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10 月17 日，徐州日报刊登了管仁福教授的大作《遗爱千载苏徐州——苏轼徐州期间的政治与文学》，盛赞苏轼在徐州卓越的政绩和璀璨的诗文，为徐州的历史增辉，为徐州的山水添彩。管教授还特别提到两句老话“古彭州官何其多，千古怀念唯苏公！ ”徐州从宋开宝年间设知州，到雍正十一年升府为止，七百六十余年间共有知州数百人，苏轼的名气最大，如果再选一个，那应该是清代的知州姜焯了。他们虽时隔六百多年，名气也有较大悬殊，但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虚白斋尺牍》中的姜焯
苏轼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文字介绍，徐州人早已耳熟能详。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姜焯。姜焯（1659-1744），字曦陆，姜士楧子，廪贡生，曾任济南府陵县教谕，四十岁任广东感恩知县，五十四岁升徐州知州，六十六岁始得告老，乡居二十年而卒。姜焯的事迹主要见于各地方志。近年来，《虚白斋尺牍》的发现， 让我们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
说到姜焯，还不得不说一下他的堂哥李煦。
李煦（1655-1729），字旭东，昌邑人，本姓姜，因其父李士桢在明末被清军俘虏，过继给正白旗佐领李西泉为子，故改姓李。李煦曾担任苏州织造三十年之久，雍正元年，被革职抄家。后被发配东北，冻饿而死。前几年，刘心武在《揭秘红楼梦》中认为曹雪芹的祖母李氏就是李煦的妹妹，贾母的原型。李煦非常关心堂弟姜焯的仕途， 不仅为他想办法，拉关系，还时时提醒官场的规则，真是煞费苦心。但是姜焯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他在海南岛感恩小县上任县令长达十四年，在徐州任知州又是十二年。这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正因为他能在一个地方，沉下心去，埋头苦干，反倒为老百姓办了很多实事好事，所以两地的百姓，都非常怀念他。他性格孤傲，从不想利用堂兄的关系去巴结上司。姜焯在徐州，李煦对他极为关心，反复告诉他应如何为官、如何为政。总而言之，一是如何奉上，二是如何驭下。
首先说奉上。在书信中，他反复强调结交上司的重要性。1712 年五月，姜焯刚到徐州，李煦就来信了：“徐州乃属冲途，凡上下往来之人甚多，务必小心酬应，不可怠慢忽略，以生怨谤。总之，一处有一处之规模，一方有一方之局面。”言下之意，徐州已经不是感恩小县，你的职务提升了，责任更为重大，各方的人物一定要应酬好，以免招来诽谤。当年八月至十月，李煦又先后给两江总督郎廷极、江苏按察使卢询、江南整饬通省驿传盐法道朱作鼎、邳州知州高魁标、淮徐道刘廷机等人写信，说明自己与姜焯的关系，拜托各位大员多多关照。适逢两江总督赫寿和江苏巡抚张伯行就任，他赶紧催促姜焯去拜谒：“凡属员断无不谒见上司之理，况督抚又与别样上司不同，而新任之督抚更与平时之督抚各别，必要尽礼谒见，以通上下之情。至嘱！至嘱！”但是姜焯脾气太执拗，很少去拜会赫寿和张伯行，二人对姜焯十分不满，但碍于李煦的面子，只好隐忍不发。1714 年七月，李煦写信批评姜焯：“昨遣许位良至白下见金陵主人，彼云：‘徐州牧非他牧可比，两年来不但面不易见，即字迹亦不能得一个。性情疲缓，办事迟滞，不即参者，碍汝主人情面’等语，如此震怒，则苏州事毕，即当往金陵谢罪为是。”李煦为了调处姜焯和上司不睦的关系，着实费心费力。同年九月，适逢赫寿的夫人过大寿，姜焯派人去送礼，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赫夫人拒绝收他的礼物。李煦少不得又是一番训诫：“虽则时下物力艰难，官场中须要行得活泼，若一味率真任性，随你十分是处，断然行不通，做不开。”这真是仕途的金玉良言，但是姜焯就是做不到，因为他多的就是“率真任性”。
