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编者
在昌邑市柳疃丝绸博物馆藏有一本泛黄的古书《萱阁引年录》，该书详细记录了民国十一年（1922）正月廿七日，昌邑县北孟卢家村刘老夫人六十大寿的庆典过程。庆典场面隆重热烈，贺寿人员人员数量多、层次高，贺礼登记名册中有吉林省督军孙烈臣、奉天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吉林东宁县知事韩积三，还有名列民国时期十大军阀的张宗昌。
刘老夫人何等身份？竟然在这个偏僻的小村落整出这么大动静。俗话讲“母以子贵”，刘老夫人长子卢永贵，时任吉林陆军山林游击队支队长，军权在握，战功显赫，在吉林省乃至整个东北军界占有一席之地。其实，卢家在二十年前，还是个普通农村家庭，日子过得紧紧巴巴。那么，卢永贵是如何从农家子弟逆袭成为一方军界要员的呢？这还要从头说起。
一、苦难童年
卢永贵，原名云桂，字世荣，乳名豹，生于清光绪九年（1883）七月初七未时。父亲卢长升，字捷臣，又字华庭，生于同治三年（1864）七月三十日辰时。卢长升兄弟四人，二弟卢长好，三弟卢长顺，四弟卢长彩。母亲刘氏，北孟街刘绪正次女，生于同治三年（1864）正月廿七日申时，光绪八年（1882）嫁入卢家。卢永贵有一个弟弟，叫卢永和，原名云和。另外，他还有两个妹妹，大妹妹嫁入刘家营子村刘家，二妹妹嫁到济南。
早年间，卢家日子过得还不错，“有房有地”，算得上村里中等偏上家庭。父亲卢长升儿时跟随北孟名塾师刘瀛海读过几年私塾，与刘瀛海儿子刘丙中是同窗好友、家族姑表兄弟。据刘丙中撰《卢母刘太孺人六旬荣庆序》记载：“孺人（卢永贵母亲）姓刘氏，于余为族姑母，卢家村同学华庭公德配也。”刘氏于“及笄之年”（满十五岁）与卢长升缔结婚约，“年十九归封翁长升公，相夫齐家，克尽妇职”。婚后家庭和睦，两子两女相继出世。然而，一桩“公田诉讼”官司，却改变了其家境走向。这桩“公田诉讼”案所涉及“公田”，是由家族共同捐资购买，出租耕种，租金做为家族祭祀开支的“祭田”。时至清末，各种规制执行渐打折扣，承租户赖账不交租金，说此田产他们几代人耕种，就是他家的。卢氏家族几位长者多次交涉未果，正值壮年的卢长升，生性刚直，桀骜不驯，遂打定主意，诉之官府。其后的事实证明，卢长升“理想丰满”，但“现实骨感”。他没想到打官司需要“使钱”，且诉讼程序复杂而又漫长，要频频“使钱”，并不富裕的卢家日渐拮据。“越明年，讼乃结尽，返公田而家益衰，于是游学吉林，渐而淹滞他乡不返。”一句话，卢长升诉讼的结果是“赢了官司输了钱”，遂一气之下独闯关东，十几年杳无音讯。
在农村，男主人不在家的日子不好过。刘氏既要伺候年迈的公婆，又要抚育年幼的子女，还要打理坡里的庄稼，含辛茹苦，度日如年。卢永贵正值“半大小子”长身体的年龄，经常饿得饥肠辘辘。据村里老人讲，有一天在北孟大集上，卢永贵看见舅舅正挎着篮子卖火烧，就一边喊着“舅！舅！”一边跑过来想要个火烧充饥解馋，舅舅知道他又要“白吃”火烧，权当没有听见，就加快脚步，一会儿就看不到踪影了。直到现在，在北孟一带还流传着“卢豹（永贵乳名）叫火烧——越叫越远”的歇后语。我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但足以说明他家那时候真的很穷。“屋漏偏逢连阴雨”，卢永贵十五、六岁时又得了一场大病，生命垂危，幸亏几年前卢母为他定了一桩亲事，未婚妻是孙家营子村朱同德之女，自幼聪慧贤淑。在卢家危困之时，“朱夫人闻之，急来归，分姑之劳以侍疾，虽弥留累月，而护庆更生”。在母亲和朱氏的悉心照料下，卢永贵劫后余生，身体逐渐康复，这座农家小院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卢永贵已经长成十八岁的大小伙子。一天，刘氏把卢永贵叫到跟前，说：“若父夙有四方志，溯自渡海以来十余年矣！蹉跎无成，音问阔绝，若能成父志，庶足慰老人迟暮心，大丈夫何以家为？”（摘自于荫棠撰《卢母刘太孺人六旬荣庆序》） 听着母亲谆谆教诲，看着母亲苍老的面容，卢永贵觉得自己已经长大，该撑起这个家了。第二年春天，他毅然独闯关东，千里寻父。这次远行，注定他的一生不再平凡。
