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初年，姜泊村姜氏十九世孙于顺于孝兄弟及子侄濯、汶、浴、治、汾创立了功茂、功裕、功增、功盛、功泰字号，被后人所称为“五大功”。“五大功”家族通过投资实业，开办百货店、烧锅、油坊、当铺、钱庄、银行、丝绸、五金、印染化工、餐饮、保险等各项业务，形成了横跨大半个中国的著名的工商金融财团。其家族的老三姜浴创立了功增号，清末，浴之玄孙言修、言杰兄弟赴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后套搞引黄垦荒开发，历尽艰辛；其琨及子侄经营的中成义钱庄在县内上数，潍县还设有分号；言佐及子侄创建经营的烟台阜丰绸厂所产的灯芯绒产品全部远销国外，是近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者。
姜言修父亲其珩，字宝南，生于清咸丰二年（1852）正月二十九日，太学生，授同知衔，诰授奉政大夫，卒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七日。言修在叔兄弟12人中居长，字献庭，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二十九日，例贡生，花翎道衔，山西试用同知，蒙旗垦务委员，卒于1936年五月十七日，是“五大功”家族唯一载入清光绪《昌邑县续志》的人物。其弟言杰，字汉三，生于光绪十年（1884）三月十三日，卒于1944年八月二十日。其家族显赫，亲戚多为邑内富绅家族：其珩长女嫁于高隆盛村京商高兆栋，次女嫁于李家抚宁村巨商李润芬，三女嫁于白塔村京商温朝能（其继子即八路军“七支队”参谋长刘光汉，名温海峰），四女嫁于夏店街京商，早逝。言修继妻傅氏出身于虫埠村清朝名将傅振邦家族，长女嫁于郭家车道郭丕烈，次女嫁于郝家庄逄氏（现中纪委常委卢希为其外孙媳），三女嫁于龙池街北头魏伯魁。言杰长女嫁于西马埠“东德泰”张氏，次女嫁于西石桥清末刑部员外郎张云慈孙张棣堂为媳。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后套位于北纬37度以北，一般指贺兰山以东，吕梁山以西，阴山以南，长城以北地区，整个平原地势由西向东微倾，地势平坦，海拔在900~1200米之间，历史上曾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大荒原，土层深厚，野草丛生，野兽、飞禽经常出没。清光绪元年（1875），政府开始移晋陕之民到河套地区垦荒种地。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将军为“钦差督办蒙旗垦务大臣”，他采取强行赎买旧有渠道和土地的办法，集中力量开始较大规模的开展引黄灌溉治理工程。为保证其有效管理，还设立专门机构五原门（厅），专管引黄垦荒事宜，对灌区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制定优惠政策和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努力吸引各界投资开发。随着人口不断增加，1912年，五原门升格为五原县。
言修通过傅振邦家族与朝廷的密切关系，贿赂贻谷和上层蒙古领主，投巨资花掉13万两银元，采取“跑马圈地”的办法，购得一块南北长约20公里，东西宽约10公里的地块，除去不能耕种的碱地外，约合可耕地2000顷左右，随即开始大力招工，组织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工程。为引入黄河水浇灌土地，自己又挖了一条中渠。开发荒地首先要有雄厚的资金作为后盾，兄弟俩每年从东北功成银行老柜上分红收入和家族所经营的丝绸买卖收入中拿出两三万两银元，投入到对河套后套地区的开发中来，成为当地有名的地商。
