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他出生于清末，成长于民国。他是一位学霸。从私塾到学堂，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名列前茅。1931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翌年改为山东大学）。在校期间，在梁实秋、老舍、洪深等导师帮助下，与几位同学创办《刁斗文艺》期刊，在山东大学校史上留下浓重一笔；他是一位园丁。大学毕业后辗转多地，先后从教于文登县中、潍县县中、济南三中等学校，循循善诱，呕心沥血。他于1975年离休，“文革”结束后，他离休不离岗，受聘济南三十一中发挥余热。1981年，受民革济南市委委托，创办济南中山业余学校。杏坛耕耘六十载，春风化雨育桃李；他又是一位办学人。1930年在家乡柳家村创办振东小学以及私立女子小学。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临危受命，敌后办学，创办省立二十一联中。他是昌邑近、现代教育的亲历者和记录人，早年求学于本村私塾、育秀学堂和育秀中学，后从教于育秀中学、省立二十一联中和四维中学，在昌邑大地遭受日寇蹂躏的至暗时刻，艰难延续了鄑邑学子的求学之路。他——就是昌邑卜庄柳家村柳即吾先生。近日，通过走访柳桂荣老师、柳允河先生，电话联系柳即吾先生长孙——济南大学柳兴国教授，进一步了解柳老先生的履历资料，特别是收集到《即吾八十年自传》一文，如获至宝，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柳即吾先生最完整、翔实、准确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昌邑教育史有很高的价值，现予转发，与读者分享。
柳即吾名乃瑞，字辑五，后改即吾，以字行。己酉年八月十二日(公元1909年9月25日)生于山东省昌邑县柳家村一个农民家庭。有妹二人文兰、文冬皆少亡。
父法乾公四岁丧父，七岁丧母，孤苦伶仃，初时寄养其外祖家，后出继寡婶董氏，使之成家立业，未上学，但由于勤奋好学，粗通文字。
母王氏虽未读书，但记忆力强，能讲述许多历史故事，背诵许多戏词儿和鼓词儿。即吾自幼在父母酷爱学习、崇尚文化的熏陶下嗜读书，在校成绩优异，颇得老师乡亲们的赞许。家景虽不富裕，在老师和乡亲们的鼓励下，父母勉力维持，得以读完初中。
1918年入本村半私塾式的初等小学。博闻强记，除学完小学所有课程外，还通读了《幼学琼林》、《古文观止》、《初、高等论说指南》、《四书》、《五经》、《东莱博义》等古籍，多能背诵。每次考试，名列榜首。
这时正值五四运动，深受爱国主义与反帝反封建教育，立志教育救国。
1924年春考入昌邑于家郜私立育秀高等小学。本应三年毕业，因成绩优异，于次年育秀成立中学时，被保送初级中学。
育秀学校为国民党人于恩波所办，教师多为国民党员，即吾于1927年春被吸收为国民党员。当时山东尚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革命组织不能公开，遂秘密学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著作，树立了强烈的救国救民思想和民主思想，敬仰孙中山先生。
1928年夏初中毕业。时北伐军进抵山东。日寇破坏中国的统一，武装阻挠北伐，以护侨为借口，强占省会济南，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五三”惨案。蒋介石则屈膝俯首宣布绕道北伐，放弃济南，堂堂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被迫屈辱地退驻泰安。即吾渴欲参加社会革命，便不顾家人反对，一天半夜从家里偷跑出来，去泰安考入国民党党务补习学校；两月毕业后，到泰安县党部任文书干事。这时识破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经山东省改组派领导人张维忠介绍，参加了国民党改组派，积极投入反蒋运动。不久被派为改组同志会昌邑县特派员回昌邑，合法身份是昌邑育秀中学教员。