再说驭下。李煦给了姜焯很多意见，他说你刚刚到徐州，不可轻言民情刁恶，要用仁政来感化他们，让他们拥护你。同时还给姜焯的幕僚写了一封信：“凡舍弟事有未顺于情理者，万望规谏，使做一个好官，毋愧为民之父母，切不可从其好恶，随波逐流。”这样的谆谆教诲，恐怕只有兄弟之间才能做到。姜焯初来乍到，对新问题有些应对失策。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捕蝗。徐州发生严重蝗灾，李煦担心姜焯对捕蝗重视不够，特意提醒他说“捕蝗之事，万不可苟且、草率。”即便如此，姜焯还是掉以轻心，搁置了几天才去查看灾情，且当天就返回府衙，草草了事，走走过场。李煦很生气的教训说：“做官之得名在此，做官之失名亦即在此。应即闻信就行，亲身督捕，务绝其种类，则徐州百姓有不欢声载道乎？”除了蝗灾以外，在用人不当致霉烂仓谷案件的调查中，姜焯的表现也是“盘查迟滞”，足见他完成角色的转换经历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因此得出姜焯能力欠佳的结论。恰恰相反，在于始瞻所作的《曦陆公碑文》中，我们看到了姜焯治理徐州的卓越功绩，是个很有作为的官员。王大勤先生在《清代徐州知府姜焯的“城市文化建设”》 一文中这样评价姜焯：“他在徐执政十余年，善政多端，至今胜迹遍布徐州城乡。纵观姜焯的一生，有理由说他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地方官，他在徐主政 10 多年间，当兴者兴，当革者革，不竞不求，布政优优。”
苏轼和姜焯的共同点，我认为两位知州有八个共同点：
一、 两个人都与徐州和海南有着深厚的情感。
北宋熙宁十年(1077)四月，41 岁的苏轼来到徐州做知府，至元丰二年(1079)三月，他在徐州生活了 1 年零 11 个月。绍圣四年（1097）六月，62 岁的苏轼以莫须有的罪名责受琼州别驾的虚衔，被迫来到海南岛。元符三年（1100）六月，65 岁的苏轼才离岛北归。
而姜焯正好相反，先海南后徐州。康熙三十八年（1698），40 岁的姜焯来到海南岛，任琼州府感恩县知县，这一任就长达 14 年，直到康熙五十二（1712年）才迁任徐州知州。而徐州一任，也长达 12 年之久，1724 年，66 岁的姜焯才得以告老还乡。
二、他们都非常重视教育。苏轼是进士出身，在徐州时，早已名满天下，彭城士子多受其教诲，以陈师道兄弟为代表。同时苏门六学士均先后与之交往，纷纷称之为“苏徐州”。在贬谪海南的三年期间，他讲学礼，兴教化，将一个文化的不毛之地转换成了才俊辈出之乡。最直观的效果是，在他北归九年后，儋州人符确成为海南第一个进士，此后，儋州人在科举考试中屡有斩获。可以说，他开创了海南人才培养和教育事业的先河，是海南教育的启蒙者。
而姜焯本人由贡生出身，做过多年的教谕，所到之处，均从教育入手。在感恩，他大力振兴文化，捐献薪俸创设义学，引进教师教授学生，使“邑故荒陋”的感恩县多出读书人。在徐州，他创建尊经阁、重修学宫，设立义学，对徐儒学颇有贡献。徐州状元李蟠为人孤傲，但却十分服膺姜公，先后为姜氏家谱作文两篇，同时不吝笔墨赞扬姜公之修学宫等善举，作《郡侯姜公重修学宫记》、《并建尊经阁记》、《书院义学记》等。根据王大勤先生的统计，姜焯在徐州执政期间，共有 7 人考取文武进士、36 人考取文武举人，分别占康熙王朝 60 年徐州进士、举人总数的近三成和四成以上，前所未有。
三、他们都注重历史文化的保护。苏轼的诗文中，涉及到徐州的名胜很多，他赞美百步洪、云龙山，而黄楼、快哉亭、放鹤亭、东坡石床、苏堤等，都与他密切相关。他敬仰徐州的历史人物，他凭吊桓山、戏马台、燕子楼。离开徐州后，他还念念不忘的未来得及开展的文物保护工作：“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刘子政二坟，向欲为作祠堂，竟不暇，此为遗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当有记文。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当为作也。”
姜公在感恩，领导县署教谕李茂、典史刘俊邦等续修《感恩县志》，并捐资刊刻。姜公到徐州后，立志编写《徐州府志》，他主持编修工作和主笔纂写，大部分由他亲自完成的。志书的编修、刊印也是他捐俸成书的。他修复、扩建、新建城市设施很多，主要包括翻修苏堤、黄楼、放鹤亭和逍遥堂等和苏轼有关的历史遗迹，又在云龙山上新建半山亭、望湖亭和试衣亭等，不少名胜得以流传至今。
四、他们都在徐州兴建过一些标志性建筑。苏轼修建黄楼，该楼系苏轼率领徐州军民战胜洪水之后，将旧的霸王楼拆除，取其物料，于宋神宗元丰年（1078年）八月在徐州城东门之上建造的。因为土能克水，所以涂上黄土，取名黄楼。黄楼内有许多碑刻，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苏辙撰写、苏轼亲笔所书的《黄楼赋》，除此而外，秦观、陈师道等人都有文墨。
