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姜其纶（1877—？），字次经，号裕东，又号桂五，昌邑庙头村（今属卜庄镇）人。他出生于普通农村家庭，十九世纪末“跑崴子”到海参崴做生意，因处理中俄交涉有功，被清廷授予四品都司衔，尽先任用。后改花翎四品顶戴，补用府经历。期间，他跨官商两界，业绩俱佳，是清朝末年昌邑籍人士中罕见的“红顶商人”。
一、平凡出身
光绪三年（1877）三月十五日，姜其纶出生于庙头村一普通农民家庭。父亲姜乃善，字镇楚，号广仁，生于道光十四年（1834）；母亲张氏，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父亲兄弟二人，上有长兄姜乃丰，字佐周，生于道光六年（1826），卒于光绪四年（1878），因无子继承，于去世前商妥，“继胞弟乃善子其纶为嗣”（摘自《姜氏族谱》）。姜乃丰早年“闯关东”在黑龙江定居，其创业经历不详，但从族谱记载看，他去世后“风度扶柩归里葬于胡家庄前”（胡家庄今已并入庙头村），葬礼场面之隆重，其殷实家境可见一斑。这一年，姜其纶刚满周岁，至于出嗣伯父之“续支脉、承家业”等俗礼，并不知晓。
姜其纶渐渐长大，父亲送他到私塾读书。先生所授知识，他能迅速领悟，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诗词歌赋，他都能在短时间熟读甚至背诵，展现出非凡的记忆力和口语表达能力。及至象舞之年，按照当地习俗，父亲替他定了一门亲事，女方是相距仅六、七里地的朱家扶安村（现八甲村）朱凌汉家的女儿。
昌邑盛产丝绸，“昌邑茧绸”远近闻名，远销海内外。“昌邑茧绸”的原材料野蚕丝主要产自胶东地区，昌邑人习惯称“东山里”。朱凌汉常年在东山里收丝，后来直接在当地包了一家缫丝作坊。几年后，他攒够本钱，返乡在自家空闲的五间老屋安装了五台织机。他无需雇工，靠自家五个儿子及女儿（族谱对女儿无记载，故至少一个女儿）就可开工投产。姜其纶十岁那年（1886年）母亲去世，未婚妻朱氏（1872年出生）比他大五岁，双方老人商定，等姜其纶长到十六岁左右就举办婚礼。二人成婚后，朱家的丝绸作坊生意红火，正缺人手，朱凌汉见姜其纶处事灵活且有文化，便让他过来负责进料和销售业务。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姜乃善去世，姜其纶含悲送走父亲。这一年，他的丝绸销售也遇到了一些麻烦，效益出现下滑。有一次，素以治家严厉的岳父朱凌汉询问他销售情况，他因为情绪低落而与岳父言语冲突，翁婿二人不欢而散。其时，许多昌邑人开始到海外销绸，有下南洋的，有到东洋的，还有“跑崴子”上北洋的，特别是当时胶东一带流行“跑崴子，拾金子”的谚语令他心动。于是，他决定亲自跑一趟，摸摸行情。
二、行商北洋
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姜其纶打点行装，别过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出发了。他随身带了些自家产的茧绸，从烟台乘船经海路直达海参崴。海参崴原本就是个小渔村，1860年以前还是中国领土，隶属于吉林将军，《中俄北京条约》将包括海参崴在内的黑龙江以东地域割让给俄国，随后更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1872年开始，俄国确立海参崴太平洋主要港口地位，并开始在此建设军港。1875年设镇，1880年升格为市。期间，有大批昌邑人来此务工或者经商，且越聚越多，到十九世纪末，已号称“万人昌邑帮”。当时，海参崴城市规模迅速膨胀，人力和物资极度匮乏，到处都是商机。昌邑人的经营领域涉及各行各业，尤为突出的是以昌南人为主的建筑业和以昌北人为主的丝绸业，形成“南瓦北绸”的行业格局。
