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一、“跑崴子”历史背景
十九世纪下半叶，“跑崴子”的华人日渐增多，这其中有大批昌邑人加入。虽说故土难离，但在一个县域内，短时间形成如此大规模的人流迁徙，必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1、清廷反复变化的封禁政策。清代以前，东北地区人烟稀少，大部分土地荒野未开、崇山未辟。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清王朝后，关外的满族人大多随军入关，使东北地区人口更加稀少，沃野千里，有土无人。顺治八年（1651）清廷谕令，“民人愿出关垦地者”，在山海关造册报备，“分地居住”（《清朝文献统考》卷一），该时间节点通常被看作闯关东的起点。顺治十年（1653）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例》，鼓励关内民众到东北垦荒种地，逐渐形成颇具规模的移民潮。但时隔不久，清朝统治者视东北为“龙兴之地”，担心关内汉人大量迁入会损害旗人利益，破坏满族习俗和秩序，更怕破坏龙兴之地的风水，康熙七年（1668）废止招垦令，移民政策收紧。乾隆五年（1740）正式颁布《封禁令》，严禁汉人进入东北垦荒，并在吉林和黑龙江设置“柳条边”（壕沟与柳条篱笆构成的边界），派兵巡逻，限制汉人越界，实行严格的封禁政策。长此以往，黑龙江、吉林一带广袤的黑土地上，森林茂密，人烟稀少，这给沙皇俄国的东侵留下可乘之机。
2、《中俄北京条约》引发“跑崴子”热潮。清咸丰八年（1858）四月，《中俄瑷珲条约》签订，中俄对乌苏里江以东实施“共管”，部分山东人、直隶（河北）人开始从海路迁徙而至。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清政府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领土归俄国，其中包括海参崴，俄国将其命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统治东方”。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包括海参崴、双城子（乌苏里斯克）、伯利（哈巴罗夫斯克）等地大片国土划归沙皇俄国，清政府的《封禁令》自然失去效力。由于俄国的政治中心远在莫斯科，这里天高皇帝远，被称为“远东”，沙俄仅派少数管理人员，暂实行疏松管理，海参崴等地成为清政府“管不着”、沙俄“管不了”的地带。随之，一些中国人以及朝鲜人、日本人开始迁入此地谋生。
3、基础建设吸纳大批劳工聚集。1872年，俄国正式确定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建设港口，并定位此港口为俄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港口，俄国开始在这里规划建设新型港口城市和军事要塞，民用和军用工程建设同时铺开，沉寂多年的“渔村”开始涌动，渐渐成为一片开发的热土。俄国在海参崴大兴土木，遂从中国大量引进劳工，一时间成千上万山东、河北的农民纷纷涌向海参崴。随着城市建设不断进展，聚居人口逐年增多，以海参崴为核心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更多中国商人被吸引到与俄国只有一江之隔的三岔口（今绥芬河一带）。光绪四年（1878年），清政府正式废除封禁令。光绪七年（1881年），朝廷在吉林东部地区设立三岔口招垦局，实行“屯垦戍边”政策，1889年改设招垦总局，1903年撤销总局改设三岔口绥芬厅。招垦边荒初期，由于绥芬河流域中游北部地处次生林山区，纬度较高，气候冷凉，无霜期短，仍处于明清500年荒无人烟状态。而绥芬河城镇雏形，则始兴于1897年12月东省铁路（后称中东铁路）东部线边境铁路附属地的划定。
4、中东铁路修建与开通带来商机。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惨败，北洋水师覆灭，1895年4月17日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清政府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马关条约》不仅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失，也彻底打乱俄国的远东计划，遂联合德国、法国对“割让辽东半岛”条款予以干涉。沙俄通过“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取得了清政府的“好感”，趁机提出“解决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的问题。1896年6月3日，双方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密约第四款约定：“今俄国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同年9月8日，签订《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简称《中东铁路合同》），《合同》规定：“凡该公司建造、经理、防护铁路所必需之地，又于铁路附近开采沙土、石块、石灰等项所需之地，若系官地，由中国政府给予，不纳地价；若系民地，按照时价，或一次缴清，或按年向地主纳租，由该公司自行筹款付给。凡该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纳地税，由该公司一手经理，准其建造房屋工程，并设立电线，自行经理，专为铁路之用。”该条款明确了铁路沿途形成一条狭长的“中东铁路附属地”，实际上就是沙俄的殖民地，中东铁路公司是这块“国中之国”的统治机关。黑龙江著名近代史学者周艾民先生著《国中之国旧日游—绝版绥芬河》以大量珍贵图片和简要文字，真实记录了这段历史。1898年6月9日，中东铁路正式开工修筑。以哈尔滨为中心，分别向东至双城子、向西至后贝加尔、向南至旅顺相向施工。修筑铁路的十多万工人，大都是来自山东、河北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其中有大批昌邑人的身影。