1929年6月，蒋政府与日本妥协，日寇退出济南，国民党政权始抵胶东。昌邑县党部进城公开活动，即吾被选为县党部监察委员。是年冬，接山东省农民协会委任令，任昌邑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这时一面公开搞农民运动，一面秘密搞反蒋运动，农民协会蓬勃发展，全县831个村庄，几乎村村有会员；改组派也在县内发展了几十个成员。与此同时，在柳家庄办起了村立振东小学，自己兼任董事长，并由自己出钱办了私立女子小学，为附近的乡村女子上学开了先例。两个妹妹文兰、文冬，爱妻任文庭得以入学读书。
1930年反蒋的中原大战爆发后，即吾曾秘赴济南、长山参加秘密会议。阎军进攻济南前夕，津浦线北段客车停运，曾潜赴烟台乘轮船绕道天津转德州参加改组派的全省代表大会。是年秋，反蒋战争失败，山东省党部训令昌邑县农民协会停止活动，听候处理。当时改组派的不少成员被蒋记党部逮捕入狱，即吾便逃往北京(当时张学良部驻北京，与蒋介石中央政府之间保持一定独立性，成了缓冲地)，先至青岛，乘轮赴天津，在渤海遭遇台风，与狂风恶浪搏斗七昼夜，几葬鱼腹。
抵北京后靠半工半读、同学互助考入宏达学院特班，后转文治中学高中三年级，1931年夏获高中毕业证书，考入国立青岛大学。
按当时家庭经济情况，本不可能上大学。因反蒋运动失败后，改组派被迫宣布解散时，蒋介石曾有许诺，改组派的青年考入国立大学者，每年由中央资助四百元(考入私立大学者，资助三百元)。即吾便使用中央资助上了青岛大学，学号24014。原来考的是教育行政系，1932年因闹学潮，学校改组，易名山东大学，取消教育学院，即吾便转入文理学院外文系。1935年夏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注:先生毕业论文是关于叶芝 william.B.Yeats戏剧作品研究的。原文现存台北档案馆。叶芝是 “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上个世纪最有成就的英语诗人和戏剧作家之一。当时叶芝还在世,关于他的研究没有很多前人的成果可以借鉴，只能去钻研叶芝著作原文,所以这个题目在当时属于非英语国家关于叶芝研究的前驱）
在大学的四年，埋头读书，未参加什么政治活动。为了发表各自的文艺习作，与同学李世吕、宋东岱、阎砺夫等人在梁实秋、老舍、洪深、赵少候等几位教授的帮助下，搞了一个《刁斗文艺》季刊(参见《山东大学百年史2001》)，成了当时山大唯一的纯文艺刊物，内政部登记负责人用了柳瑞的名字。即吾在这个《刁斗文艺》上发表了几篇散文、短篇小说、独幕剧以及翻译剧本。用的笔名有柳端、枯柳、枝梧、似我等。四年级曾参加过洪深教授领导的山大剧团。
旧社会没有分配工作的制度，大学毕业后必须各自寻找职业，当时有“毕业就是失业”的说法。跑到山东政治中心的济南，住在省立医专同学的宿舍里，每日奔走于教育厅及济南各省立中学之间，没有奢望，梦想做一个省立中学的教员足矣。一个暑假过完了，最后只有自我大减价，去文登县立中学，当了一名县中英语教员。
在文登教了一年初三英语。课外领导学生组织了一个话剧团。几次周末晚会上演出了几个反日、反封建的话剧。
1936年夏，辞了文登县中，就任潍县县中教导主任。那时的大中小学的校长、主任都要兼课。我这个教导主任除兼任应届毕业班班主任外，还教了三个班的英语。
七七事变后，学校从县城迁至潍北华疃。这时与共产党人王翼之一起领导学生组织了“抗日救国剧团”和“抗日救国歌唱队”。每逢星期天就在乡村流动演出抗日话剧、唱抗战歌曲。这年冬曾在潍城中华大戏院演出了《张家店》、《放下你的鞭子》等剧。歌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流亡进行曲》、《开路先锋》、《救亡进行曲》等等。
1938年1月，母亲突然病倒，半身不遂，即吾请准回家探视母病。是年二月，山东全部沦为敌占区，便在家专事母病，亲侍汤药者三年。1940年秋母病逝，殡葬了母亲，便赴寿光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当了山东省保安27团的少校政治部主任。驻军寿光县北乡田柳庄。