开发荒地不但要有雄厚的资金作为后盾，还要懂得农业管理及水利灌溉技术。在渠道管理方面，开渠时地商沿渠道设置公民，当地称公中，又称牛犋，一个公中分段管理几个牛犋，每个公中设一个渠头。每个牛犋都设跑渠的，具体负责管理渠道的开挖、巡视、养护、打坝、分水、征收水费等。公中权力大，地商的权利更大。贺扬灵在《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1935年版）中说：“凡地户民刑各事，都有公中解决，俨然一政府也。”到民国时期，设掌柜的管理一切，先生管理账务，另设工头管理放地，工头的管理权很大。
经营中，对地租实行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钱粮兼收，分春秋两季缴纳，因为官方之地租价非用银子不可。一为包租法。由佃户自由耕种，地商只收地租，租率约为十分之三，缴纳税捐摊派由佃户负担，种子农具佃户自备；佃户除缴纳地租外，对地商再无其他义务。一为分粮法。年种年议，佃户不出租金，按照土地之膏腴，按成分收田禾。三为伴种方式。佃农只需负担劳动，其余种子、耕畜、农具以及生产资料都由地主提供，地租税赋由双方平摊；种植胡麻、烟草类作物多采取这种办法。
每年从清明到立冬可以6次引黄河水灌溉，但只有立夏前后的“热水”，夏至至立秋的“伏水”和“秋水”灌田比较好。“热水”可种小糜子、谷子、马铃薯等，“伏水”可种小麦、豌豆，“秋水”可种糜子、谷子、胡麻、豆类，“桃花水”可种糜子、谷子。种植上一年一熟，四年轮作：第一年种大、小麦，第二年种糜子、谷子，第三年种豆类、麦类、高粱，第四年种其他杂粮。耕作数年则需休耕一年。开始实行大水漫灌，经伏季高温沤泡，可将所有杂草沤成肥料，然后耕翻、打畦、放水、播种。冬季农闲，再引水冲刷沟渠，减少泥沙淤积。这种粗放耕作方式称之为“跑青”。在每年“热水”到来之前，每年都要对渠道进行岁修，否则流水不畅。岁修工程投资也很大。傅增湘《绥远通志稿》：“往往一渠之成，事或需之数十年，款或糜之十余万。父子相代，亲友共营，而已成之渠，又必每岁深刷其身，厚增其背，其流动充满，而洊之溉田百千顷者，良非易也。”
地商从蒙古领主手里购买土地时需要租银很少，每顷土地一般需5~8两银子；而租给佃户耕种，每顷土地高达20~40两银子不等，从差价中获得巨额利润。一般水田收入是旱田的10倍，虽然投资巨大，但收入颇丰。不但地商收益大，那些毫无生产条件的流民亦受益匪浅，开始他们春去秋归，择地而租。长期租种之后，则有了安身之地，通过劳动所得，很快摆脱贫困，有的还购地，再零星转租他人，收获厚利，成为新的地商。有的管工头儿，在此娶妻生子，生活过的很优裕，虽其身份未变，但富裕程度已与地商无异。山西大学郭小鹏在《清代河套地区水利建设与农业发展研究》说：“当时渠道之处，农民咸集，争相耕种，收入之丰，无出其右。故不数年而河套尽辟，农村日增，河套之名，于以更盛。”甚至出现了谷贱伤农的状况。。“当其坐地甫辟，渠水畅旺，岁告上稔。每年灌地三四千顷，收粮数十万石。”（《临河县志》卷中，1931年版）
垦荒种地关键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创业精神。言修言杰兄弟俩轮流到这人迹罕至的西北内蒙古大荒原驻防，撇家舍业，远离亲人，年复一年，锲而不舍，甚为艰辛。老人们常常说起当年创业之艰辛。他们同雇员们一起住在用当地的红柳筑起的工地简易窝棚内，间距狭小，木格子小窗，糊上麻纸。吃的是糜米粥：早晨吃酸米稠粥，中午吃糜米干粥，晚上吃糜米稀粥。肉和白面吃得很少，只有在雇工、割地、农忙季节、过年过节鲜有食之。他们垦荒临时搭建的窝棚，随着生产的扩大，不断有农户在此聚居并定居下来。这里人口越聚越多，窝棚逐渐形成村落，现在的头道堰村、二道堰村，就是以当年的围堰得名。除垦荒外，他们还利用当地丰厚的水草资源发展畜牧业，放养了大量的蒙古山羊、蒙古马和肉牛。