5、饥荒与战乱被迫背井离乡。十九世纪中后期，山东一带频遭黄河改道、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且山东人口数量多，人均耕地占有量低，佃农比例高达60%，无地农民激增，穷困潦倒，民不聊生。灾民为了生存，纷纷外出逃荒。其中，胶东一带农民借助便利的海路交通，来到海参崴一带谋生，开启了近代山东人“跑崴子”的历史篇章。
查阅1987年版《昌邑县志》，大事记一栏清晰记载了清末民初的灾荒及战乱。如：“咸丰九年（1859年），春，大旱，自上年八月至本年五月上旬。十八日始降小雨，谷豆齐种，秋又歉收，民大饥。”“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蝗虫成灾，气候反常，出现低温，庄稼产量大减；八月，瘟疫流行。”灾荒出现频繁。另外还有多条战乱记载，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捻军将领张洛行，率起义军初入昌境，连续攻占北孟和义戈庄等村镇。”“同治二年（1863年）太平军和捻军联合作战，攻打驻柳疃的团练。”简短的文字，足以反映出当时昌邑民间疾苦，为了生存，大批昌邑人加入到“闯关东”和“跑崴子”的人流中。
二、昌邑人“跑崴子”的线路及谋生方式
在闯关东的人群中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叫做“死逼梁山闯关东，走投无路跑崴子”，真实反映了当初人们背井离乡，逃荒去往寒冷东北地区的无奈与辛酸。据初步统计，1870—1938年间，先后有30多万中国人来到海参崴谋生，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山东人和河北人，山东人中绝大多数是胶东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华人商业社群曾根据原籍地划分为四大类别：东帮（山东省）、北帮（河北省及东北三省）、南帮（江浙地区）以及广帮（广东省）。在这些商业群体中，山东商人在店铺数量、从业人数以及资本总额等方面均具显著领先优势，成为俄远东地区华人商业活动的主导力量。“跑崴子”的山东人中，绝大多数是胶东人，黄县、蓬莱、掖县、昌邑、平度人最多，影响也最大，号称“胶东五虎”。其中，昌邑人数量相当客观，且非常团结，互相帮衬，抱团发展，被誉为“万人昌邑帮”。
1、迁徙路线及交通方式。关于昌邑人“闯关东”“跑崴子”的迁徙路线，说法有很多，主要取决于迁徙时间及目的地。各个时期“闯”或“跑”的路线，因朝廷政策、交通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而不同，朝廷颁布《封禁令》期间，需要“闯关”故用“闯”字。综合相关资料，山东人“闯关东”的路线大致可分为陆路和海路两种，山东西部的内陆地区多选择陆路，从济南、德州、聊城等地北上至山海关，到达锦州、沈阳（盛京）等地，再向北进入吉林、黑龙江，途中要绕行“柳条边”，躲避清军关卡，多属于“非法”越边，路途遥远艰苦，风险很高。胶东（包括昌邑）人“闯关东”则大多选择海路，根据原居住地点和目的地确定登船港口与停靠登陆地点。早期“闯关东”大都选择从登州、莱州启程，乘船渡渤海至辽东半岛旅顺、金州等地，再向北进入东北腹地。清末从烟台、龙口、青岛启程，乘船渡渤海，在大连、营口靠岸登陆，沿南满铁路（1907年通车）北上沈阳、长春、哈尔滨。其中，烟台至大连航线运量较大，被称为“移民黄金通道”。昌邑人出港还有一个小便利，就是下营出海口。据资料记载，清咸丰九年（1859年），龙口设厘金局，辖昌邑下营海口。同治元年（1862年）东海关监督衙门成立，龙口厘金局改为“龙口东海关”，下营海口专设委员管理，并建衙署。衙署旧址位于下营古码头北侧约 500 米，今西下营村内，旧址建筑为平房五间，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码头虽以商船停靠为主，但不乏有船只载移民出港。
关于“跑崴子”的路线，主要就是海路。早期从海参崴至哈尔滨等腹地，几乎没有道路，闯关东在辽东半岛登陆的，只能到达辽宁沿海地区以及与之毗邻的吉林、黑龙江西部区域，直到光绪七年（1881年），才修了宁古塔至三岔口（现东宁市三岔口镇）西南关的驿路，但路途遥远艰险。从烟台、龙口、青岛甚至昌邑下营乘船可以直航海参崴，正常天气海浪情况下，七至十天即可到达。海路所乘船只有轮船和舢板之分。轮船速度快，安全系数高，但票价也贵，一般只有做生意的有钱人才乘坐。据资料记载，1880年后，俄国东亚轮船公司开通定期航线，从天津、烟台直达海参崴。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邮船会社也加入了该航线竞争，经长崎中转，然后到达海参崴。昌邑早期“跑崴子”的移民大多选择乘坐舢板、帆船，或者搭乘运货的商船，只为节省“盘缠”。这种选择风险极高，一旦遇到大风浪，常船毁人亡。后来，他们渐渐有了积蓄，返乡过年时才乘坐小火轮或者更大一点的邮轮。清政府派驻海参崴的商务代表李家鳌（时为四品官员，1902年擢升为总理衙门四品官员）在1897年的递交杜霍夫斯基总督的“呈文”中写道:“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是这里最大的中心，作为商业城市，特别是远东的主要居民点，吸引着各种各样的外国人，其中最多的是中国人。大部分乘坐海上交通工具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人留在了这里，其他一部分人则进而前往阿穆尔沿岸边疆区，因此符拉迪沃斯托克也是一个中转点，中国人经此进一步前往俄国的内地。”