姜焯创建大士岩寺，他有一篇《云龙山新开大士岩记》，说寺庙位于云龙山西半山的山腰，于康熙五十八年开凿的。他原来打算在这里建造僧舍，觅僧看守放鹤亭，因为在挖地基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巨石岩，广约八丈，峰棱外露，不知道它有多深，又因岩下黄茅岗有唐代画家吴道子画的观音大士像石碑，于是授意工匠把巨岩雕琢成观音大士像，观者以为神，于是州人又请增工扩大正殿三间，前为韦陀殿，左右为竂舍亭台阁道，取名为大士岩。如今，该寺早已成为云龙山的主要景点。
五、两个人都清正廉洁。苏轼一生光明磊落，为官四十年，始终戒奢节俭，在徐州期间，危难时刻能与民共患难，太平时期能与民同乐。在海南更是关心当地人民的生活疾苦，并且积极传播中原文化。
姜焯在感恩抑制豪商盘利，严禁锢婢卖奸，革除陋俗，提倡新风。平时深入民众，询问疾苦，与民众建立起浓厚的感情。离别海南之际，百姓痛哭，相随数百里。在徐州，他勤政为民，大公无私，革除弊政，清白自持，请谒不行，被人称为“铁门限”，就连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都对他的不知奉迎而大为光火，但又对他的铮铮风骨所折服。
六、都有很好的心态。一个历经千辛万苦，饱经风霜，居然不死，崇尚道教，看淡生死，在海南尚能完成《东坡志林》以及《和陶诗》的最后十五首。苏辙评价说：“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黄庭坚则如此感慨：“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艰苦的条件没有让他心灰意冷，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一个是平常心，甘于做小官，一做数十年。
姜焯能到徐州，少不了堂兄李煦的帮助。但和声色犬马的堂兄相比，他则更甘于寂寞，独善其身。66岁告老还乡之际，堂兄正好被雍正抄家。他晚年以琴书为伴，在书斋中与诸弟白首嬉聚，优哉游哉。82岁时，他鉴于堂兄李煦被抄家的惨痛教训，作《群生自造化说》，他说：“愚年逾耄耋，稍历闻见，即目前亲睹报应之远在儿孙，近在身者，指不胜屈。因此参透‘自造化’三字精切，故特表为安荣宝丹，以遗子孙。”并书刻板，谨悬祠堂之侧，垂示子孙引以为戒。他生活简朴，饮食以蔬菜为主，并说：“淡泊中极有深味”，故而能够高寿86岁。
七、都是政绩突出的好官。苏轼在知徐州其间颇能为民谋事，如抗洪水、建黄楼，祈雨劝农、抗春旱，查石炭、利国铁，医病囚、治军政等，获得徐州百姓的交口称赞。所以离开徐州的时候，父老乡亲攀马相送，他感叹道：“余为彭城二年，乐其风土，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
姜焯在感恩县署内建起常平仓，在四宜亭的北边再建一所共有六间课室的义学，自此文风不坠。重修城隍庙、飞来庙、鱼鳞洲峒，并写了多篇诗文。在徐州，他疏通沛县、张孤、梁山等处河道，水患得以消除。他为屯卫请命豁免，禁止公务人员吃拿卡要，与民生息。他明察秋毫，惩治7名怙恶不悛的营卒。他设计抓捕大盗头目，遣散其党羽。
八、他们都为海南和徐州的百姓称颂和纪念。苏轼在徐州留下诗文共计三百余篇，徐州关于苏轼的遗迹据说是全国最多的，不下数十处，一座云龙山基本上都是他的足迹。在海南儋州至今还保存着“东坡书院”和“载酒亭”等遗迹。
而姜焯在感恩，处理好与黎族人的关系，主张以“宽抚”为主的怀柔政策来化解民族矛盾。感恩县将他列入名宦祠，民国《感恩县志》中说他：“以振兴文教为己任，晓黎庶以礼义，一时人心向化，邑人德之。”在徐州，他更是深得百姓拥戴。同治《徐州府志》说他：“牧徐州多善政，徐人追思不置”。云龙山上的“姜公亭”、张谷山下的“镇河大王庙”以及利国的“姜公泉”都是徐州人民对姜焯的最好纪念。
孟子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苏轼和姜焯这两位徐州老父母官，正是因为他们关注的不只是“善政”而更多的是“善教”，所以才得到了百姓的拥戴，至今仍被人们口口相传，世世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