言修言杰兄弟在五原县城设有同记商店，经营洋货、日用百货、昌邑丝绸、当地皮货等商品。他们把当地所产的粮食、毛皮换回当地所缺的昌邑丝绸、布料以及烟酒糖茶等日用百货在河套高价出售，赚取了不少利润。同记号还兼营粮食买卖，与他们在包头所办的百货店、贸易货栈相结合，把生产和收购的粮食通过黄河运到外地行销，达到了以农助商，以商促农，相得益彰。在归绥县（今呼和浩特市内）棋盘街1928年所设的98家银号钱庄中，还有他们设立的同记号钱庄，金额为5000元（刘蒙林撰《民国中期归绥市的工商业概述》，内蒙社科院，2013年6月28日）。至民国初年，同记号与东北榆树县老柜及山东三地形成纵横几千里的购销网络，为促进内地与蒙地和西部地区的商品流通做出了贡献。据老人们回忆，当时从五原县城坐马车回老家，沿途皆有“五大功”本家的商店和买卖，一路上吃住都非常方便。20世纪初，言修、言杰兄弟在五原县城建起了陆合堂庄园，建筑式样参照北京的四合院式，正房为三明两暗式，大门、石阶、照壁、明柱一应俱全，十分壮观。
光绪年间，清廷国库空虚，一旦遇到灾荒就大开捐纳（卖官）。言修为求功名，拿出4700多两银子捐了个四品道员，山西试用同知，后被委任为蒙旗垦务委员。
山西大学郭小鹏博士在《清代河套地区水利建设与农业发展研究》中说：开发河套地区的地商不是普通的地主，“是从事水利建设和土地开发的经营者的商人，是水利开发中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促进了河套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主任陶继波博士在《晚晴河套地商研究》中说，地商对河套地区的开发贡献巨大，“随着人口的增加，渠道的便利，这里逐渐变成农业林立，日臻繁茂的集镇，对河套地区的人口构成，水利建设和社会的变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料中的‘厥功甚伟’实不为过。”
清廷因庚子赔款造成财政困难，才决定通过大力开发河套地区水利工程而获利。清廷的盘剥，官吏的贪污给地商开发经营带来了越来越大困难。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推行官办水利，将河套灌区收归国有、动员地商把私营土地、灌区献出来交给国家，而只给了地商一点儿可怜的赏银，贻谷用7万两赏银便从各地商手中变相掠夺渠道40余条。不仅如此，“每年要从所受渠道租银内提取二成作为岁修和渠勇经费，其余分成十成，七成归公，三成交蒙旗。地商交不上，则撤地。甚至连房子等财产也要上交政府。对其赔偿只有三成，有的仅为一成。”“光绪三十年（1904），招租的定价为上地每顷租银40两，承担地户必须无亏地交纳。”。光绪三十二年（1907）、三十三年（1908），为扩大面积建立水利网络，贻谷又以开销河渠工程为由，名义上开销银库33万两中饱私囊，被朝廷“革职查办”。此后，职务由信勤继任，因管理不善，灌区日见缩小，从此宣告了官办水利的失败。宣统三年(1911)，清廷又把河渠修浚负担退给百姓，让百姓出工出力。这种倒行逆施，更加重了双方的矛盾。（李三谋：《明清以来河套地区的农田水利活动》）
抗战以前，内外蒙古土匪盛行，五原县的匪患十分猖狂，政局的混乱给地商造成巨大损失。哥老会会员本身就是土匪，1923年占到人口的90%，他们持枪绑票、抢劫习以为常。当地百姓被迫入会，求旦夕之保护。1916年五原县遭独立队抢劫，“民十室九空，逃亡大半”。1920年，土匪卢占魁“发掘民间粮窖，劫去孳生牛羊，日有骚扰。征收租赋均被其截留。”1926年以后，各处兵匪流亡至此，境内“无处不匪。”（连娜：《民国初年至抗战前河套地区的匪患概述》）
“陆合堂”庄园在当地太显眼，被土匪抢劫一空，家人只得外出避难，言杰被土匪“绑票”，家里凑足钱粮才将人赎回。时家已无立锥之地，他躲到五原县一家山西移民家中避灾，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月，被家里的女孩看中，后来娶她为姨太太，生有一男一女。后来在陆合堂以南1·5公里处另择地建一院落，改名为“中兴西”，形制大不如前，现在这里已形成中兴西村。
1936年5月，言修因操劳过度居蒙旗患病，他把家业交给言杰主持，后辗转多日回到老家养病，不久便病逝家中。此后局势日渐混乱，言杰只好把次子亦枫招来帮助料理，不幸于1944年因劳累病逝，由次子亦枫继承祖业。1948年，他又把留在昌邑老家的年迈老母亲、妻子和子侄共7口人搬到了内蒙古安家落户。