二、关外寻父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卢永贵带上简单的行囊和家里仅有的一点盘缠，“经航海寻父辽沈吉黑间，足跡殆遍”（摘自《萱阁引年录》）。踏上这片陌生的黑土地，卢永贵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只能一步步坚定前行。他提前做足了功课，凡是本家、本村、本乡甚至本县闯关东的，只要能联系到的，他都认真记下地址，逐一寻访。他坚信，只要一家一家去打听，总有一天能找到父亲。然而，事与愿违，他最终没有找到父亲，路费却已经花光。走投无路间，他记起临行前母亲的嘱咐：“你到了东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去找你的三叔——卢长顺。”于是，他边走边打听，终于来到绥芬河，找到了三叔，总算有了落脚之地。同时，由于三叔卢长顺多年来在绥芬河一带的经营，为卢永贵后续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关于卢永贵去找三叔卢长顺的经历，据绥芬河文史专家周艾民先生多年寻访考证，与《萱阁引年录》记载有较大出入。卢长顺早年跟随其父亲的先生“闯崴子”（去海参崴谋生），经引荐师从于法籍建筑师普朗森，出徒后成为“昌邑帮”的“二掌包”，带领500多昌邑人加入东省铁路十三工区承接基建工程。1901年8月，五站绥芬河至九站穆棱段完工，并与双城子通车。在填表登记“是否加入铁路当工人”一览时，他经过深思熟虑，最后确定填写“否”。他想利用清政府出台的“移民实边”政策，立足绥芬河城区开发，申领边荒垦殖。“昌邑帮”乡亲大都跟随卢长顺，选择留在绥芬河。是年底，卢长顺及乡帮按惯例返乡过年，从绥芬河至海参崴铁路，转船通过水路返回昌邑。卢长顺回家过年期间，动员卢氏宗亲及周边乡亲去绥芬河一起创业，卢永贵随母亲去拜望三叔时，卢长顺答应开春后将其带往绥芬河。
绥芬河站区筑路工人合影
据《卢氏族谱》记载：“卢长顺，法诵三子，字国臣，号爱卿，民国元年蒙吉林省东宁县县长周敬熙保举，任阜宁镇区官，值省成立学校，公尽力捐资，独立高、初两等，县长周敬熙慕其轻财重义，敬送牌匾，上提‘振兴教育’四字，并绅士高朗轩等不惮千里遥遥，来立德政碑，建于村后，中俄商民歌功颂德，同送万民旗伞，遮道映日，军学界共议面谕督军，保举名爵，公曰：‘予之志，惟修己爱人，诚不在乎功名富贵也！’终任分所所长。不意己未年胡匪作乱，公率兵击之，被匪不逊，敢死临敌，亡于阵前，远近闻之，罔不男女流涕，以为莫之所依。生于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廿三日子时，卒于民国八年（1919）前七月初二日辰时，历年四十七岁。配氏系上坡村韩光江之女，生一子云斗，生女一。”
据昌邑市博物馆2009年文物普查登记，在北孟杜卢村北发现卢长顺德政碑一座，青石质，方首，碑身长2.4米，宽0.85米，断为两截。碑阴向上，有碑文，尾署“远东报馆经理高朗轩拜撰并书，中华民国四年四月谷旦”。碑文大意是卢长顺于民国元年（1912）出任绥芬河探防队长，“披荆斩棘，保卫公安，故为上宪所喜。今年春二月颁下功牌，使长其局”。1914年，卢长顺出任东宁县警察局阜宁镇分所警长（警尉级别），当地尊称“卢警尉”。另据东宁要塞博物馆一资料记载：“民国初期，卢长顺是绥芬河商会会长，后任巡游队长，卢长顺被土匪枪杀。”
卢长顺德政碑
三、投身行伍
中东铁路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俄国为攫取中国东北资源、称霸远东地区而修建的一条“丁”字形铁路。该铁路于1897年8月开工建设，1903年7月全线通车运营。“丁”字中“横”向铁路中国境内的最东端在绥芬河，设车站，初定名“五站”，铁路正式开通后更名“绥芬河站”。绥芬河车站坐落于中俄边界，由此往东出口岸即海参崴。该地自开始建车站以来，出口贸易日渐繁盛，商住人口逐年增多。然而，“繁华”的“副产品”随之而来，那就是“胡匪”。1902年春，卢长顺组织成立“探防队”，起初只有十二人，之后逐步发展到二十多人。卢长顺自任队长，卢永贵担任副队长。卢永贵加入“探防队”后，“少刚直，喜角斗”的天性，让他崭露头角，深得叔父信任，将他按接班人予以培养。《东宁县志·军事·战事》载：“卢永贵是绥芬河卢长顺之侄。民国初期，卢长顺是绥芬河商会会长，后是绥芬河游巡队长。卢长顺被土匪王佐枪杀，卢永贵接任游巡队长，不断扩大势力，队伍发展到几百人。”《卢母刘太孺人六旬荣庆序》载：“东宁（紧邻绥芬河）扼中俄之交，冈峦起伏，箐深林邃，为匪徒巢窟久矣”，卢永贵“来吉林绥芬一带，为俄人募健儿护铁路，时沿边多盗，悉数扑灭，道路以安。”