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开通后，昌邑人“跑崴子”有了更多的路线选择。据王伟波著《潍坊丝路文化》记载：“宣统三年（1911），胶东形势不安定，在那里缫丝的许多昌邑工人由东北经绥芬河横跨西伯利亚到俄国销绸。1913年，今卜庄镇营子村高丰庄一行七八人，由烟台乘船直达海参崴，去俄国销绸。”由此可见，清末民初有更多的昌邑人选择不同的路线和交通工具到海参崴一带销售昌邑丝绸，民间把这条路线叫做“北洋丝路”。
2、艰苦的居住环境。春季和夏季是闯关东的最佳出发季节，因为此时东北地区的气温逐渐回升，冰雪开始融化，进入农作物播种季节，而且从山东来到寒冷的东北地区，也好有个过渡和适应期。移民虽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各自目的地，却不敢有半日闲暇，首先要着手解决温饱问题，这是生存根本。
“立业”必先“安家”，解决“住”的问题。初来乍到的“崴子客”（清末民初东北人对迁往海参崴谋生的山东移民的称呼），模仿满族人建起简陋的“地窨子”，这种半地下式建筑，建设成本低，保温效果好，但夏天比较潮湿，只能作为暂时过渡的住所。随后，他们开始建设自己简易住房。据聂丽·米玆著《中国人在海参崴》描述：“他们房子建得十分简陋，先把土、水及切碎的干草和一大堆泥抹在墙上，当这些泥干透时，再刷上石灰，使房子看上去整洁和受人喜爱。房顶通常用干草做成，而且非常巧妙。从阳面做几个有小隔栅的窗户和门，无论是窗户还是门的上半部分，都糊上油纸，取代玻璃。”房子虽然简陋，但足以挡风遮雨，这对于饱受灾荒之苦的“崴子客”来说，已十分满足。然而，好景不长，1880年以后，海参崴当局逐步升级管理标准，中国人“自发占有”土地以及在此建设房屋被制止，他们好不容易建设的“小家”，瞬间变成“违章建筑”而被拆除，不得不租赁房屋居住，无形中增加了生活的负担。一些街区或者院落的主人看到商机，临时搭建了无数狭小、密集的木板房用于出租。当局发现后，以“防止引发火灾以及瘟疫传播”为由，再次“叫停”。1892年，当局提出在离城市中心较远的库别洛夫山谷南部建立“中国人和朝鲜人小镇”，有计划地把居住市中心的中国人和朝鲜人迁到这里，但令当局始料不及的是，来年春天，又有一万多名中国人来到这座城市，新小镇暂时无法安置，这些人大都留在市区。之后，那些被强行迁至库别洛夫山谷的中国人，又回到城里，新小镇留给了朝鲜人，从此更名“朝鲜小镇”。
“百万庄”南面的外观（ 1933 年摄）
面对数量庞大的中国人，当局在决策方面十分矛盾。如果强制他们迁到远离城市中心的边远地区，不仅引起中国人不满而申诉，还令本国相关机关和居民极为不满，因为无论是建设工地还是日常生活，他们完全依赖中国人。当局逐渐放弃了强制迁移的想法，保持默认态度。于是，在海参崴城市的中心区域形成了一片中国人集中居住的街区——“百万庄”。“百万庄”名称缘于居民数量庞大，最初是房子的住户自己给它起的外号，后来就慢慢习惯这样称呼这片街区。《中国人在海参崴》有这样一段描述：“‘百万庄’几乎就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中心，自发形成了中国人的街区。挨得紧密的建筑体，大部分属于中国人。有许多入口和出口，是容易迷路的迷宫；有秘密的通道和坐落在死胡同中的小院子。那里有住宅、大车店、理发馆、小酒馆、杂货铺、鸦片馆等。”总体感觉，“百万庄”就象城市中的某一老旧小区，突出特点就是脏、乱、差、挤，但它却给身处异国他乡的“崴子客”们提供了栖身之地。直到1938年苏联境内全面驱逐中国人后，“百万庄”的历史才被画上了句号。
3、“崴子客”谋生的职业领域。昌邑人“闯关东”谋生，大都以垦荒种田为主，伐木、淘金、挖山货以及做生意为辅。“跑崴子”的则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等领域，在异国他乡无地可种，只能以卖苦力、跑运输、开店铺做生意等为主要谋生手段。
谢苗诺夫广场的中国送水工
在近代，海参崴是一片处女地，这座新城市的开发，为“崴子客”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中国人的生意渗透到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环节。据俄记者彼得的一次采访记录：“中国人在市场上做生意，中国人在火车站背东西，中国人是马车夫、船工、送水工、面包师、屠夫、厨师、裁缝、鞋匠、装订工、制帽师傅。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位女士对我说，如果中国人离开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比战争还糟糕，我们将无法生存。”
——杂货铺和货郎。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概括了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海参崴城市起步初期，工厂、商店尚在建设中，各类物资以及日常生活用品极度匮乏，中国人瞅准商机，及时弥补空缺，维系供需平衡。据清廷外交档案记载：“我华民在崴之贸易资本额，计一千数百万，较各国为巨。”1881年该港华人占比超70%，商号数量与经营规模均碾压其他外籍资本。在华商中，山东人独占鳌头。驻海参崴总领事陆是元在 1917年商务报告中称：“海参崴有华商店铺121家，从业人员共计696名，山东籍华商最多，为663 名， 占95%，奉天、直隶、吉林三省华商店铺拥有的从业人员仅33名。”这一数据不仅凸显山东商人在该地区华人商业活动中的核心地位，也反映了其在商业网络构建和经济影响力方面的显著作用。
符拉迪沃斯托克街市上的中国货郎
除了各类华商店铺、露天摊位，还有更加灵活的“货郎”。他们挑着担子，筐子里装满针头线脑、装满萝卜白菜、装满当地居民所有的需求。他们从早到晚走街串巷，赚取令他们心满意足的微薄之利。1912年夏，诗人娜·苏沃洛娃在《遥远边区》发表一篇诗歌，定格了那时那地那人的真实情景。诗文如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街上/ 到处都是你的眸子/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行走着/大声叫卖着/要萝卜吗？一大早/你还在被窝里/他叫醒你/拼命地叫卖/尖细低沉的嗓音/各种音调/要黄瓜吗？肩上是沉重的担子/眼里露出疲劳/身上的衬衫脏旧/有时他还赤脚/要蔬菜吗……”诗文的画面感已远远超出了文字，无需再加赘述。