清政府推翻以后，河套地区先后经过袁世凯、军阀阎锡山统治时期，情况略有好转。1931年，傅作义将军任国民党绥远省主席时，日寇已占领东北。为稳定抗战局势、他励精图治，整军经武，消弥土匪，整顿税收金融，疏浚河道，注重工农业生产。并提出了“治军治水并重”的口号，统一调动军工、民工构筑河网工程，大力发展农业生产。1937年，绥远省呈现出国统区少有的社会基本安定，经济比较发展，从而开创了“水利中兴”的新局面。此时言修、言杰家族在国民政府的扶持下，扩大种植面积，各种作物收获不错。1943年，全河套地区的水浇面积达到了1000万亩以上，被人们称为“塞北江南”。
1936年11月，傅作义将军主动向敌人发动进攻，一举摧毁了日寇和伪蒙政权在绥远设的据点，取得了绥远抗战的巨大胜利，全国掀起了支援绥远抗战的热潮（1987年《柳疃镇志》：“九月，全国掀起了支援傅作义‘绥東抗日’捐款活动，本镇捐款两千八百余元（银元）。”）。1940年，日军3万余人侵占五原县城，傅将军率部血战两昼夜，一举收复县城，击毙日军小川一夫中将以下300余人，歼灭伪军两个师，国民政府将最高荣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授予了傅作义将军。
抗战期间，言杰在家业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为了抗战需要，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实行减租减息，把农户所租土地由原来的四六分成改为二八分成，东家只留二成，其余全部归佃户所有。又把家里的大批粮食、大牲畜贡献出来支援部队抗战。1938年，河套地区遭受旱灾，粮食收成大减，农牧民生活十分艰难，流民不断。为解决民众的生活困难，言杰舍粥赈济灾民，使无数人免于因冻饿致死；对个别困难佃户主动送谷救助；他还把400余亩接近收获的豌豆让百姓自由采收，自己颗粒不取。对那些流落失所无家可归的的孩童，则招到家中，供应他们吃、穿、住，前后共收留了10多个孩子，有的还被收为义子；至今，这里的老人们仍念念不忘当年救过他们性命的这位山东“姜大善人”。他的事迹感动了当地民众，他们把言杰一家倾其全力支援抗战、救危济困、救民于水火的感人事迹上报，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将军特为他颁发了一枚金质胸章，以资鼓励，惜这枚奖章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已被销毁。
“九·一八”事变以后，河套一带战乱不断，姜家的买卖大都关门歇业，只好依出卖土地来维持生计。北平失守后，国民政府把首都的大学都迁到了大西南。时言杰三子亦强正在北大读书，在此艰难之际，言杰仍然勒紧腰带继续供子女上学。为了供亦强完成学业，每年都要出卖100多亩土地用以筹集学资。但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连土地都没人要，他只好打发家丁从五原县赶上一群马匹，边走边卖；五原县到大西南有几千里路，因交通阻隔，时走时断，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亦强以坚强的毅力，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完成学业，成为一名体育运动医学专家。三女秀英考上陕霸女子中学，学校离家有百里之遥，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一个女孩子求学在外，家里很不放心。言杰为了女儿不致因此而废学，专门请一名女同学作为她的伴读，其上学一切费用皆由姜家全包。