绥芬河火车站旧貌
民国元年（1912），探防队发展到百余人，被吉林军收编为正规部队（摘自《绥芬河市志》）。据《卢氏族谱》记载：卢永贵“民国元年（1912）被吉林省东宁县商务会总理邢少棃等保举，蒙督军孟恩远准任绥芬河五站探访队队长，兼中俄练长，绥芬一带地面肃静，人民感佩，军学商农界争送万民旗伞，遮道蔽日，升德政牌于队门上，题‘遗爱东陲’四字，是以督军、省长并总统、总理给予一等银质徽章，又特授二等银质奖章，迁吉林陆军第二独立团二营营长。”
卢永贵配合高峻峰剿匪捷报
查民国六年（1917）五月二十四日《时事新报》，发现一则卢永贵部配合吉林陆军团长高峻峰剿匪的捷报，主要内容是：“据团长高峻峰报称：督率我军及探边队长卢永贵连日搜剿，于五月一号，在大石头河王八脖子地方，山高林密，地势险恶，探悉该匪正在率伙蓐食，当即分布队伍三面围攻，该匪负隅抗战。自辰至午，匪势不支，纷逃林内，计毙匪十四名，内有正匪首王琳、副匪首阎喜彭二名，我军无伤。当将王琳（枪杀卢长顺胡匪王佐的兄弟）尸身驮运至五站穆稜（应为九站穆稜—编者），中俄人民确认系匪首王琳无讹，同声钦感等情。查该匪为患一方，不惟人民受害，且将牵及交涉，且其如鼠如狐，异常黠狡。团长高峻峰躬率士卒，风餐潺处，日从事于深山密林之中，卒能一战歼渠，劳苦功高，机宜悉合，应俟详报，至日再行呈请奖励。”
此时，中俄铁路的主权属于俄国，沿铁路附属地归俄国管辖，他的业绩并未得到母亲的赞赏，“太夫人诫之云：男儿当为国家用，以显亲扬名，俄非我族，何为之所用？其速改毋缓，由是投身行伍间。”卢永贵是个孝子，母亲的话他言听计从，遂于民国六年（1917）接受二次改编，被吉林省督军孟恩远委任为“吉林陆军第二独立团二营营长”。《绥芬河文史资料》第一辑记载：“卢永贵上任后将探防队改为吉林军正规部队，在绥芬河东街冷冰泉设立营部……，四处招兵买马，至20年代初，他的兵力已发展到两个营零一个连。”卢永贵部被收编为吉林军正规部队后，实力迅速扩大，战功显赫，督军府遂部队升格定名为“吉林陆军山林游击队”，系团级建制，其下设营。
查《萱阁引年录·卢太夫人六秩寿序》（吉林山林游击队第二营营长王振芳组织撰写），该篇落款贺寿人员名单中出现“第一营”和“第二营”，与《绥芬河文史资料》所述“两个营零一个连”吻合。名单中记录有“第四连连长杜振礼、第五连连长陈自坤”，证实每个营下设五个连，每个连下设三个排，与《绥芬河文史资料》所述其兵力“约1000余人”相符。名单中还出现了“支队部书记官李俊”、“第一营书记长刘淑棣”、“第一营俄文翻译崔柏芳、日文翻译张朝佐”等文职人员，营、连都配司务长、军医等战备军需人员，名单的最后是“邓如之、于霖澍”等十几名“上士”，说明游击队和其他正规军一样，实行了军衔制。
随着队伍扩大，卢永贵业绩可圈可点。据《适卢门族曾孙女六秩荣寿序》述：“自是，军威所至，萑苻（指盗贼、草寇）敛迹，五站一带商民辐辏，四、五年来顿成繁盛之区，从无抢掠之警，督军、省长给予功牌，褒之以‘勤劳聿昭’四字，总统、总理特授二等奖章，以资鼓励。”
四、回馈桑梓
寒来暑往，似水流年。卢永贵离开家乡已二十年，当年那个青涩的穷小子，已成为统领千余兵马的军官，功成名就，便想到孝敬母亲，回馈家乡，光宗耀祖。
绥芬河卢家大院
卢永贵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一座豪华的大宅院，让母亲从原来那间低矮的草房，搬进宽敞明亮的豪宅。民国六年（1917）春，他筹足了资金，参照绥芬河“卢家大院”的建筑风格，着人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图纸开工建设。据《齐鲁卢氏汇谱》描述：“卢永贵豪宅始建于民国六年，位置在卢家村正中偏西，分南北两院。北院东西宽约十六米，南北长约三十八米，建有正房、南屋、东西厢房等共十九间。宅院水磨砖砌，雕梁画栋，建筑精美，为高台阶明清式四合院。