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我母亲刘秀英，祖籍山东昌邑北孟街，1917年12月23日生于阎良区武屯街道三合村，1935年嫁到北屯聂家堡，和我父亲王智德结为夫妻。在那时我父亲就已经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先后在当地领导成立“抗日救国十人团”“西救会”等先进组织，大家纷纷参加，仅聂家堡就有20多人加入西救会。他们经常来我家开会或讨论工作，我妈就成为他们的服务员，端茶倒水，有时还要为他们做饭。那时我爷爷患半身不遂、身体瘫痪，常年在炕上躺着，吃喝拉尿都得俺妈伺候。那时我父亲白天一般不在家，在外给他的穷哥们传播革命道理，怎样才能救中国，经常是深夜很晚才回家。这样以来，家里、地里的一切活路都由我母亲一人承担，有气自己吃，有罪自己受。在以后的生活中她也逐渐从我父亲的工作中知道他是共产党，也就默默地开始支持他的工作。我母亲在家伺候老的、养育小的，为了丈夫的事情，我母亲愿意承受这一切。家中没劳动力，我母亲有时就和兄弟姐妹一起干，让大爷、大婶们来帮忙。一天到晚虽然忙忙碌碌，日子倒也过得很幸福。
可是，这样平静的生活只过了五、六年。1942年10月，设在临潼尚寨小学的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遭到敌人破坏。那时我父亲属于三原县委领导，也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追捕。国民党军队赶到栎阳镇公所时，没见人，便由一名团丁带路，连夜赶到聂家堡我家搜捕我父亲。当时，我父亲事先就得到地下党的通知，急忙离开村子藏了起来，我母亲把他的几本书交给我大伯王殿英后，也带着两个孩子和瘫痪的爷爷逃到三合村娘家暂时躲避。国民党军队来到聂家村我家，结果扑了个空，就在村子里折腾了大半个夜晚，什么也没得到。气急败坏的国民党军官没抓住我父亲和他的家人，就把我家住的房子给点着了，后来等国民党兵走后，大家才急忙灭火，家中的房屋幸好还保留几间。我母亲在三合村担惊受怕的过了几天，由于惦记着家里，就带着两个哥哥和爷爷回来了。
可谁知刚到家没几天，国民党一小队骑兵又来到聂家村把我家包围起来，其中有一个骑着高头大马气势汹汹的来到我家，问我母亲“王智德在不？”我妈说不在，另一个军官进屋后，看到躺在床上的老人，就把他从炕上拖到地上，问：“王智德是你什么人？”俺爷爷说：“是我儿。”你把他藏在什么地方了，俺爷爷说：“他好长时间没回来了，不知道上哪去了。”那个军官对我爷爷拳打脚踢，我妈就上前护着爷爷说：“你打死他都没用，孩子他爹好长时间都没回来了。”那个军官没好气的过来，给了我母亲一耳光，并且要带我母亲和我爷爷走，紧急之下，国民党队伍里走出来一个人（可能是地下党员），说，“王智德不在，老汉又不能动，带他有什么用”，可是那个军官还是又要坚持带我母亲走，那个人又出面说：“她一个妇道人家，知道什么”，于是还把我母亲假装狠狠地推了一把，让她滚开。正在这时，从外面传来一声枪响，同情我们的那个人说，是不是是共产党来了，国民党骑兵这才带队离去了。原来是我大伯父王殿英知道这里僵持不下，就在村外放了一枪，这才算解了围。解放后，我母亲托我父亲寻找过那个帮忙的军官，但是也没找到。
后来，国民党兵还来搜查过一次，但他们看到家里生活确实只有一个瘫痪的老人及我母亲和两个孩子，再加上有人从中周旋，追捕我父亲的事情才算搁置下来。
从那以后我母亲就过上了担惊受怕的日子，她就开始成了“共匪”家属，乡亲们都说她自从嫁给我父亲王智德后，罪没少受、苦没少下，一直过着有丈夫可丈夫常年不着家的生活，家里的大小事情全由她一个年轻柔弱的女人承担。自从我父亲去陕北后，原来的家庭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家里是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如果家里实在揭不开锅我母亲就到娘家要些吃的，回来给我爷爷和孩子们吃，自己上地里挖些野菜充饥。那时候多亏三合娘家人的帮衬，经常套着骡子来聂家帮我家干农活，也幸亏伯父王殿英、王殿臣、王智礼他们经常救济我家，生活才得以勉强维持。
1946年7月，我父亲护送汪锋一行去鄂豫陕边区。20日，天还未亮，我父亲就领着3个军人和6匹骡马来到我家。后来才知道这三人是从秦家村转移到我们这里。我母亲赶快起床迎接他们。我家和伯父王殿英他们四家是连在一起的，家里只要来人，这四家人是一起参与的。伯父按我父亲的意思将人马安排在位于中间的伯父王殿英家和我家，母亲就开始忙碌起来，为他们烧水做饭，忙前忙后，生怕哪儿照顾不好。这是我母亲和我父亲分别4年后的第一次相聚，可是他们虽然在一起，竟然没有时间互相照顾一下，而是各忙各的。我母亲有时心疼地望着丈夫，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流泪。好在这次任务由伯父和几个地下党员聂景堂、赵学义他们组织人员日夜巡逻放哨。我父亲他们在家里安全住了两天，然后就动身去了陕南。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我们家和伯父王殿英家经常一起接待“过路”的人，我母亲经常半夜起来为他们做饭。只要他们一来，我们这几家就都把独轮车盘子靠在院墙上，以防不测。由于我父亲常年不在家，我母亲就挑起了家庭的全部重担，经常担惊受怕，没有什么事怎么都好说，有了事就得自己扛着。大家可能都知道我父亲，可是谁知道在那个战争年代，我母亲也是一个默默地支持父亲工作的人，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她虽然不太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她是实实在在地为革命事业默默地奉献了自己青春、乃至一生。我母亲和天底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平凡而朴实，她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是她却用她一生的爱和美德影响着我们，这比任何财富都要珍贵。
1982年1月20日，我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十分怀念她。
作者：王玉华，1945年生人，阎良区区烟酒公司退休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