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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解密徐州知州苏轼和姜焯

10 月17 日,徐州日报刊登了管仁福教授的大作《遗爱千载苏徐州——苏轼徐州期间的政治与文学》,盛赞苏轼在徐州卓越的政绩和璀璨的诗文,为徐州的历史增辉,为徐州的山水添彩。管教授还特别提到两句老话“古彭州官何其多,千古怀念唯苏公! ”徐州从宋开宝年间设知州,到雍正十一年升府为止,七百六十余年间共有知州数百人,苏轼的名气最大,如果再选一个,那应该是清代的知州姜焯了。他们虽时隔六百多年,名气也有较大悬殊,但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虚白斋尺牍》中的姜焯

苏轼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文字介绍,徐州人早已耳熟能详。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姜焯。姜焯(1659-1744),字曦陆,姜士楧子,廪贡生,曾任济南府陵县教谕,四十岁任广东感恩知县,五十四岁升徐州知州,六十六岁始得告老,乡居二十年而卒。姜焯的事迹主要见于各地方志。近年来,《虚白斋尺牍》的发现, 让我们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

说到姜焯,还不得不说一下他的堂哥李煦。

李煦(1655-1729),字旭东,昌邑人,本姓姜,因其父李士桢在明末被清军俘虏,过继给正白旗佐领李西泉为子,故改姓李。李煦曾担任苏州织造三十年之久,雍正元年,被革职抄家。后被发配东北,冻饿而死。前几年,刘心武在《揭秘红楼梦》中认为曹雪芹的祖母李氏就是李煦的妹妹,贾母的原型。李煦非常关心堂弟姜焯的仕途, 不仅为他想办法,拉关系,还时时提醒官场的规则,真是煞费苦心。但是姜焯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他在海南岛感恩小县上任县令长达十四年,在徐州任知州又是十二年。这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正因为他能在一个地方,沉下心去,埋头苦干,反倒为老百姓办了很多实事好事,所以两地的百姓,都非常怀念他。他性格孤傲,从不想利用堂兄的关系去巴结上司。姜焯在徐州,李煦对他极为关心,反复告诉他应如何为官、如何为政。总而言之,一是如何奉上,二是如何驭下。

首先说奉上。在书信中,他反复强调结交上司的重要性。1712 年五月,姜焯刚到徐州,李煦就来信了:“徐州乃属冲途,凡上下往来之人甚多,务必小心酬应,不可怠慢忽略,以生怨谤。总之,一处有一处之规模,一方有一方之局面。”言下之意,徐州已经不是感恩小县,你的职务提升了,责任更为重大,各方的人物一定要应酬好,以免招来诽谤。当年八月至十月,李煦又先后给两江总督郎廷极、江苏按察使卢询、江南整饬通省驿传盐法道朱作鼎、邳州知州高魁标、淮徐道刘廷机等人写信,说明自己与姜焯的关系,拜托各位大员多多关照。适逢两江总督赫寿和江苏巡抚张伯行就任,他赶紧催促姜焯去拜谒:“凡属员断无不谒见上司之理,况督抚又与别样上司不同,而新任之督抚更与平时之督抚各别,必要尽礼谒见,以通上下之情。至嘱!至嘱!”但是姜焯脾气太执拗,很少去拜会赫寿和张伯行,二人对姜焯十分不满,但碍于李煦的面子,只好隐忍不发。1714 年七月,李煦写信批评姜焯:“昨遣许位良至白下见金陵主人,彼云:‘徐州牧非他牧可比,两年来不但面不易见,即字迹亦不能得一个。性情疲缓,办事迟滞,不即参者,碍汝主人情面’等语,如此震怒,则苏州事毕,即当往金陵谢罪为是。”李煦为了调处姜焯和上司不睦的关系,着实费心费力。同年九月,适逢赫寿的夫人过大寿,姜焯派人去送礼,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赫夫人拒绝收他的礼物。李煦少不得又是一番训诫:“虽则时下物力艰难,官场中须要行得活泼,若一味率真任性,随你十分是处,断然行不通,做不开。”这真是仕途的金玉良言,但是姜焯就是做不到,因为他多的就是“率真任性”。

