多名学生先是到处弄肥，除了到处挖厕所，每个班还按分配的指标拾了几个月的粪。在学校后面的空地上，码起来的粪方面积像教室那样大。麦田的地点就选在我们学校南边大操场前的大道上。这条道是处在一条很深的沟的底部，当时有一个测量的数字，但现在记不清了。实际深度决不止两层楼的高度。为了确保产量，从地里挖土，一层土一层粪地往上填，直到填平又比沟边的地面还高出一米。然后就用水泵从地边的大湾里向地里浇水，昼夜不停地浇了十天，然后是播种，一个畦子约一米多宽，原来弄来几麻袋种子，但就只有一亩地，已经均匀地撒了一层，再也无法撒了为止，大约用了300多斤种子。
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从播上种的那一天起就昼夜轮流给这块地站岗，围着麦田巡逻。我也曾为此挨了不少冻。这样一直坚持到收获。出苗时，整个地皮被麦芽顶了起来，经过研究和请示，不得不中间担上板子，人们蹲在板子上，用针锥一点一点地把土投下去，帮着麦芽见到天日。冬天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但到了春天，麦子分蘖和生长时，又发生了危机。老百姓的麦田长得很正常，而我们的麦子先是发黄，最底下叶子开始腐烂，伸手到麦子底下都热得很，同时发出一股重重的霉味。不知是采纳了谁的建议，不得不给麦子间苗。这在农村恐怕也是一项创举。大约薅去了四分之三的麦苗，这才解了全面腐烂之忧。接下来的问题是麦苗就像得了软骨病，直不起身来，不知又是采纳了哪位“专家”的建议，在麦田里给麦苗用竹披子扎上了密密麻麻的“脚手架”，约200毫米一格，把麦苗“扶”起来。
好歹到了收获的季节，看起来，我们的麦子的确长得比别人的高出许多，当然也密得多。经过仔细地收割、脱粒，据说这一亩地共收了“六百多市斤”。这一产量差不多是当时亩产量的两倍多。那“六百多斤”的产量到底浮夸了多少暂且不论，只播种之初就投放了300斤种子！
适逢昌邑县刚刚建起了县里最宏伟的农业展览馆，在迎门的地方，就摆着用红绸子捆着的我们的一捆麦子。
在大炼钢铁的几个月里，全校师生都一齐在一夜之间成了“炼钢工人”。不用出外学习，不用理论培训，甚至也不需要技术人员。在学校大操场上，每隔两三米就垒一个“炼铁炉”。外形和内部结构酷似淄博地区前几年每家都有的用来取暖和做饭的炉子。因为这种炉子一脚就可以踢倒，所以又名“一脚蹬”。
炼铁用的矿石是本县南部的北孟一带产的，煤是从潍坊的坊子地区拉的。运输这些东西没有现代的运输工具，最先进的是地排车。我们昼夜靡战，记得拉着地排车一边走着就一边晃晃悠悠地睡过去。拉来的矿石要用手锤砸碎，一直砸到大约直径一厘米左右。在教室和走廊上，一堆七八个同学围坐在一起砸啊砸，一开始还有人说话，渐渐地人们乏得只顾打盹，机械地上下抡锤，砸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但是没有人通知休息谁也不敢停下，把人的潜能发挥到了最大极限。当时所有参加炼铁的人，没有一个人能说炼铁要多高的温度，因此也没有测量炉膛和铁水(压根就没有铁水淌出来)的仪器，更不晓得如何控制和测量碳、硫、硅、锰、磷等元素。当把炼铁的炉子蹬倒以后，人们找到的只是像有烟煤燃烧后的炉渣一样的东西，但谁也不敢说这不是铁，那样会酿成自己对群众运动态度的政治问题。但人们也会找下台阶的办法，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海绵铁。说这样到大炼钢厂可以很容易炼成好钢。但真正了解炼钢的人都很明白，这不但是糟蹋了矿石，还给炼钢厂添了大麻烦。如能炼出“海绵铁”还是好的，有的炼一通则什么也找不出来。
到后来，为了出成绩，有人就想出了以铁炼铁的办法。让同学到处弄废铁填到炉子里炼。最后弄不到废铁就让同学拿自己家的锅和犁子“炼铁”。因为迫于政治压力，谁也不敢不回家拿。我家里穷，惟一的铁就是天天要用的农具上的铁和锅、鳌子。对于一个农民来讲，这些东西比现在家里的大件家电还重要。我如正面向母亲要这些东西肯定是不行的，就在一天的半夜回家把家里惟一的鳌子偷拿到学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高调怎么唱，还是把真铁炼成了炉渣，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到了1958年的后期，尽管又提出了许多让人们大干再大干的口号，如过春节时“吃了饺子再大干”；在锄“包干”地时，为了应付检查，人们只锄道路边的一段地头，里面的则任其杂草生长；在夜里打机井时，打井的人只是躺在玉米地里喊号子，让从路边经过检查工作的干部一听像是在干活。这些疲态在许多方面都显现出来。(淄博市政协文史委整理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