姜其纶登陆海参崴后，很快发现这里虽属异国他乡，但随时随地都会遇到和自己装束接近的昌邑人，听到熟悉的“昌邑腔”。他租下一间店铺，先是以经营绸布为主，后来又根据当地人的需求，增加一些日用百货。姜其纶虽然年轻，但多年的商海历练，叠加天生的商业头脑，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在经营绸布店同时，发现当地城市居民增加迅速，豆油供不应求，而我国东北地区盛产大豆，因为交通不便，销售不畅，价格十分便宜。他看准时机，在一河之隔的国内地界建起一家油坊，雇人收大豆加工豆油，然后运到海参崴出售，利润丰厚，赚得盆满钵满。他每天忙于生意，经常顾此失彼，便写信给妻子，让她的四弟朱宝芳“火速支援”。随后的几年里，朱宝芳全面负责经营油坊，直到后来返回昌邑。
姜其纶在海参崴的店面和经营范围越来越大，很快成为行业领袖。为了便于和俄国人谈生意，跟当局管理人员交流，他刻苦学习俄语，凭借非凡的语言天赋，很快熟练掌握，能够与俄国人进行对话交流。昌邑老乡及同行遇到语言沟通障碍，常请他帮忙，时间久了，他在行业乡帮中有了较高威望，还交了不少俄国朋友。
随着华人数量不断增加，清朝政府与海参崴当局协商，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在海参崴的华人，维护权益，调解纠纷等。1897年夏，清政府派遣李家鳌（总理衙门五品官员）为首任商务代表，在海参崴建立商务代表机构（1909年5月升格为领事馆）。该机构除李家鳌外，仅有秘书和随从6人，主要负责与海参崴当局进行沟通，具体事宜以各行业商帮为主与俄方沟通协商。后来，由于昌邑人数量庞大，又成立“山东昌邑商会”。在一次次与俄国人交涉中，姜其纶显现出非凡的外交才能，被吉林将军长顺发现，并委以重任。
三、成名外交
庚子年（1900）五月，八国联军以义和团运动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由天津租界进犯北京，后签订《辛丑条约》。同年七月，沙俄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调集17万大军分五路入侵中国东北，先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惨案及江东六十四屯惨案，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殉国。历史上称此为“庚子之乱”。当时双方武器装备存在“代际差距”，东北地区清军主要由八旗兵、练军（地方勇营）组成，武器装备以前装火器及冷兵器为主，驻军仅9万余人；俄军全面装备无烟弹步枪、马克沁机枪、速射火炮等，哥萨克骑兵标配莫辛-纳甘卡宾枪与恰西克军刀，具备近代化战争能力。时京、津地区战事吃紧，清廷无力顾及东北，三省军政要员，或主战或主和，无法进行统一部署和指挥。吉林将军长顺见战力对比悬殊而“主和”，紧急上书朝廷：“拳匪不可恃，东省铁路随地皆驻俄兵，宜善为羁縻，宁严守以待战，毋先战以启衅。”
同年七月廿二日，长顺派协领达桂赴哈尔滨，面见俄军指挥官，以承诺保护俄侨与铁路为条件，提出停火请求。俄军同意停火，双方展开谈判。据单士厘撰《癸卯旅行记》载，吉林将军所辖宁古塔副都统讷荫于同年十二月送给俄驻军指挥官一功德碑，大意为俄军占领宁古塔城后，“能以禁杀为心，当寅威凯奏之余，而能以招怀为事，俾百姓各安其业，一城奠厥攸居……设养疚之所以理民痼，建义塾之坊以便民学……”此碑现存海参崴博物馆，今日看来为国人之奇耻大辱，另一侧面流露出清末基层官员慑于强敌的无奈，以及吉林将军长顺“主和”的背景和谈判的收效。
吉林将军 长顺