山东籍华商主要经营丝绸、布匹、海货、小手工制品以及粮油蔬菜等商品，经营方式多样，既有沿街店铺，又有流动摊点，还有走街串巷的货郎。他们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远胜过他国以及俄国当地商人。一位俄国商人曾这样感慨：“每个中国人就像犹太人一样，天生就是商人。”其实，当时以山东人（包括昌邑人）为主体的商帮成功的秘诀无非有三点：一是做事实诚。商品货真价实，不短斤缺两；二是“抱团”经营。他们利用地缘、乡缘以及宗亲关系，互相提携帮衬，大商号扶持小商号，给小商号提供借贷，迅速建立起从城市到市集再到偏僻乡村的从上到下的销售网络；三是精打细算，薄利多销。他们的商品价格及利润定位极为精准，这首先取决于成本的降低。据当时一位俄商描述：“中国人把自己的需求限制到最低程度，对于他们任何一个人来说，有个1俄尺宽、2.5俄尺长的地方就足够了，只需要放得下被褥和简易家当就行，即便是富裕的商人也经常满足于类似的场所，而旁边就是他的管家。”
——货物运输和装卸行业。新的城市建设，特别是港口码头、中东铁路及配套设施的建设，需要大批建材、配件等物资，大都需要从海上运来，船只靠岸后需要大批劳工装卸，再通过陆路交通工具转运。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来自山东的“崴子客”。海参崴的海岸码头停靠着无数大小不一的舢板，随时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岸边的工棚或者露天货场站满了装卸工，他们随时卸货，又随时装货，不停地忙碌。由于临港道路还没有修建，俄国人的汽车根本用不上，山东人就把我们当地的马车、牛车、地排车运用到海参崴（俄国人只有载客马车）。据《中国人在海参崴》描述：“1870年代，城市的马车运输开始发展，起初由于没有俄罗斯式样的马车，中国人把他们自己传统的单轴运输板车弄到了这里。”1897年，俄国人施罗德写道:“中国人的马车队与我们俄罗斯人在自己家乡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由于城里高低不平，四轮车大体来说不会经常在这里碰到。顺便提一句，此地的货物运输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手里。这里毫无例外是由套进车辕的一对体型小的中国马拉的双轮马车，或是由一头牛拉的牛车。”可见，当时海参崴一带的货物运输及装卸完全由中国人垄断，或者说由胶东人控制。居住市区的俄国人对大街上随处可见的牲口粪便极为反感，曾建议当局予以取缔，但他们调研发现，如果取缔马车，正在建设的铁路、商港、码头、仓库和企业马上就会“停摆”，迫使地方当局不得不对中国马车运输的“不雅”，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中国搬运工 20 世纪初摄
“崴子客”还有一个劳工群体——搬运工。由于马车服务相对昂贵，“搬运工”这个苦力群体对大多数居民来说是不可替代的。对于住楼房的居民，他们无论搬家、购买粮油等运送大宗物品，必须雇佣搬运工。“搬运工”是个地位比较低的群体。因为他们收入很低，属于廉价劳动，为了几个戈比，背着沉重的货物爬几层楼或者在崎岖不平的小道攀爬一整天，还经常受到雇佣者的指责甚至谩骂。搬运工的劳动工具比较简单，大都是椅子形状的背篓，底下有两根较长的木腿，便于负重起身，也便于中途用它做支撑，赢得短暂歇息。
“搬运工”群体中还有一个分支，那就是“送水工”。海参崴的地形和水文特征决定了淡水供应不足，靠近城市的地方没有河，也没有淡水湖，人们不得不到几公里外的郊区河流去取水。当时，只有中国人从事这个职业。送水工的劳动是十分辛苦的，每人每天送水50—60桶，每月可得到报酬20卢布左右。他们生活非常简朴，省下的钱或者托老乡带回老家，或者交给当地商人周转来挣利息。
——绸布及服装行业。种棉织布自明代以来就是昌邑乡间传统的家庭手工业，清代中期，昌邑人开辟山茧绸国内市场，并通过技术改良，开创了“昌邑茧绸”品牌。咸丰十一年（1861），烟台开埠，次年东海关成立，昌邑茧绸借助商埠开放与新航道开辟，进人欧美市场。昌邑绸商结伴赴各国销售，开辟了日本、俄罗斯以及南洋市场，其中尤以俄罗斯以及南洋市场影响最大。光绪三十年（1904），胶济铁路通车，潍县开埠，外销的昌邑茧绸大多由潍县转运至青岛，再通过胶东海关出口。昌邑人称赴俄罗斯为“上北洋”。王伟波先生在所著《潍坊丝路文化》中描述，昌邑绸商上北洋主要集中在苏联建立之前，以今都昌、卜庄和柳疃较多，最多时约有400人，仅岞埠村就有100余人。可考者有：1902年，都昌北裴村张乃孝、刘家北逄村刘逢君等9人，雇用骆驼装运昌邑茧绸，徒步西行出张家口去俄国销售。此后，昌邑绸商又在东北地区开辟多条进入俄国的通道。宣统三年（1911），胶东形势不安定，在那里缫丝的许多昌邑工人赴海参崴一带销绸。同时，部分熟练工在海参崴建起缫丝作坊，还有的运来织机，建起了织绸车间。1913年，卜庄营子村高丰庄等一行七人，由烟台乘船直达海参崴销绸。据传，有的昌邑绸商到海参崴一带销绸，赚取一定资本后，回到一河之隔的吉东地区，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创办酿酒、榨油等作坊，产品运到海参崴销售。