临街过道大门气势恢宏，大门装有防弹搪瓷钢板，走兽门环。大门两侧的石狮，栩栩如生，威风凛凛。二门是砖木结构，重檐飞椽，雕龙镌风，彩绘雀替，精巧秀美。方砖甬道直通高台阶正房。整个北院方砖铺地，并有防盗天网。南院东西宽约一百米，南北长约一百二十米，开有向北的大车门，建有正房、西厢房、磨房等共二十八间。豪宅建造耗时两年，用料考究，施工严谨，质量很高。五十年代，此宅为昌南县北孟社粮库。六、七十年代，正房为杜卢大队办公室，厢房为卢家村小学。七十年代中后期，为青岛下乡知青居住房。此宅毁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旧村改造。”至于卢永贵建造此豪华宅院总共开销多大，无人知晓，但当年流传有“现大洋不够两麻袋”之说，可见花费之巨。
修桥补路建学堂，自古以来是世人称颂的善事。卢永贵建完自家豪宅后，想给家乡父老办点好事——修桥。卢家村南与北孟街之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河叫潭阳河，简称潭河，是附近十几个村庄村民赶集上店必经之路。冬春枯水季节，行人可以勉强从简陋小石桥通过，及至夏秋丰水季节，河水猛涨，淹没小石桥，周边村民甚是不便。卢永贵小时候随母亲走姥娘家，常常受阻于此。据前清岁贡生朱南江撰《萱阁引年录·重修桥记》载：“北孟后，古有石桥，甲寅年秋淫雨圮坏，略约一支，仅可通人，修筑之费无任其责者。世荣公令堂，政廷刘公女也，归宁过此，心焉伤之，乃捐资鸠工，独力担荷。庚申三月而功告成，舆人咸称颂焉！”由此记载可知，这里早年间建有一座石桥，建桥时间不可考。1914年秋，因连降大雨，石桥被冲毁，大雨过后，人们简单整理一下，行人勉强可以通过，几年来无人出资修复。卢永贵以母亲的名义独资重修该桥，并在其东相距50米之距，再修一小桥，以方便人车出行。周边乡亲受益，遂立碑勒石“急公好义”，立于东桥南面，以作纪念。石碑毁于“文革”时期，两座石桥现保存完好。
“书到用时方恨少”。卢永贵少小时没有读过几天书，现统领千人队伍，才觉得自己读书欠缺。于是，他想捐资助学，让后辈好好读书。其母族兄弟刘瀛海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北孟创办两等学堂，后增设“乙种蚕桑实业学校”，规模逐渐扩张，经费日显不足。卢永贵以母亲名义“捐洋蚨二千，为经常费”。那时的两千大洋，可是个不小数目。为了方便本村女孩子读书识字，他又以母亲名义在“本村立女学，延名师，以发育母教为宗旨”。除此之外，卢永贵还在当地捐资助学，“绥芬设高等小学堂，助羌蚨（当地民间对卢布的俗称）六千，又捐楼房五间、配房三间为校舍”。
卢母经常挂在嘴边一句话：“人生贵修善缘，乃能有善果。”有了儿子的支持，卢老夫人凡“宗族之贫乏，里党之疾苦，辄裹糇糧持甘旨，亲致其家。”另外，她“性尤好佛，焚香诵经，虔诚日笃。村人修关庙，施银二百”。
据清戊申科正贡生、恩赏六品衔朱林华于民国十年（1921）撰《卢氏族谱》重修序言记载，《卢氏族谱》自嘉庆十一年（1806）始修，同治十年（1871）续修。民国九年（1920）岁末，“十九世孙永贵公，现任陆军第二营营长，自吉林归省腊蜡，后商其合族以修谱，委余及门卢百熙、卢长卿董其事，且捐施资财，以为兴功之资……”《卢氏族谱》自同治十年续修后，时隔五十年未予修续。是年，卢永贵返乡祭祖，与家族长者商定续修宗谱，并全部承担所需费用。
五、蟠桃献母
民国十一年（1922）春节过后，卢永贵开始筹划给母亲过六十大寿。说是六十大寿，实际上卢母刚满五十九虚岁，按照传统习俗，“过九不过十”。卢永贵是个孝子，他想把母亲六十大寿搞得排场一些，让母亲高兴。他提前跟上司请假，衣锦还乡，为母亲安排了一场风风光光的生辰庆典。他遍请官绅名流，相关序、联、匾、幛，事后由主事人韩起椿（增生，曾参加光绪《昌邑县志》采访）汇总编辑《萱阁引年录》，由潍县文新石印局印装成册，分发传世。所幸《萱阁引年录》历经百年沧桑，被昌邑柳疃丝绸博物馆收藏，并影印录入王伟波先生主编的《昌邑文献集成·第六册·史部》，使百年前的如烟往事得以定格。