长顺处理“庚子之乱”以外交为主，但身边缺乏懂俄语、善外交的帮手，在海参崴商业外交中崭露头脚的姜其纶进入他的视野，紧急调来参与外交谈判。此后，长顺组织外交谈判团队与俄方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多轮谈判，直到1902年中俄双方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姜其纶作为外交团队成员之一，自始至终参与中俄交涉谈判，发挥重要作用。
《交收东三省条约》签订后，长顺虽背负“妥协投降”、“俄人傀儡”等骂名，但却以“缓兵之计”保全辖区百姓免遭涂炭。他深知“百姓平安”背后，谈判团队功不可没。于是，他上奏朝廷请求褒奖，多人获功升迁。达桂荣升为黑龙江将军，姜其纶从无职无衔的商人，直接晋升为四品官职候选，虽属虚职，但足以光宗耀祖。据《庙头姜氏族谱》记载：“光绪庚子年和约有功，蒙吉林省将军长顺办善后，以异常保案内保奖‘尽先都司’，后改花翎四品顶戴，补用府经历。”另外，祖辈、父辈也都因他而获取功名。祖父姜是梓诰授昭武都尉，祖母李氏、赵氏诰授恭人；父亲姜乃善敕封征仕郎，母亲张氏敕封孺人；伯父（嗣父）姜乃丰敕封征仕郎，伯母（嗣母）李氏敕封孺人。
姜其纶“尽先都司”属于候选虚职，后来在吉林府任职“经历”（知府的属官，主管出纳文书事）职务，虽属八品官职，但享“花翎四品顶戴”待遇。期间，他亦官亦商，兼营店铺、作坊，置办房屋、田产，成为当地兼具官府地位和经济实力的“红顶商人”。
长期官府及经商经历，他与吉林多名高官关系密切。昌邑市博物馆收藏一座重修泰山行宫碑，据碑阳记载：“盖闻庙为一社之镇，而神乃东岳之至尊也。拔泉庙后院旧有泰山圣母行宫，其灵感有非常所可比也，神无不格，灵无不通，凡有祈祷，无不各随其愿也。是以寺中住持及董事者纠合四六，善士各发虔心，共施资财，在前院创修大殿三间，将圣母移在前院。庙貌巍峨，神像维新，使人一览，不依然登天门而履碧霞乎？缘大功之告峻，结奉经之会事，值三月之望，善男信女共进香火，喜五谷之登，老幼同享安泰。于是志诸石以扬神庥而受福无疆矣。候选知县、官学教习、岁贡王尹聘三沐手敬题。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谷旦”。碑阴刻捐款记录，以关东、上海、东洋、柳疃、京都五大类分记，首条记载：“关东 吉林省将军长顺捐银四十两，都统成勋捐银三十两，知府恒谦捐银二十两，军机处荐记道谢汝钦捐银二十两，通判柳大年捐银二十两，经历姜其纶捐银二十两。”其他个人或者商号大都捐款一元、两元至三、四元不等。相比之下，来自关东的六位，官职及捐银数目显著。长顺，吉林将军，从一品官职，是镇守吉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成勋，光绪二十六年（1900）任吉林副都统，正二品官职。另外吉林知府恒谦、军机处荐记道谢汝钦、通判柳大年也都是当时吉林军政要员，他们本与昌邑无关联，为何在千里之外为昌邑捐银建庙？原来，拔泉庙重修之时，姜其纶从家信中知悉后，决定捐银二十两。同时，他还告知几位上司同僚，皆称赞其做法，一并参与捐款。由此可见，姜其纶不仅是吉林一带有名的富商大贾，而且在吉林军政界也享有较高威望。
及至而立之年，姜其纶功成名就，志得意满，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儿子，未尽传宗接代之责。朱氏一直在老家，年龄渐大，身体羸弱多病。经人介绍，姜其纶继娶王氏。王氏生于光绪十年（1884），是当地一大户人家的女儿，自幼聪慧，知书达理，早年曾到北京一女子学校读书，毕业后返回吉林，与姜其纶成婚。
姜其纶身跨官商两界，正得心应手之际，1912年清王朝终结，开启“民国元年”。姜其纶四品官衔“作废”，脱下为家族带来荣耀的四品官服和官帽，束之高阁，专心经营生意。