再说驭下。李煦给了姜焯很多意见,他说你刚刚到徐州,不可轻言民情刁恶,要用仁政来感化他们,让他们拥护你。同时还给姜焯的幕僚写了一封信:“凡舍弟事有未顺于情理者,万望规谏,使做一个好官,毋愧为民之父母,切不可从其好恶,随波逐流。”这样的谆谆教诲,恐怕只有兄弟之间才能做到。姜焯初来乍到,对新问题有些应对失策。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捕蝗。徐州发生严重蝗灾,李煦担心姜焯对捕蝗重视不够,特意提醒他说“捕蝗之事,万不可苟且、草率。”即便如此,姜焯还是掉以轻心,搁置了几天才去查看灾情,且当天就返回府衙,草草了事,走走过场。李煦很生气的教训说:“做官之得名在此,做官之失名亦即在此。应即闻信就行,亲身督捕,务绝其种类,则徐州百姓有不欢声载道乎?”除了蝗灾以外,在用人不当致霉烂仓谷案件的调查中,姜焯的表现也是“盘查迟滞”,足见他完成角色的转换经历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因此得出姜焯能力欠佳的结论。恰恰相反,在于始瞻所作的《曦陆公碑文》中,我们看到了姜焯治理徐州的卓越功绩,是个很有作为的官员。王大勤先生在《清代徐州知府姜焯的“城市文化建设”》 一文中这样评价姜焯:“他在徐执政十余年,善政多端,至今胜迹遍布徐州城乡。纵观姜焯的一生,有理由说他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地方官,他在徐主政 10 多年间,当兴者兴,当革者革,不竞不求,布政优优。”

苏轼和姜焯的共同点,我认为两位知州有八个共同点:

一、 两个人都与徐州和海南有着深厚的情感。

北宋熙宁十年(1077)四月,41 岁的苏轼来到徐州做知府,至元丰二年(1079)三月,他在徐州生活了 1 年零 11 个月。绍圣四年(1097)六月,62 岁的苏轼以莫须有的罪名责受琼州别驾的虚衔,被迫来到海南岛。元符三年(1100)六月,65 岁的苏轼才离岛北归。

而姜焯正好相反,先海南后徐州。康熙三十八年(1698),40 岁的姜焯来到海南岛,任琼州府感恩县知县,这一任就长达 14 年,直到康熙五十二(1712年)才迁任徐州知州。而徐州一任,也长达 12 年之久,1724 年,66 岁的姜焯才得以告老还乡。

二、他们都非常重视教育。苏轼是进士出身,在徐州时,早已名满天下,彭城士子多受其教诲,以陈师道兄弟为代表。同时苏门六学士均先后与之交往,纷纷称之为“苏徐州”。在贬谪海南的三年期间,他讲学礼,兴教化,将一个文化的不毛之地转换成了才俊辈出之乡。最直观的效果是,在他北归九年后,儋州人符确成为海南第一个进士,此后,儋州人在科举考试中屡有斩获。可以说,他开创了海南人才培养和教育事业的先河,是海南教育的启蒙者。

而姜焯本人由贡生出身,做过多年的教谕,所到之处,均从教育入手。在感恩,他大力振兴文化,捐献薪俸创设义学,引进教师教授学生,使“邑故荒陋”的感恩县多出读书人。在徐州,他创建尊经阁、重修学宫,设立义学,对徐儒学颇有贡献。徐州状元李蟠为人孤傲,但却十分服膺姜公,先后为姜氏家谱作文两篇,同时不吝笔墨赞扬姜公之修学宫等善举,作《郡侯姜公重修学宫记》、《并建尊经阁记》、《书院义学记》等。根据王大勤先生的统计,姜焯在徐州执政期间,共有 7 人考取文武进士、36 人考取文武举人,分别占康熙王朝 60 年徐州进士、举人总数的近三成和四成以上,前所未有。

三、他们都注重历史文化的保护。苏轼的诗文中,涉及到徐州的名胜很多,他赞美百步洪、云龙山,而黄楼、快哉亭、放鹤亭、东坡石床、苏堤等,都与他密切相关。他敬仰徐州的历史人物,他凭吊桓山、戏马台、燕子楼。离开徐州后,他还念念不忘的未来得及开展的文物保护工作:“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刘子政二坟,向欲为作祠堂,竟不暇,此为遗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当有记文。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当为作也。”

姜公在感恩,领导县署教谕李茂、典史刘俊邦等续修《感恩县志》,并捐资刊刻。姜公到徐州后,立志编写《徐州府志》,他主持编修工作和主笔纂写,大部分由他亲自完成的。志书的编修、刊印也是他捐俸成书的。他修复、扩建、新建城市设施很多,主要包括翻修苏堤、黄楼、放鹤亭和逍遥堂等和苏轼有关的历史遗迹,又在云龙山上新建半山亭、望湖亭和试衣亭等,不少名胜得以流传至今。

四、他们都在徐州兴建过一些标志性建筑。苏轼修建黄楼,该楼系苏轼率领徐州军民战胜洪水之后,将旧的霸王楼拆除,取其物料,于宋神宗元丰年(1078年)八月在徐州城东门之上建造的。因为土能克水,所以涂上黄土,取名黄楼。黄楼内有许多碑刻,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苏辙撰写、苏轼亲笔所书的《黄楼赋》,除此而外,秦观、陈师道等人都有文墨。