由卢母生辰庆典当日收到的寿礼，其隆重程度可见一斑。据《萱阁引年录·预贺代述》记载：“约计收受文件有：寿额四，功德匾三，锦屏五，善行碑一，金寿星一，金寿字及联、幛共三百有八十。”再看其场面，“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灯烛电掣，鞭炮雷鸣，四方之来观者盈巷填街，摩肩击毂，欢腾天地，喜溢閭阎，诚盛事也！”
参与卢母贺寿的人员，无论在层级还是数量看，非同寻常。贺寿人员大致可分为“礼到人未到”和“人到礼到”两大类。“礼到人未到”的大部分是卢永贵在东北一代的上司、朋友和属下，那些层级高的“大人物”，寿礼以匾额及联幛为主。例如，孙烈臣，时任吉林省督军、省长，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吉林省“一把手”，是东北响当当的人物，他赠送寿幛一幅，刺绣“天锡遐龄”四个大字；张作相，时任奉天二十七师师长，与张作霖结拜兄弟，深得张作霖信任和重用，有“东北军二把手”和“辅帅”之称，他送“天官赐福”寿幛一幅；宋常廷，吉林督军署副官长，送“蟠桃盛宴”寿幛；张焕相，吉林第十九混成旅旅长，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代行总司令），送“华封三祝”寿幛；韩积三，吉林东宁县知事，送“天眷有德”寿幛；庄陔兰，早期同盟会员，民国初年曾任山东省议会会长、山东图书馆馆长、国会参议院议员，后应孔府之邀，任衍圣公孔德成汉文教师，送“寿母千龄宜颂鲁，佳儿百战佐平淮”寿联。另外，还有密山县知事夏树堂、吉林陆军五旅一团团长贾安亚、奉天十九旅司令部张翰臣等一批军政要员。有不少匾额联幛是以团队或组织名义集体献送。如：“五站董恩智等一百四十五名”、“吉林第一、二游击队全营”、“平度昌邑高密秦玉瑞等五百二十人”、“东宁县绥芬商会”、“俄界四站华商会”、“穆棱县农商会”、“密山县商会”等等。此外，还有不少外籍人士参与祝寿，如“俄国包罗元等”、“俄国古秦司克等”、“俄国毛瑟夫等”、“朝鲜国副会长等”，涉及人数众多。
贺寿人员中还有一部分是“人到礼到”的。这些贺寿宾客大都是本县或者高密、潍县等邻近县乡人员。对于亲自到场贺寿的，《萱阁引年录》分“政界”、“绅界”、“学界”、“商界”四大类进行登记，其中有山东省议员兼财政厅科长朱文泉（北孟魏家村人，其母亲卢氏为卢家村人）、昌邑县知事吴元誉，以及李沧澜、马鸿标等本县官员士绅，名册登记169人。另外，名单中还有卢母“娘家人”118人。从现场记录看，庆典是在北孟老家的“卢家大院”举行的。但据坊间传说，当时卢永贵还在昌邑县城包下当时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金聚合”饭店（旧址位于今城里街西门里服装厂沿街楼对面），宴请昌邑县城附近以及潍县各界贵宾。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联幛礼品以及贺寿人员名单中，有一个名字特别“抓眼球”，那就是“张宗昌”。之所以“抓眼球”，一是因为他后来督鲁三年有余，外号“狗肉将军”，声名远扬；二是因为生辰庆典中，唯有他送了两份寿礼，礼单登记中，“张宗昌”名字出现了两次。一幅是落款“掖邑张宗昌”的“慈竹春荣荫含湛露，蟠桃秋熟香酝流霞”寿联，一幅是落款“奉天张宗昌”的“俾尔康寿”寿幛。此处有一疑问，性格张扬的张宗昌，落款没有官职，只有地名人名，何以如此低调？其实，他不是“低调”，而是他此时正身处“低谷”。张宗昌（1881—1932），字效坤，山东掖县祝家庄人，早年生活困苦，赴东北谋生，做过林木工人，后到中东铁路当筑路工和装卸工，卢永贵与张宗昌两位山东老乡在此相识。后来，张宗昌拉起一支队伍，辛亥革命时，率部投靠山东民军都督胡瑛，后转战上海，成为沪军陈其美手下的光复军团长。1913年投靠直系冯国璋，历任江苏将军公署副官长、总统府侍从武官长等职。后改任江苏暂编第一师师长，率部进攻护法军。1920年兵败，所部被解散。1921年改投奉系张作霖。败军之将，且频频易帜改投，张作霖起初对他并不待见，暂时“搁置”，给他一个配置及战力都较差的“宪兵营长”职务。1922年初卢母寿庆时，张宗昌正夹着尾巴做人，确无“高调”资本。