据夏店八甲村朱星阁先生讲，他的爷爷朱宝芳于清末投奔其姐夫姜其纶（夏店庙头村人）到东北做生意，从而了解到关于姜其纶的一些传奇经历。查庙头村《姜氏族谱》：“其纶，乃善子，兼承胞伯乃丰嗣。字次经，号裕东，又号桂五，光绪庚子年（1900）和约有功，蒙吉林省将军长顺办善后，以异常保案内，保奖尽先都司，后改花翎四品顶戴，补用府经历。生于光绪丁丑年（1877）三月十五日。”姜其纶岳父朱凌汉，早年到胶东（昌邑人称“东山里”）从业缫丝，后返回老家八甲村，利用自家五间空房安装五台织机，开始织造绸布，姜其纶负责“外跑”，专管原料购进和产品销售业务。十九世纪末，“昌邑茧绸”蜚声海外，昌邑绸商纷纷“下南洋”“上北洋”，姜其纶也想去开开眼界，乘船来到海参崴。他先从自己熟悉的丝绸经营做起，逐渐发现新的商机，不断尝试新的经营领域。期间，他与俄国人做生意过程中，渐渐学会俄语。1897年，俄方同意清政府在海参崴设立商务代表机构（1909年改为领事馆），李家鳌为第一任商务代表，负责交涉双方商务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姜其纶因出色的俄语水平，经常参与交涉，屡有上佳表现。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在东北一带捣毁铁路，沙俄以镇压义和团为名，派17万大军出兵东北，随后制造骇人听闻的海兰泡事件及江东六十四屯事件。吉林将军长顺上书朝廷：“拳匪不可恃，东省铁路随地皆驻俄兵，宜善为羁縻，宁严守以待战，毋先战以启衅。”长顺在处理庚子之乱期间以外交为主，身边缺乏懂俄语、善外交的帮手，在海参崴商业外交中崭露头脚的姜其纶进入他的视野，紧急调来参与外交谈判。事后，因其出色的外交能力，长顺为其向朝廷请功，褒奖“尽先都司”，后改花翎四品顶戴，补用府经历，虽无实职实权，却已官至四品。此后，姜其纶利用其“官商合一”的特殊身份，在商海游刃有余，置办多项产业。据朱星阁先生讲，姜其纶发家后，曾邀约其祖父朱宝芳去东北，帮他经营油坊生意。九一八事变后，姜泊“五大功”为其在老家庙头村建起一座二进三合院，富甲一方，当时夏店一带流传一句谚语：“看看人家看看咱，看看庙头姜其纶。”（详见《昌邑“红顶商人”姜其纶》）
在气候寒冷的海参崴，人们对服装鞋帽的需求尤为突出，一年四季温差变化明显，每个季节都要用适合的服装，从而催生了很大的市场。1911年，城市中心区的税务督察官编制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第一区中国工业企业名录》，该名录分类统计了企业数量、位置及工人人数，其中包括裁缝厂59家，工人244名；制衣厂13家，工人63名；制帽厂4家，工人13名；制鞋（袜）厂10家，工人52名。另外，中国人还开设了35家理发店，从业人员154人。这些工厂、店铺的经营者和工人中，胶东人占了多数，其中不乏昌邑人的踪影。当时海参崴流行这样一句话：“胶东人创业‘三把刀’，菜刀（饭馆）、剪刀（裁缝及缫丝）和瓦刀（建筑业）。”
——土木工程行业。从海参崴这座城市建设的历史来看，中国建筑工人所做的贡献难以估量。俄国人曾经这样评价和定位该城市的发展：“符拉迪沃斯托克是靠中国人的双手建设起来的。”俄国历史学家安·彼得罗夫指出：“19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牢固地占据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劳动力市场，他们包括建造房屋的承包商、生产砖和石灰的承包商、提供木板的承包商、从事上述生产的工人以及装卸工等。中国人不拒绝任何工作，如果需要建设或维修厕所他们就去建设和维修厕所，如果需要建设和维修宫殿，他们就去建设和维修宫殿。”另据《中国人在海参崴》记载：“1906年以前，城市里有2097栋民用住宅，1906—1914年不算军营和各部门的建筑，仅城市住宅就增加了3419栋，其中大部分由中国人修建。”
建设中的尼古拉凯旋门（王储门）
中国人不仅承建的建筑物数量庞大，而且还参与了机关部门以及军用设施的建设施工。例如，州理事会办公楼、军事要塞指挥机构的办公和住宅综合楼、邮局电报办公楼、尼古拉王储船坞以及尼古拉凯旋门（王储门）等经典建筑。截至目前，这些建筑大部分被保留下来，成为见证海参崴城市历史发展的标志性建筑。
山东籍华工承建工程主要采取当时盛行的“经纪人制”。“经纪人制”实为承包方全权实施工程的整个流程，类似我们今天的“包工包料”，如果一个建筑商承揽了某项工程，就要按照设计图纸的要求，从建材筹备、工程施工到最后的内部装修，“一条龙”全面完成。中国建筑商承包大批工程，还带动了砖瓦、石灰烧制以及木材加工等配套产业的发展。为了保证质量，增强各环节的衔接以及信任度，结合地域以及宗亲关系，形成了众多行业商会和“乡帮”。
据黑龙江著名近代史学者周艾民先生多年挖掘考证，当年在海参崴一带承揽土木工程的“昌邑建筑帮”业绩突出，独树一帜，是华工建筑业的佼佼者。“昌邑建筑帮”成员主要来源于昌邑南部村庄，昌南人骨子里的敦厚质朴，决定了他们不会投机取巧，更不会偷工减料。当地人流传这样的说法，“昌邑建筑帮”承建工程，在砌墙石灰中混合一定比例的江米粉，尽管他们平日里自己都不舍得吃，但这样搅拌成的“三合土”特别坚固。由于江米的产量比较低，价格昂贵，他们后来用较为廉价的白高粱米取代了江米，经过反复实验，其粘合度和坚固度毫不逊色。“昌邑建筑帮”凭借过硬的技术和信誉度，赢得了俄国人的信赖，也自然赢得了市场。
随着市场占有度的提高，“昌邑建筑帮”队伍不断壮大，更多的昌邑人从老家赶来加入，还有部分高密、潍县等临近地区乡帮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入伙，成为海参崴势力最大的一个商帮，建筑行业的“大哥大”，至今还流传一些逸闻趣事。当时海参崴建筑业火热，石灰十分抢手。烧制石灰首先需要石灰石作原料，当时只在乌苏里斯湾的大苇子湾（今穆拉维耶夫湾）发现了石灰石矿，几个石灰商帮竞相占领，其中较大的有两帮，即昌邑帮和热河帮。有一次，两帮为了一处矿坑发生争执并快速升级，双方各执铁锹钢钎怒目相视，眼看一场火并不可避免，“昌邑建筑帮”成员闻讯而来，瞬间形成数倍于对方的队伍。看着如此巨大的实力对比，聪明的热河人“好汉不吃眼前亏”，以“和平谈判”取代“武力冲突”。最后，热河人决定服从“昌邑帮”统一调配，自愿“称臣”于“昌邑建筑帮”。
三、昌邑“崴子客”的代表人物
昌邑地域南北狭长，北部紧邻胶州湾，地势自南向北逐渐降低，形成南部为丘陵、中部为平原、北部是滩涂洼地的三段地貌特征。不同的自然条件孕育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也逐渐产生了符合地域特色的传统产业。
昌邑北乡以丝绸文化为主。据《昌邑文化博览》记载：“清乾隆年间，胶东、鲁中南及东北的柞蚕丝大量输入柳疃，更促进了丝绸业的发展。到19世纪末，柳疃一带已是村庄如毗邻，织机上万台，家家机杼之声相闻，绸布远销欧、美、日及东南亚诸国。”昌邑北乡人凭借便利的海运条件把丝绸运到海参崴，建立大大小小的绸布店，迅速占领市场，受到当地客户的青睐，并以此为中转，销往俄国内地以及日本、韩国和欧洲各国。后来，他们直接在海参崴设立多家缫丝和织造作坊，还延伸到裁剪、制衣等领域，形成闭合的产业链。