日寇的侵华战争把亿万中国人民推入血与火的海洋，迫于战争的威胁，大批适龄青年失去求学的机会。我们教育界同仁十分担忧，长此以往国民教育有中断的危险。
1941年5月，接到国民政府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签发的委任令。令我在昌邑、平度、高密、掖县一带开办山东省立第十八联合中学。对于搞军事我是完全外行，而办学却是我的夙愿，并且也是把我的专业知识贡献于抗日教育的机会。因此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马上辞去保安27团政治部主任一职，决心在游击区办学。随后一面安排郝文通、柳乃廉在昌邑三泊区筹备招生，一面赴鲁南山区找教育厅谢委、呈报办学计划、申请备案、领开办费。
当时各县县城及大的镇店都是日寇的据点，抗日人员一旦陷入敌手，就有被杀头的危险。我只好夜间摸黑走小路，白天躲在庄稼地里潜藏起来，秘密地孤身一人经过潍县、寿光、昌乐、安丘、临朐、沂水数县，艰难跋涉六、七天才找到省政府(当时国民党省府驻临朐县吕匣店子)，次到孙家庄教育厅见了何思源厅长，向他汇报了办学计划及经费预算，领到开办费300元，就赶快往回走。
回昌邑的路上，我参观了在临朐瞭子东峪的四联中、在安丘泥溪的八联中和在寿光王望的十五联中。他们的设施都十分简陋，教学条件十分困难，规模也大小不一。他们在战争环境下坚持办学的经验，给了我许多启示。
八月初回到三泊，我们便聘请教职员，分配职务，安排新生入学。考场确定设在毛家屋子，这是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我们借用了当地商人在山会上卖包子的大布棚，里边打扫干净，摆上用砖支起来的木板当课桌，长圆木一行一行摆列整齐就有了凳子。联中教职员满怀喜悦迎来了参加第一次新生入学考试的考生。
第一期录取学生一百五十名，编了两个初中班，一个简易师范班，学校则在三泊区的白里村。当时聘请了高密的曹景绍任教务主任，兼教数学，掖县的张之敬为训育主任兼教体育，昌邑的郝文通为总务主任兼教史地；任文开教语文，齐友濂教理化，王尚铭(女)为女生指导员，曲佩芝教美术，自己兼教英语，柳乃廉任文书干事。
按照战时的办法，游击区抗日中学的师生一律吃给养。开学前曾与上述四县县长和附近驻扎的游击队联系，为了办教育，他们都很帮忙，答应由各县供给食粮和应摊的协款。我到掖县尹家庄找到十三区的高指挥(高玉璞)，他批给了我们3万斤小米、一万斤小麦，共四万斤给养，由平度县政府拨给，解决了师生开学后的吃饭问题。
办学伊始，一切只能因陋就简。教室是借用农民的住房，经过多年的烟炝火燎，屋里黑洞一般；有的则是场院里的敞棚，没有前墙，虽然亮堂一点，却不能遮蔽风雨。当时日寇封锁游击区，物资供应十分匮乏。我们在墙上糊几层报纸，使其略显平展，用烟灰刷黑，就有了黑板。买不到火柴和煤油，我们就用原始的火石加火镰打火点燃豆油灯，供同学们上晚自习。教科书当然不能用敌伪课本，对此我早有准备，参观十五联中时，预订了他们的石印课本。学生每人发给一块长方形的石板，搁在腿上既是课桌，又是练习本。捡一些石灰块甚至土块当粉笔，偶尔找到几块滑石，就是最高级的文具了。后来我们时常托人到大城市买回一点粉笔等必需品，逐渐改善了教学条件。
在白里开学不久，从东北反正的高华清部队（注:日伪华北自治联合军第二师高华清部于1938年4月被国民党山东第八区保安司令兼行政督察专员厉文礼改编，后于1943年2月又随厉文礼降日）强驻了白里村一带，该高部纪律极坏，而我校有不少女生，为了避免麻烦，学校便迁驻平度县的景村，同时奉令改名为省立第二十一联合中学(据说因为李仙洲在阜阳已经办了山东省立十八联中)。那里有一个停办的小学，村子也大些，宿舍好找。孰料学校从此却陷入了更加险恶的处境。
这时是太平洋大战暴发的前夕，日寇大搞“强化治安运动”，各据点的敌人到处进行“扫荡”，学校师生常常疏散“跑警报”。敌寇掠过后，再集合上课。经常半夜躲进山沟里，或趴在田垄里。拂晓后有战事就疏散学生，无战事再回校上课。每次疏散学生,集合时就不那么整齐，于是我们做了三种课表：学生基本到齐，三个班分别上课，使用第一种课表。到校学生不多，三个班合用一个教室，使用第二种课表。返校学生渐多，一个教室太拥挤，需分两个教室上课就使用第三种课表。一切教学安排都必须适应战争环境，其艰难程度是现在的学生所难以想象的，可是那时我们学生的学习成绩并无差池。