据周艾民著《国中之国旧日游》，张宗昌与卢家在绥芬河一带早有来往。张宗昌一生绰号颇多，诸如“绿林将军”、“长腿将军”、“三不知将军”等等，但流传最广的还是“狗肉将军”，因为他最喜欢吃狗肉。传说他在绥芬河时，伙同把兄弟偷吃了俄国人一条狗，因卢永贵告密，险些被俄警抓捕。另有版本是张宗昌因偷狗吃被俄警抓捕，被老乡卢长顺、卢永贵保释。虽然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卢永贵与张宗昌在二十世纪初年即已相识。卢永贵早期结识张宗昌，是“缘分”还是“孽债”，是“朋友”还是“克星”？只有时间能够给出答案。
六、投直反奉
卢永贵这次回老家，先给母亲过完六十大寿，时隔半个月（二月十二日），又给弟弟永和办完婚事，体体面面地完成了挂在心头的两件大事，虽然前前后后忙活了一大阵，事后却很是欣慰。回到吉林后，一位昔日上司的突然到访，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此人就是高士傧。
高士傧何许人也？话说民国六年（1917），卢永贵被吉林省督军孟恩远二次收编时，高士傧任吉林陆军第一师师长、吉林督军署参谋长。他是孟恩远的亲戚（据说他的哥哥高俊峰是孟恩远的女婿），吉林军实权派人物，卢永贵故依附于他。1918年9月7日，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成为“东北王”。张作霖欲控制整个东北，最大的障碍就是吉林督军孟恩远，遂多次“找茬”，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将其调走。1919年7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调孟恩远到京任徒有虚名的“诚威将军”，高士傧拥兵反对。张作霖恩威并施，一方面调重兵围困，一方面派原吉林巡按使孟宪彝出面调解，以保全孟恩远及属下生命财产安全为条件，双方达成共识，孟恩远于8月5日交出督军印绶。随后，高士傧被张作霖解除兵权，赋闲回到天津家中。
1922年4月底，第一次直奉大战正式打响，高士傧投靠直系吴佩孚。吴佩孚派他即刻潜回吉林，联络旧部起事反奉，从“后背”袭击奉军，在张作霖后院放一把火。高士傧领命召集旧部，并联络卢永贵，两部合并，兵力共有三、四千人，打出“吉东边讨逆军”旗号，高士傧任总司令，卢永贵任副总司令，正式投直反奉。
“讨逆军”成立后，首先要招兵买马，扩充实力。5月20日，卢永贵派人到东宁县城附近村镇招兵，但之前吉林省军、政两署曾有电令:“遇有到境招兵之人，如无张总司令(指张作霖)及督军印文，无论持有何机关护照，一概禁止。”卢部招兵收效甚微。为表明“讨逆军”的正统性，高、卢派人到东宁等地张贴布告，广造舆论。布告内容大意是:“奉吉东边讨逆总司令高士傧、副司令卢永贵名义布告人民……奉吴巡阅使（指吴佩孚）转奉中央命令，讨伐张使（指张作霖）……”。此布告在东宁一带引起反响，以致东宁知事韩积三在呈上报告中叫苦不迭：“愚民知识浅近，率尔盲从，加以辗转相传，遂使全县人心大为揭动。”
据《绥芬河市志》记载：“5月26日早6时，绥芬河山林游击队队长卢永贵在前吉林军师长高仕宾鼓动下，率部哗变。兵分两路，一路沿中东铁路向西攻打，一路南下围攻东宁县城，绥芬河至海林间铁路交通中断。”为了切断东宁县及附近镇、站与奉系高层的联系，起事之初，“讨逆军”即断绝交通，封锁消息，前后达半月之久，致使东宁“知事共发文电十余次，诚恐多被扣留，不能到达”(引自《东宁县知事呈吉林省警务处报告》)。由于消息被封锁，奉系高层未能及时获悉，且当时直奉激战正酣，奉系主力部队多调往前线，高、卢“讨逆军”未遇到有力抵抗，进展顺利。“东由绥芬河，西至海林，其间大小十站，旦暮之间均被占据……职处第三区警察、第二第三两分署以及海林、长汀等驻在派出所，均以事仓猝抵避不及。当时官警仅将文卷设法收藏，幸未尽失，至其所有枪弹服装铺垫等项，均因匪变热炽，力难抵抗……”。当时东省特别区警察总署管理处处长金荣桂呈吉林省长公署报告中的这段活，说明高、卢起事初期，军事进攻大有势不可当之势。