昌邑南乡依靠丰富的矿产资源，形成建筑业以及建筑材料加工行业。例如西七戈庄村的石灰窑烧制、皂角树村的砖窑烧制、盘马埠村的“瓦工”群体等，至清朝中后期已小有名气。南部多丘陵，土地贫瘠，农作物产量不高，大批农民一边种地，一边在农闲时外出靠垒墙盖屋赚钱贴补家用，久而久之培养出一批熟练技工。因为他们务工时人手拿一把“瓦刀”，当地称他们为“瓦工”或者“瓦匠”。昌邑南乡一大批熟练“瓦工”陆续来到海参崴，逐渐形成建筑领域“垄断”优势。他们还把昌南一带传统的砖瓦、石灰烧制技艺带到海参崴，与土木工程相衔接，形成庞大的建筑产业链。
自19世纪中叶起，大批昌邑人进入俄罗斯滨海州海参崴、双城子等城市，形成庞大的华人商帮，号称“万人昌邑帮”，以建筑和丝绸业最为突出，形成“南瓦北绸”两大“商帮”。由于年代久远，且身处异国他乡，昌邑当时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事迹大都淹没于史海，踪迹难寻。偶然的机缘，有幸联系到黑龙江近代史学者周艾民先生。周先生长期致力于“跑崴子”研究，特别对“昌邑帮”在海参崴一带承揽土木工程进行深度挖掘。《中国人在海参崴》（俄 聂丽·米玆著）记载了众多华人在海参崴的事迹，还配有大量珍贵图片，使昌邑人桑新云（音译，或译臧姓）、刘寇默（音译）、舒彻联（音译，或译苏、朱姓，字清正）、卢长顺等带领的“昌邑建筑帮”在那时那地创造的辉煌留存史册。
刘寇默承建的州理事会大楼
1、桑新云——昌邑建筑业帮的“大掌包”。
关于桑新云，现存资料很少，甚至连他准确的姓名都无法获取，这个名字只是历史学者从俄文档案中翻译而来，当初填写档案时，是从中文翻译成俄文的，一来二去，他的名字已面目全非，中文资料大多翻译成桑新云，也有的译成尚兴云。据周艾民先生考证，确定他是昌邑人，而且距离北孟卢家村不远。根据这一线索，我曾到离卢家村三、四公里的盘马埠寻访，还通过朋友借来该村的《臧氏族谱》，虽然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却了解到诸多珍贵线索，让迷雾逐渐散去。一是盘马埠村周边属低缓丘陵地带，地下多石矿，土层薄，庄稼产量低，村民历来“靠石吃石”，从开采加工石材出售，到自发组建“瓦工帮”外出谋生；二是《臧氏族谱》记载了大批落户绥芬河周边地区的宗亲。《族谱》分十一个支，以“守岭宗派”为例，该支下自七世至二十一世共入谱413人（150人信息空白），明确记载居住吉东地区的66人，其中，仅吉林汪清县就入谱10 人，另外还有哈尔滨、长春、以及“吉铁”等居住地，基本可以断定，他们大多是当年的“崴子客”及其后代，当中不乏“臧述云”、“臧述援”等与“桑新云”读音相近的名字，虽然无法确定，但我似乎看到了“桑新云”的影子；三是该村有至少三处民国初年建造的青砖四合院，解放后分别用作村里的供销社、学校和卫生室，房子在上世纪末旧村改造时皆已拆除。卢金增先生撰写的《盘马埠村的四合院 凝固在时光里的乡愁》一文，对几处四合院做过详述。这几处四合院中，是否有“桑新云”们“跑崴子”发家后回老家置办的房产，不得而知。
既然无法确切判定人物“对位”，暂且就以俄方档案为准，称作“桑新云”。桑新云是海参崴“昌邑土木工程商帮”的“把头”，在当时被称作“大掌包”，负责工程承包、组织施工以及与俄方监理部门沟通等全面工作。由于资料缺失，其生卒年月不详，只知道他是昌邑人中较早进入海参崴的。据周艾民先生考证，他是“小木作”（俗称“细木匠”）出身，还是上好的“瓦匠”。他大约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经海路到达摩阔崴（原属吉林东部的一个小渔村，1860年后划为俄国领土），转陆路来到双城子，与一同迁徙来的宗亲及乡帮组队，以土木工程为业。双城子，以东城“富尔丹”与西城“朱尔根”相近而得名，是中国东北开发比较早的城市。1872年，俄国确立海参崴太平洋主要港口地位后，他抓住机遇，及时把目光投向这片开发“热土”，承揽工程。期间，他凭借出色的外交能力和良好的工程质量信誉，很快立稳脚跟，施工队伍日渐壮大，形成一家独大的“昌邑建筑帮”。当时“跑崴子”的建筑帮有个规矩，“大掌包”必须是“小木作”，这是土木工程分工中最具技术含量的。桑新云正是“小木作”出身。另外，桑新云还有几位一起去的昌邑同乡，他们各自带领施工队伍承包工程，但同属“昌邑建筑帮”。他们分工不分家，既相对独立，又密切协作，很快在海参崴打出一片天地。例如刘冠默，昌邑人（因姓名是由俄文音译而来，没有查到他的出生地，推测是北孟人），是“昌邑建筑帮”旗下的一支建筑分帮的“工头”，瓦匠出身，曾主持承建“滨海州理事会大楼”。苏泽廉（音译名，另译“舒彻联”），昌邑人，曾带领工程队承建“尼古拉凯旋门”，由于他每天靠在工地上，严格把关工程质量，经城市管理局监理员米·伊·苏沃罗夫提报，城市杜马做出决议，对他表彰并授予勋章。
桑新云带领的建筑帮所承揽的工程，与海参崴城市建设的起步及发展有着同步提升的过程。他们起初主要承揽一些诸如院落、道路、排水渠、工地整平等粗活，之后开始承建仓库、工棚、码头基建等工程。根据基建工程的需要，他们配套延伸产业链，建设了石灰窑、砖瓦窑等。据《中国人在海参崴》描述：“1870年代，城里出现了中国工人，他们生产砖头、烧制石灰、砍伐木头，这些建筑材料都是正在开发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所极度缺乏的。”中国砖瓦厂影响了这种最重要建筑材料的价格，他们凭借质优价廉的产品获得了俄国当局的认可。桑新云早期承揽的工程，虽然技术难度不大，利润相对偏低，但磨合了队伍，积累了经验，提高了工人技能，他们靠勤劳质朴的精神和优质的工程质量塑造了“昌邑建筑帮”的品牌，为后续承揽工程打下了基础。
随着城市建设进度的推进，桑新云认识到，要承揽大工程，必须提高这支部队的技术水平与资质，当务之急是培养自己的高水平的技术人才。于是，他利用回家过年的机会，招募了部分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少年，培养出了以北孟卢家村卢长顺为代表的专业技术人员，为承建高标准、高难度的大型建筑、标志性建筑做好了准备。