1941年10月的一个清晨，我突然接到警报,“潍县、坊子、昌邑、平度之敌已经向我驻地包围，学校速速离开景村!”我简单分析了一下形势：学校驻地景村的西邻孙正就是苏鲁战区第四纵队的司令部，那里应该是敌人扫荡的目标，因此我们应该向孙正的反方向突围。
随即紧急集合全校师生，指派柳士孔和卢述林两同学当尖兵，整队从东南门出水。我命令全校师生都要蹑足前进，队伍鸦雀无声地出了村门。走了不到一里地，突然前边一声惨叫，接着就是一声枪响，后边的队伍便惊慌失措地返身向村内跑去。
到了村内，师生面面相觑，在黎明前的微光下一群惊魂失魄的苍白面孔围着我问:“老师，怎么办？”我是校长，此时必须强自镇定，指挥队伍突围出去。我说:“西南门有交通壕，我们整队从西南出。”于是我在前边领队，转向西南门。
我们刚进了交通壕，突然间，伴随着枪声，几颗信号弹腾空而起，顿时枪声响成一片，重机枪也掀天揭地般吼叫起来。游击队猛烈抗击，死伤惨重。情急中，决定学校队伍化整为零分别潜匿。我带着一队学生弯腰在壕里猛跑。大约一刻钟时间，跑到壕沟的尽头，接着爬上三户山。这时只有刘延祥等六个学生跟着我，而山下的枪声仍然连续不断。我们在山上喘息一会，就向南走去，过了胶莱河，枪声才渐渐平息。
在佟家营子村小学，不少村民前来打听战事。此时的我忧心如焚，突然一阵头晕眼花，哇哇地呕吐起来。有人过来安慰我，我说:“不行！得赶紧回去看看。”下午二时许，我们回到景村。
这次学校被围，损失惨重，牺牲了三个学生，被俘五人。牺牲的学生是：昌邑的卢述林、平度的张肇堂和高密的徐兆忠，其中卢述林就是我派的尖兵，他是被鬼子用刺刀穿死的，死的很惨!我特意到杂货铺里买了半顿海纸送到他家，吊唁安慰一番。这三个死去的学生由总务主任郝文通、文书干事柳乃廉分别找民夫送往各家。老师曲佩芝因跳围墙摔伤踝骨，也派人送他去亲戚家养伤。
学生死亡三人，被俘五人，我感到是校长失职，除电报教厅引咎辞职、请求处分外，立即组织吊唁死亡学生，营救被俘学生。
衣金钰是五个被俘学生之一，他的父亲衣完斋时任四纵队十一支队队长。我迅速打听到十一支队的驻防地点，找到衣完斋夫
妇，向他们报信，并请他们设法。衣氏夫妇深明大义:“抗战嘛！死人、被俘在所难免，校长不必难过。我已经知道金钰被俘，带到坊子，我一定设法营救他们。”他即派便衣去坊子侦察，然后部署行动。首先逮捕了伪军的家属，用走马换将的办米法把衣金钰等五人营救了出来。
战争环境下办学十分艰险，一个学期记不清要跑多少次警报，疏散多少次学生。特别是这次景村被围，学校遭受重大挫折，即吾已是心如刀绞。家中祖母、胞妹、妻子、女儿又因肺病传染相继病死，那种情景真令人肠断。事实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学校高低不能与四纵队司令部为邻，不能再在景村办下去了。1942年春天，学校迁往昌邑六区旗杆元家，那里也是有一个小学停办了，有六个教室，桌、凳齐全，特别是那里没有驻扎游击队，环境相对安全。
太平洋大战爆发后，日寇力量分散，地方平静下来。学校平平安安上了一年课，发展了三个新班，仍然是一个简师班，两个初中班。这样联中就发展到两个年级六个班了。同时又抽空在家乡倡导办起了陆庄乡立中心完小，由刘莲塘任校长，自己担任董事长。
这时期，盘据高、昌、平一带的四纵队为了争取青年，办起了私立四维中学，有些与四纵队有关系的师生便转入四维中学。二十一联中增聘老师，扩招学生，依旧上课。
1943年春节前后，四纵队与赵保原的七、八、九团相互火并，战火殃及旗杆元家，结果学校的教室桌凳以及所有储备的粮食，被焚掠一空。
这时日寇在鲁南疯狂制造无人区，即吾到鲁南山区寻找省府，昼伏夜行七昼夜才找到教育厅。不料省府已准备流亡安徽阜阳，对坚持在敌后的二十一联中无力支持。此时四纵队已经自己办起了四维中学，不再需要联中，联中在地方上也失去了支持，陷入无依无靠的绝境，虽经多方设法开学，终难实现，不得已忍痛停办二十一联中。
为了不使青年失学，别无选择，只好与四维中学达成协议，于1943年秋将学生全部送往四维中学插班。四维中学提出的条件是：必须由即吾带学生进四维中学。万般无奈，为了青年，即吾只得去四维中学当了高中英语教员，直至1945年秋，抗战胜利，即吾离开四维中学。