徐州大士岩寺

姜焯创建大士岩寺,他有一篇《云龙山新开大士岩记》,说寺庙位于云龙山西半山的山腰,于康熙五十八年开凿的。他原来打算在这里建造僧舍,觅僧看守放鹤亭,因为在挖地基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巨石岩,广约八丈,峰棱外露,不知道它有多深,又因岩下黄茅岗有唐代画家吴道子画的观音大士像石碑,于是授意工匠把巨岩雕琢成观音大士像,观者以为神,于是州人又请增工扩大正殿三间,前为韦陀殿,左右为竂舍亭台阁道,取名为大士岩。如今,该寺早已成为云龙山的主要景点。

寺庙钟亭与鼓亭均刻有“知州姜焯建”字样

五、两个人都清正廉洁。苏轼一生光明磊落,为官四十年,始终戒奢节俭,在徐州期间,危难时刻能与民共患难,太平时期能与民同乐。在海南更是关心当地人民的生活疾苦,并且积极传播中原文化。

姜焯在感恩抑制豪商盘利,严禁锢婢卖奸,革除陋俗,提倡新风。平时深入民众,询问疾苦,与民众建立起浓厚的感情。离别海南之际,百姓痛哭,相随数百里。在徐州,他勤政为民,大公无私,革除弊政,清白自持,请谒不行,被人称为“铁门限”,就连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都对他的不知奉迎而大为光火,但又对他的铮铮风骨所折服。

六、都有很好的心态。一个历经千辛万苦,饱经风霜,居然不死,崇尚道教,看淡生死,在海南尚能完成《东坡志林》以及《和陶诗》的最后十五首。苏辙评价说:“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黄庭坚则如此感慨:“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艰苦的条件没有让他心灰意冷,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一个是平常心,甘于做小官,一做数十年。

姜焯能到徐州,少不了堂兄李煦的帮助。但和声色犬马的堂兄相比,他则更甘于寂寞,独善其身。66岁告老还乡之际,堂兄正好被雍正抄家。他晚年以琴书为伴,在书斋中与诸弟白首嬉聚,优哉游哉。82岁时,他鉴于堂兄李煦被抄家的惨痛教训,作《群生自造化说》,他说:“愚年逾耄耋,稍历闻见,即目前亲睹报应之远在儿孙,近在身者,指不胜屈。因此参透‘自造化’三字精切,故特表为安荣宝丹,以遗子孙。”并书刻板,谨悬祠堂之侧,垂示子孙引以为戒。他生活简朴,饮食以蔬菜为主,并说:“淡泊中极有深味”,故而能够高寿86岁。

昌邑姜氏祠堂旧貌

七、都是政绩突出的好官。苏轼在知徐州其间颇能为民谋事,如抗洪水、建黄楼,祈雨劝农、抗春旱,查石炭、利国铁,医病囚、治军政等,获得徐州百姓的交口称赞。所以离开徐州的时候,父老乡亲攀马相送,他感叹道:“余为彭城二年,乐其风土,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

姜焯在感恩县署内建起常平仓,在四宜亭的北边再建一所共有六间课室的义学,自此文风不坠。重修城隍庙、飞来庙、鱼鳞洲峒,并写了多篇诗文。在徐州,他疏通沛县、张孤、梁山等处河道,水患得以消除。他为屯卫请命豁免,禁止公务人员吃拿卡要,与民生息。他明察秋毫,惩治7名怙恶不悛的营卒。他设计抓捕大盗头目,遣散其党羽。

八、他们都为海南和徐州的百姓称颂和纪念。苏轼在徐州留下诗文共计三百余篇,徐州关于苏轼的遗迹据说是全国最多的,不下数十处,一座云龙山基本上都是他的足迹。在海南儋州至今还保存着“东坡书院”和“载酒亭”等遗迹。

而姜焯在感恩,处理好与黎族人的关系,主张以“宽抚”为主的怀柔政策来化解民族矛盾。感恩县将他列入名宦祠,民国《感恩县志》中说他:“以振兴文教为己任,晓黎庶以礼义,一时人心向化,邑人德之。”在徐州,他更是深得百姓拥戴。同治《徐州府志》说他:“牧徐州多善政,徐人追思不置”。云龙山上的“姜公亭”、张谷山下的“镇河大王庙”以及利国的“姜公泉”都是徐州人民对姜焯的最好纪念。

孟子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苏轼和姜焯这两位徐州老父母官,正是因为他们关注的不只是“善政”而更多的是“善教”,所以才得到了百姓的拥戴,至今仍被人们口口相传,世世敬仰。

关于作者: 潍水渔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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