实践证明，桑新云的经营理念是正确的。在海参崴城市建设进入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昌邑建筑帮”承建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建筑，例如：滨海州理事会大楼、符拉迪沃斯托克邮局电报大楼、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司令部综合大楼、尼古拉王储船坞，还有纪念性建筑——尼古拉凯旋门（也称王储门）。这些建筑，大都是当时海参崴的地标性建筑，至今保留。1896年《西伯利亚向导报》报道:“尽管凯旋门严格按照拜占庭俄罗斯风格建造，用石头和砖建成，但是，它首先以其轻盈和空灵而让人惊奇。显然，建筑师的手灵巧地支配了如此之多的死材料，赋予它如此美丽和协调的比例，笨重感不由自主地消失了，看起来优雅多姿。”
2、卢长顺——“东方巴洛克建筑师”。
卢长顺（1873—1919），字国臣，号爱卿，同治十二年（1873）出生于昌邑卢家村，家中兄弟四人，分别为长升、长好、长顺和长彩。其父卢法诵，字声文，少年时读过私塾，成年后任私塾先生。那时塾师分两种情况：一是自己开办私塾施教，二是被延请施教，他属于后者。卢长顺自幼聪慧，受父亲影响喜欢读书。1886年年底，“跑崴子”的桑新云返乡过年。春节过后，他按惯例带着儿子到卢家村给先生卢法诵拜年。卢法诵把十二岁半的儿子卢长顺引荐给桑新云，希望他把儿子长顺带到海参崴去见见世面，学习本领，桑新云欣然接受。
——“跑崴子”入行建筑业。春节过后，桑新云带着卢长顺以及新招募的乡亲乘船来到海参崴，准备新一年工程开工。桑新云非常喜欢这位聪明伶俐的少年，从一开始就对他重点培养。一方面，给他聘请老师教他学习俄语、算学、自然等基础课程，一方面安排“昌邑建筑帮”最好的木匠、瓦匠作为卢长顺的师傅，进行技能培养。两年后，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技术技能，卢长顺进步神速，被誉为“神童”。桑新云认识到卢长顺有着超人的建筑天赋，遂为他重金聘请了一位有名的法国建筑师——普朗森，进行“一对一”教学。1889年春，经过三年的学习和考核，几位师傅一致认为，十六岁的卢长顺已经基本掌握了木工、瓦工、图纸以及语言等方面的技能，同意“出徒”。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海参崴的建设进入高潮期，许多大型建筑都是在这个时期建成的。卢长顺“出徒”后，几乎每天靠在工地，三年来的学识积累与工程实践相互融合，相得益彰。一些图纸上的疑问，在工程实践中悟透；一些日常施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他反复琢磨，一一化解。 1891年春节前，昌邑帮各大行帮除轮流返乡过年外，其他工匠及力工留在海参崴各工地进行内装修和来年工程备料。此时，一项特殊工程紧急招标，即“王储门”项目。1891年1月12日召开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杜马会议形成决议：“为永久纪念王储殿下莅临，决定在斯维特兰娜大街与普鲁特大街的十字路口用砖石建造一个凯旋门，上面安置奇迹创造者圣尼古拉的塑像，点亮长明灯，并按照规制，申请将此门命名为尼古拉门。（摘自《中国人在海参崴》）”根据王储莅临造访的计划安排，工程必须于五月中旬完工并交付。最后，该项目由昌邑帮掌包人苏策廉中标。“王储门”项目时间紧、标准高、意义重大，当局极为重视。苏策廉中标后当即与桑新云商议，借调其徒弟卢长顺“火线支援”。卢长顺此时任“二掌包”（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经理”），正负责带队在市政府办公楼项目施工。接到任务后，他随即带领两名技术工匠和他新发明的“水磨头”增援。“王储门”是一座拜占庭风格的纪念性建筑，其外型及立面装饰多采用曲线造型设计，给人以神圣、古朴、奢华的感觉。但是，其立面圆弧凹凸外形施工给中国工匠们出了个不小的难题，各种砖石构件雕刻打磨耗费大量工时，按照传统施工方式远远赶不上工期要求。卢长顺发明的“水磨头”类似今天的“角磨机”，由于当时工地上用电不方便，他的“水磨头”以脚蹬为动力，用高速旋转的“磨头”将立面构件打磨成图纸要求的尺寸和式样，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加之全体人员实行昼夜“两班倒”施工，如期高质量完成了这项工程。市杜马向“掌包人”颁发了奖状，王储莅临接待仪式过后，又向他授予勋章。卢长顺则以发明金刚石“水磨头”闻名，后演变成其外号“水魔头”。
日积月累，千锤百炼，不满二十岁的卢长顺已经在业务上独当一面。他能够熟练掌握俄国及欧洲建筑风格，准确分解俄国建筑设计图纸，将东西方建筑艺术与工艺完美融合。他熟练掌握了俄语，能够与俄国建筑师及监理人员进行语言沟通和业务交流，参与、主持大批建筑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成为“昌邑建筑帮”的中坚力量。他靠着精美的设计和精湛的技艺，在当地赢得了“东方巴洛克建筑师”的美誉。