不可思议的是，高、卢起事反奉，还在国际上弄出“动静”。因交战造成中东铁路绥芬河至海林间交通中断，引起有关国际组织的强烈反响。当时中东路处日、美、英、法、意、俄、中国七国共管时期。5月30日，由七国代表组成的中东路国际监管委员会技术部，在海参崴召开紧急会议，磋商解决办法。会上各国代表各怀心计，论辩激烈。法国代表提议“似中国于保护责任已若不能担负，兹特提议由技术部向正当机关严行抗议，使将作战者驱逐路界外”。日本早就想驻兵中东路取代中国护路军，其代表用心险恶，声称:“日民侨居东路甚多，地位与他国不同，此事应由本部研究救济之法，以实力对待，方能保护沿线外人之生命财产，维持东线之营业，若徒事抗议不生效果，日军有责任开进沿线保护侨民”。俄国代表提出“应由第三者武力干涉，将双方作战之军队隔然……”中国代表当即反驳日、法、俄代表意见，指出“此次绥站之事，显然含有政治性质，技术部未便干涉，况华四国协约内有对于中国内争各国不加干涉之宣言……”因中国代表会前“向美代表疏通”，中国代表的发言得到英、美代表赞同，并经反复论辩，中国代表意见得以通过。中国代表急电中国外交部，指出“若长此迁延，技术部须尽其保持东路交通之责，势不得终事偏袒，难使无其他重要问题逐步发生”，吁请政府“似须速设法俾东路通车，早日恢复，否则外人有词可籍……”6月1日，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局长沃斯特罗乌莫夫也电呈护路军总司令部督办，指出因交通中断，“出口货载减少，铁路所受损失已达卢布五十万元”，“已声明路员薪金均已暂缓发给”;“现有货载十五列停滞途中”，敦促护路军司令部尽快采取措施，平息战事，恢复交通。
张作霖倾尽全力与直系军阀展开激战之时，突然闻知“后院起火”，甚是恼怒。猛然间，他想起了收留许久，但仍“搁置”的张宗昌，何不给他个机会？于是，派张宗昌率兵一个营，前往平乱。张宗昌感觉机会终于来了，绞尽脑汁，周密筹划。一方面虚张声势，调来多列运兵车，每列车只有少数士兵挤在车门口，给沿途一个错觉，不知来了多少军队，在气势上占得先机。另一方面，他打出“感情牌”。卢部几位中下级军官是张的掖县老乡，又是中东铁路务工时工友，他即通过收买的办法，对卢部进行分化瓦解。此法果然奏效，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讨逆军四分五裂，卢永贵带领一千二百人回返，高士宾带领一部出东宁，试图夺取三岔口县城。然而，奉军此时已早有防备，调集周边力量参与围剿。除此之外，在一面坡附近恰巧遭遇一支日本军队，该部刚遭受苏联红军打击驱赶，被迫从海参崴、双城子一线撤退到绥芬河待命，欲借路开往南满，卢永归未预许准，该部日军遂被张作霖利用，共同参与对高、卢部围剿。高、卢两部在东宁三岔口汇合围攻未遂，大部分兵力撤退至苏境，余部择路南下，沿老黑山、黑瞎子沟，准备经汪清到珲春，由于珲春驻守有一个杨团，恐遭其围剿，天黑前在清茶馆（光绪七年设立的驿站，系满语汉译的地名，不是茶馆）宿营。是夜，杨团重兵围剿，发生激战，加之卢部内有乌、焉两个营长临阵倒戈，致使高、卢部溃败，两将被俘。
此后，吉林军、省两署通电全省：“各县知事，据延吉高参谋长洽电称……，业将高士傧、高俊峰、卢永贵、崔北方、马祥、宋玉林等6名一并拿获等情。查高、卢各逆，破坏路政，扰害地方，罪大恶极，此次一并拿获，实属大快人心，特此电知。”此电通报了此次“平乱”的结局，为历时一个多月的“高、卢哗变”画上了句号。
张宗昌在这场“平乱”之战中，临危受命，替张作霖解燃眉之急，还顺手收编了三个团，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张作霖对自己这次“一石二鸟”的用人策略，自鸣得意，遂任命张宗昌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兼任吉林省绥宁镇守使。张宗昌再次发迹，东山再起。三年后，到了民国十四年（1925）四月，张宗昌出任山东军务督办，前后督鲁三年，成了以“祸鲁”著称的地方军阀。此为后话。
七、命殉他乡
高士傧、卢永贵等“讨逆军”首领被抓捕后，张宗昌发电奉系军阀总部报捷邀功，张作霖大喜，遂下令将高、卢等在珲春就地处决。据民国十一（1922）年六月廿二日《民国日报》载：“高士傧、卢永贵已由张作霖复电张宗昌，即在珲春就地枪决。二十一日。”另据民国十一年（1922）六月二十四日《吉长道尹训令（第94号）》，“令各县知事：顷奉军长自锦州哿电（即20日电文）开：前方于18日停战，双方撤退。我军退驻前所一带，稍候结局大定，吉军即可回防。高、卢等元凶格毙，大快人心。所有东宁、密山等各处余孽，应责成各军、警乘此宵心胆寒之际，努力痛剿，一鼓削平等因。合特电知，务即遵照办理。奉此，除分行外，合亟令仰该县即便遵照办理，此令。吉长道尹蔡运升。”