后来，秀英艰难地读完高中，成为一名北大毕业生；一家出了两名北大学生，这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言修、言杰兄弟及其后裔对开发内蒙河套地区付出了十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为开发事业，他们几乎把老家以及在外经商的所有积蓄全部投入其中，日子过得十分拮据，这在外人恐怕是很难以想象到的事儿。家中老人们常常回忆说，一家人省吃俭用，刚过完三天春节都要换上粗粮。1918年二月十二日言修老母病危时，全家人都守在床前，老人已经不能说话，但好像有什么心事，老盯着床前点着棉花芯子的两盏豆油灯叹气，聪明的儿媳猜透了老人的心思，上前掐灭了一盏灯，老人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安详地闭上了双眼……解放前夕，言杰家境日趋困难，河套一年的所有收入仅能换回一口袋50公斤的新关金票。为来年生计，他只好派人赶上马车，到百里外的包头市购买生产生活资料，既到达包头市，钞票毛的竟然无人要！走投无路的长工只好用钱换了一双布鞋带回家中……
言修言杰家族居蒙垦荒，至今已有百余年之久。除留下言修儿子亦棠在老家侍候老人、耕种、主持家务外，言杰原配及次子亦枫一家和一个侄子共八口全部迁到内蒙古安家落户。三子亦强北大毕业后，曾任呼和浩特医学院体育系运动医学教授。孙辈在策1951年在此读完中学后参军入伍，先后任二连边防检查站站长、呼和浩特武警指挥学校副校长等职。孙辈在元出生于姜泊，1948年两岁随父举家入蒙，任至乌海市乌达区人大副主任、乌达区热电公司总经理，曾孙泰安接班，竟然坐到他叔叔的椅子上，成为乌达区热力公司副总。曾孙女霄寰生于呼市，内蒙古呼和浩特武警指挥学校毕业，在二连边防检查站入伍，后迁福州市，任武警福州边防检查站政委、总队训练处政委、福州武警总队后勤部部长，武警大校。
2019年国庆节期间，姜言杰部分后裔回故里参观村史馆后合影。
（资料提供：姜在方等。2001年1月中国文史出版社《潍坊工商老字号》、2009年12月《昌邑文史资料》第十二期曾分别刊登此稿，现对原稿加以若干补充后予以重新发表）
山东省志学会原副会长、山东大学教授、昌邑人朱玉湘所著《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第102页）书中写道：
19世纪末，清政府将大量生熟官田贱价出卖，鼓励民间开荒，至1912年，全国17省登记成立的这类农垦公司共171家，资本额600余万元（农商部《民国元年第一次农商统计表》）。至20世纪30年代则日显衰落。1925年，外省在绥远省投资开垦的前后共10家，多因开支过大，入不敷出。至1934年，尚能维持的只有一二家而已。这些公司成立之初是领取官田，廉价购买土地，招佃开荒，收取地租。因经营不利，只好雇员另行出租。衰败的主要原因是经营者贪图扩大面积，以大部分资金从事圈地，而用于整改土地的工程费用，则不足投资的三分之一。投资不足，水可患而旱可灾。对土地实行粗放经营，更疏于病害防治。跑青的粗放做法，常常因荒草蔓延而使收成大减，有时则入不敷出。没有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垦荒事业政出对门，多言而少行。由于本身经营不善，灾荒加上金融枯竭使许多农垦公司普遍陷于困境，最后，只好以卖土地抵债。“在绥远的垦殖农场，到1933年每种地100亩，赔本30余元，结果荒地日见增多。
清末，功增号姜其琨在柳疃街开设中成义钱庄，儿子言佶、侄子言佐、言俊是主要管理成员，言佐脑子灵活、办事沉稳，负责对外联络业务；言俊字写得好，分管会计工作。中成义钱庄以自有资金为基础，办理存、放贷和汇兑业务。滕守耕先生在《民主革命时期昌邑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市场》（《昌邑文史资料》第六期，1992年10月）中写道：昌邑李家抚宁李润芬（即言修二姐夫）所属的利源增钱庄和中成义钱庄是县内最上数的金融大户，资金约达到10万银元，而其余的钱庄则相对较小，多的资本在万元左右，昌邑城里的仅在2000~5000元之间，有的只能“出桌子”，经营附近村子的金融业务，或在山会、集市的牲口市、木货市、布货市放款。1915年，他们与昌邑的15家钱庄，在柳疃成立钱业联合会，与东北老柜的功成银行和潍县、北京、天津、青岛、上海等地银行建立起了业务关系。