九月间日寇投降，八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到青岛暂住，参观了受降典礼，便到济南赴省教育厅做联中交代。
到济后，首先为景村突围牺牲的三个学生办了烈士登记，领了烈士证寄到他们家里，然后自己到济南中学(济南一中的前身)当了英语教员。第二年春又成了训育主任，仍兼教高中英语。
1947年夏，校长易人，便随之离开济中到了私立中正中学任教。1948 年春，被聘为省立女中训育主任，后又改任教务主任，直至济南解放。
济南解放战争中，不幸继妻王永芳中流弹身亡，一时心悲意乱，手足无措。所幸长女若梅已能帮忙。在蒋机疯狂轰炸下，携大带小，躲警报，埋死者，处理了善后。
济南解放后，于1948年11月参加了革命的山东省第一期教育研究会，经过两个月的学习，得到了新生。1949年1月结业后，分配到山东省济南第三中学，成了革命教师，是年四十岁。
1949年夏，经介绍与女中教师秦清和结婚，重新组织了家庭。
在济南三中任教27年，兼任了不少职务：语文教研组长、高中班主任、夜中学教务主任、图书馆主任。对图书馆工作，根据马列主义的政治观点，结合中等学校的实际情况，参考了陆定友的图书分类法、王云五的图书分类法、美国杜威的图书分类法，编制了一套中学图书馆图书分类大纲，颇得学校及当时济南市教育局领导的赞许。济南市以及外地的中等学校到济南三中图书馆参观访问者不少，自己也很满意。有的老师送了一副对联:“办日校也办夜校，教中文也教外文”，横批是:“昼夜奔忙”。
山东有了民革组织，在学校领导的动员下，参加了民革，当了几十年的民革支部委员。
1960年泰安划入济南市，随三中迁泰安。农历十二月初三父亲病逝，即吾回原籍奔丧。
“文化大革命”初期，因旧社会参加过国民党的“历史问题”，被红卫兵押进牛棚监督改造，成了“牛鬼蛇神”，侮辱备至。
1972年被解放出牛棚恢复教课，又教高三英语三年。
1975年，已是六十六岁，请准退休。后又改为离休。国务院发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干部离休荣誉证”。
1976年秋，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万幸，人民欢腾，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各地学校重新整顿，又应济南三十一中邀请，受聘到三十一中教高中英语者五年。名之日:“找补差”。在这五年之间，因为国家恢复了大学考试制度，许多青年纷纷补课备考，即吾在自己家里还收了不少补习英语的学生，其中在职人员、出国预备人员、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都有，前后四十多人，每晚给他们义务上课。
1981年春，响应党中央“广开学路，多方办学”的号召，受民革济南市委会委托，协助熊顺义副主委创办了济南中山业余学校。自己任常务副校长兼教务主任之职。1983年，中山业校被评为市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自己被评为济南市职工教育先进个人。
1984年，因年老耳聋辞去实职，退居二线，成了中山业校的顾问。1988年已届八十，仍勉力为教育工作服务，颇以为乐。
即吾生平从事教育工作，经济收入无多，且多子女，自无积蓄可言。子女八人：长女若梅，次女若萱，长子士侠，次子德胜(出嗣)、三女若莉，三子若飞、四子若云，四女若芍。除若飞有病未婚外，余皆男婚女嫁，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矣。眼见第三代多人已大学毕业，或已出国留学。家庭成员有工人、农民，有教员、校长，有讲师、教授，有技术员、工程师。老叟十分高兴，更有不少早年的学生，成了名医，成了专家，成了教授，成了高干，成了企业家，不时到家里问候谈心，真正是“其乐也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