卢永贵起事反奉失败，张宗昌电请张作霖，得到就地枪决的指令。为杀一儆百，张宗昌处决高、卢等六人后，将高、卢头颅割下，悬挂于珲春镇定门上示众。后卢永贵头颅不翼而飞，实则为时任东省特别区第三区第一分区（绥芬河）行政长官卢云霄派人将其族兄（五服）卢永贵尸首和身，秘密雇佣车把式将其棺椁运回北孟卢家村下葬。
卢永贵青年时期离家来到绥芬河，后投身行伍，其军旅生涯安常履顺，风生水起，一度军权在握，显赫一方。然而，当他如日中天之际，鸿运戛然而止。卢永贵的命运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缩影，他只是楚河汉界间的一枚棋子，是动荡年代各路军阀权利与地盘争夺的牺牲品。他匆匆走了，没有来得及思考和回味人生，甚至沉浸于母亲生辰庆典及胞弟新婚大喜的喧嚣中，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厄运突降，命丧黄泉，刺穿他咽喉的“剑手”，恰恰是母寿礼单名册中的“好友”。
附记：查阅《卢氏宗谱》，卢永贵“嫡配孙家营子朱同德之女，生于光绪十二年九月十九日戌时；副谢氏，系高密城西刘家村谢星文第五女，生于光绪十七年九月廿九日未时。”《卢氏宗谱》没有记载卢永贵的后人。据分析其后人可能在东北定居，没有参与老家后期的续谱，也或许因战乱失去联系。据周艾民先生调查了解，卢永贵有一个女儿居济南，一直隐姓埋名，几次寻找下落不明。但文中提到的卢永贵三叔卢长顺，《齐鲁卢氏汇谱》明确记录“生一子卢云斗”。经查，卢云斗是昌邑早期共产党员，《昌邑党史简编》和《昌邑历史人物》（王伟波主编）均有记述。
卢云斗肖像
卢云斗（1908.7-1927.12）原名卢孝文，昌邑北孟卢家村人，县内早期共产党员。他幼年在北孟小学读书，14岁考入潍县文华中学。在校期间，他结识了潍县籍早期共产党员庄龙甲，参加了学校的读书会，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该校学生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卢云斗与文华中学进步学生走上街头演讲，揭露帝国主义枪杀中国民众的罪行，声援上海工人反帝爱国斗争。同年夏，卢云斗经庄龙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在此期间，他经常利用寒暑假期回乡进行革命宣传。
1926年12月，卢云斗等受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遣，经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介绍，前往武汉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叶剑英时任团长兼参谋长）。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根据中共中央通知要求，在武汉、广州、上海等地的部分山东籍党、团员，先后返回山东工作，另一部分南下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广州起义中，卢云斗与其他50余名山东籍革命青年一起壮烈牺牲，年仅19岁，其遗骨安葬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据周艾民先生考证，卢云斗还有一个姐姐，嫁于民国济南一个警察局长，后经她介绍，卢永贵的二妹妹也嫁到了济南。
本文作者：王振江 资料提供：王伟波 李发宁 卢云森
参考文献：
1、《萱阁引年录》 韩起椿等 编纂
2、《齐鲁卢氏汇谱》 卢效江 主编
3、《国中之国旧日游》 周艾民 著
4、《东宁县志》
5、《绥芬河市志》
6、《近代东北史》 王魁喜等，编撰
7、《卢氏宗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