1933年，忠成义钱庄在潍县东关九曲巷设立分号，聘请潍县人担任掌柜。民国《潍县志·商业·实业篇》记载：“潍县有24家的资本和存放业务多来自昌邑柳疃。”《潍城区志》（齐鲁书社出版，1993年3月，462页）记载：“潍县中成义钱庄总资本为5000元，存款额达到5000元，放额达到55000元，汇兑额达到30000元。”“到1934年，潍县城的钱庄已经达到47家。”
军阀混战时期，市面上流通仍以铜元为主，但交易携带十分不方便。中成义钱庄自己发行长方形纸质的钱帖，称长帖，分本票、乡票和庄票，石印版，带有花纹，面额有1至10吊（但无9吊版面额）。本票和庄票视同现金在昌邑潍县市面流通，还分定期、即期两种：定期一般10天为限，到期付现金；即期是见票付现金，10吊铜元兑换1银元。业务放贷一般以月息1分吸入，用放贷获取高利，虽没有固定的利率，但看人而去，重在讲究信用。
上世纪20年代，钱庄业与丝绸业关系十分紧密，是县内两个最大的商业行业，中成义钱庄的主要雇主是布商。棉纱除了用于织布的生产活动外，在货币流通中也起到实物货币的作用。战乱期间金融形势变化莫测，棉纱便成为商家存储支付流通的载体，以避免货币贬值带来风险。中成义钱庄是钱业和线业兼营，根据需要在两业间随时转换。“七·七”事变后，日本倾销棉纱，线庄也改行从事金融业务，其业务几乎全部转向土布业。当时，因民生凋敝，物价飞涨，货币金融陷入枯竭状态。1938年，日军禁止用法币和杂钞，强行要求用华北日伪发行的货币“联银券”从事经营活动。1939年3月，青岛日本宪兵队分赴各大银行检查库存，通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将库存银元全部交由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收兑……姜泊姜其璐家族立德堂的现洋全部收兑，蒙受严重损失。中成义钱庄与青岛、烟台、济南、潍县的银行皆有汇兑业务往来关系，随着各城市银行的遭劫，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只得以积攒、储存黄金保值。一是用上海金条，一条为10两；还有青岛小宝，一个1两。抗战以后，因法币贬值，黄金成为商业活动的借贷交易标准。1946年，黄金价涨到每两40万元。昌邑、潍县战乱一起，交易便不复存在。
19世纪80年代，烟台一代的柞丝缫丝和茧绸织绸业获得较快发展，逐步成为全国的蚕丝缫丝和真丝加工贸易中心和全国最大的茧绸集散地输出市场，出口占到了全国的85%。民国初年，功增号姜言佐（字辅庭）、姜亦楷（字模村、又目山）叔侄在烟台市重要的工业区老乐善街旧罗锅桥（今芝罘区大海阳路）附近的土地庙以北，办起了著名的阜丰绸厂。姜亦楷担任董事长，姜言佐副董兼经理，言佐的长子姜亦梁负责内部管理。绸厂有进口机器30余台，能生产数十种规格花色的茧绸，产品全部外销英国、法国、印度、香港及南洋群岛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宽条灯芯绒为当家产品。
民国初年烟台成立商务会，按照其章程规定，凡是拥有10台木机以上的茧绸业商号即可入会。当时入会者有480余家，70%以上为昌邑人出资开办或经营管理的商号，姜亦楷曾被推为烟台市商会会长。1945年，烟台市第一次解放时，国民政府接收了阜丰织绸厂。1948年烟台第二次解放时，改组为烟台实业织布厂，后以此为基础，组建了国营山东省烟台染织厂，后改称烟台第一染织厂（今工厂已拆除，在此地建了住宅和商品楼），工厂生产的“烟台山牌”3004中宽条灯芯绒评为部优产品（银牌）。
如今，在原来阜丰绸厂的基础上成立了纺织、印染和服装配套的烟台益丰灯芯绒有限公司，它是烟台的大型骨干企业，公司下属益丰纺织服装进出口有限公司瑞丰印染有限公司、天源纺织有限公司和织布分公司，成为山东省首批自营进出口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