四、回归故里
时光流逝，一晃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姜其纶从当年“跑崴子”的青年，进入“知命之年”，继娶王氏后，日子虽过得顺风顺水，但未添一男半女。年过半百的姜其纶常怀思乡之情，但因其房产、店铺、作坊和田产，让他犹豫不决。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变”打破东北地区宁静，部分定居东北地区的昌邑人纷纷返回老家躲避战乱。其中，柳疃史家庄的史心清（时任吉林长春商会会长）及儿子史鸿瑞（时任功成银行行长）本来在东北经营丝绸生意，置办了很大的家业，“九一八”事变后，史心清卸掉会长一职，于1932年回到老家修建宅院——史家大屋，该建筑至今保存完好。东北沦陷让姜其纶彻底警醒，曾经的外交经历，使他对东北及周边的局势心知肚明，日俄早就对这片沃土垂涎三尺，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日本下手如此之快。凭着一位外交官敏锐的直觉，他觉得这场战事不会速战速决，战争必然给老百姓带来灾难，此地不可久留。于是，他下定决心，加紧变卖家产，回到昌邑庙头村。
据八甲村朱星阁先生讲：“姜其纶是我爷爷朱宝芳的姐夫，早年间我爷爷到东北帮他经管油坊生意，后来因身体原因返回老家，四十多岁就病逝了。姜其纶回到庙头后，就叫我父亲朱宪泰去他家帮着种地。那时，我老姑朱氏还在，姜其纶带着王氏回来后，朱氏、王氏以姐妹相称，和睦相处。过了几年，朱氏去世，我将王氏视作亲老姑，小时候经常去走亲，一住就是几天。我对王氏老姑印象很好，她有文化，经常给我讲故事，还辅导我做作业，她讲的数学题特别明白，我一学就懂。我见过姜其纶的官服和官帽，经常披在身上和小朋友们做游戏。他还有一把精致的满族解食刀，配套有刀鞘，鞘外侧插着一双象牙筷子。遗憾的是那套官服、官帽以及解食刀后来流失，没有保存下来。”
通过寻访朱星阁先生以及庙头村老人，查阅《庙头姜氏族谱》，姜其纶回乡后的情况基本厘清。1932年春，姜其纶携妻王氏回到老家庙头，一边建房，一边购买田产。他精心设计、建设一套二进四合院，第一进是一个大院子，大门口五级台阶，门两侧各有一面石鼓。第二进是一个大角门，旁边树有旗杆，院内全部方砖铺地，正房是五间大屋，采用传统建筑与时代元素相结合的砖座窗设计，东西两侧建有厢房。全部建筑采用青砖砌筑，砖块之间以细腻灰浆勾缝，屋顶为青瓦覆盖，与青砖墙体相呼应，门楼及照壁墙刻有精美砖雕，门窗上方雕刻图案。房屋墙壁厚实，内墙全部用松木板护装，打磨后用桐油涂刷，既美观大方，又结实保暖。此外，他还置办了很多田产，成为夏店一带有名的富户。当时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看看人家看看咱（昌邑方言读作‘zen’），看看庙头姜其纶”，足见其富甲一方，声名在外。
由于《庙头姜氏族谱》于1914年重修后，直到2016年续修，间隔百余年失修，姜其纶后期资料缺失。他与大夫人朱氏生一女，与王氏无后，遂继胞弟之子言信为嗣。解放后，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了，姜家绝大部分田产被分给村里其他农户，房子仍自家居住。朱氏和姜其纶相继去世后，王氏本想回东北娘家，得知娘家因地主和资本家双重成分被“批斗”后，便放弃“回娘家”想法，在昌邑终老一生。
撰文：王振江
资料提供：朱星阁 杜玉涛
附录：
2025年8月16日，与姜其纶后代采访沟通后的第二版：昌邑“红顶商人”姜其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