——立足绥芬河开发，申领边荒垦殖。1897年，俄国依据《中俄密约》启动中东铁路（始称东省铁路）修筑工程，作为“昌邑建筑帮二掌包”的卢长顺，带领500多人的施工队伍编入十三工区，他被俄管理方任命为“工长”。他们先在三岔口一带修筑2公里路基作为奠基仪式现场，中俄双方于8月27 日举行了开工典礼和奠基仪式。后因俄方技术勘探失误，路基北移40华里，改由绥芬河出境。卢长顺施工队主要负责五站绥芬河至九站穆棱路段，承担站区所有站舍、仓库和教堂等建筑物施工任务。1898年4月22日，绥芬河至双城子铁路正式开工修筑，1899年1月竣工，通行工程材料运输车。1901年3月3日，东省铁路东部线全线通车运行。1901年8月，沙俄附属地（铁路沿线区域）当局招收铁路员工，铁路公司让卢长顺以及他带领的工友们填表登记，选择是否入职。此时，卢长顺认识到，中东铁路开通，叠加清政府的招垦政策，地处中俄口岸位置的绥芬河一带必定迎来一个开发高潮，处处是商机，不容错过。他胸有成竹，提笔填写“否”字。昌邑乡帮工友都特别信任他，他所带领的五百名工友中，有四百多人选择一起留在绥芬河垦殖定居。1902年春节前，卢长顺按习俗返乡过年。这次，他体验了从绥芬河乘坐火车至海参崴的舒适便捷，随后转船通过水路返回昌邑。春节期间，卢长顺的大嫂刘氏（北孟街刘绪正次女，生于同治三年正月）带着十八岁长子卢永贵来拜年，商定春节过后带上永贵一起到绥芬河。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财政崩溃，且面临日、俄等外族渗透的压力，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式废除封禁令，推行招垦政策。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进一步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吸引大量垦民进入东北。在此期间，绥芬河一带执行的优惠政策是申领开垦边荒免收十年地租，这对靠种地为生的农民无疑是巨大的诱惑。卢长顺借返乡过年之际，招募卢氏宗亲52口加入其边荒开垦队伍，随后又有部分宗亲先后投奔而来。《卢氏族谱》记载：“卢长芬之子云文，自民国二年（1913）全家出居吉林省东宁县绥芬河五站。”据查，卢长芬与卢长顺为五服兄弟。截止1919年，他们共开垦52垧耕地，均由卢长顺向国有富宁屯垦公司申领边荒耕地执照。为便于开垦种植，他们分散居住寒葱河中游以东山区，相继开发了卢家大院（建新东北沟）、卢家沟（建新沟口）、保安沟（建新东沟）、泉水村（二中队东南山沟）、卢家窝棚（后称万家沟）、四里堡、五里堡、八家子（阜宁镇西南）、石头房子（原边防部队生产点）等自然村落。自卢家大院最初圈地落成后，随着招募宗亲和同乡的涌入，寒葱河流域西南、西北部（铁路以北，包括站区附属地周边），不断有来自海参崴、双城子等地的山东“崴子客”跨境领荒开垦，兼顾季节性跑崴子贩运。
不久，卢长顺的精准预判得到验证，绥芬河一带日渐繁华，中国、俄国、朝鲜、日本等各国商民纷至沓来，原来以领荒开垦为主的绥芬河一带，围绕铁路及车站建设迅速形成商贸区。针对形势变化，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撤招垦总局，设绥芬厅，隶属吉林将军管辖。卢长顺抓住时机，一方面安排老家来的宗亲们垦荒种地，一方面组织原来建筑帮的工友们组成施工队，在绥芬河一带开发建设。几年后，绥芬河城市基本轮廓形成，超过半数建筑是卢长顺施工队伍建设的，他也因此被当地人誉为“卢半城”。1911年至1926年，绥芬河经济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俄国、日本、朝鲜、德国、捷克、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企业主云集于此，投资兴业。中国内地商民也纷纷赶来，在这块“国中之国”特殊地域，与外国资本市场展开竞争，民族工商业迅速崛起。
——组建队伍，捐资办学。铁路开通、边荒开垦和商贸聚集，绥芬河这片“蛮荒之地”瞬间变为“开发热土”，叠加“国中之国”的特殊体制，治安问题日渐凸显，急需组建一支治安队伍。据《绥芬河市志》记载：“1902年，卢长顺组建探访队（20余人），绥芬河地区始有地方武装。1912年，本地探访队发展到百余人，被吉林军收编为正规部队。1917年，绥芬河探访队被收编为吉林陆军独立团二营。”在1912年之前的10年间，探访队是卢长顺私人组建的地方武装，他从俄国人手中购得枪支弹药，还买来两门小炮，在当时算得上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他亲自担任队长，侄子卢永贵担任副队长，他还安排其山东籍“把兄弟”刘廷庆（周艾民先生的爷爷）担任卫队长兼炮手教官。民国初年，卢长顺因开发边荒成绩突出，获得东宁县嘉奖。1915年2月，由阜宁屯垦公司主办万福华保举，卢长顺出任东宁县警察局阜宁镇分所警长（警尉级别），当地人尊称他“卢警尉”。此时，卢长顺不再兼任探防队队长，由卢永贵接任队长，其族侄（五服）卢云霄接任副队长，刘廷庆转任五站交界驿商会商团武装教官，兼任卫队长。卢长顺组建地方武装，护佑一方平安，绥芬河一带商民免受“胡匪”骚扰，官民众口赞誉。《卢氏族谱》记载：“中俄商民歌功颂德，同送万民旗伞，遮道蔽日，军学界共议，面谕督军，保举名爵，公曰：予之志，惟修己爱人，诚不在乎功名富贵也！”民国四年（1915），远东报馆经理高朗轩受众人之托，以“中俄商民”之名，制“卢长顺功德碑”一座，立于绥芬河卢家大院。1919年7月2日卢长顺被胡匪王佐枪杀后，该碑与其遗体一起运回老家卢家村，立于村后。据昌邑市博物馆2009年文物登记，该石碑在北孟杜卢村北，青石质，方首，碑身长2.4米，宽0.85米，断为两截。碑阴向上，有碑文，尾署“远东报馆经理高朗轩拜撰并书，中华民国四年四月谷旦”。《远东报》是1906年由俄国中东铁路公司创办于哈尔滨的首份中文报纸。该报为中东铁路机关报，由俄方主持，华人主笔汉语编写。该报1916年进入鼎盛期，成为远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报刊之一。
绥芬河市立光华学校
随着绥芬河一带聚居人口的增多，居民孩童的读书问题凸显出来。当时卢长顺申领开垦的荒地基本集中在绥芬河车站附属地的东北方向，他招募去的52户宗亲自然居住在这一带，为方便儿童入学，他于清朝末期率先出资办高、初两等学堂。民国时期，中国近代著名民主革命者万福华来到绥芬河，主政阜宁屯垦公司（当时这一带实际的官方管理机构），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办学。据《绥芬河市志》记载：“1917年，阜宁屯垦公司主办万福华力主办垦民子弟学校，以启边民智识。公司规定，凡聚居15户以上有子女的村落均可办学，经费从地租中抽取。”卢长顺继续出资办学，先后创办6所学校。他最先创办的“阜宁镇两级小学校”，到1924年学生达到230人，改为“绥芬河市立光华学校”。据《卢氏族谱》记载：“公（卢长顺）尽力捐资，成立学校，独立高、初两等，县长（时应为知事）周敬熙慕其轻财重义，敬送牌匾，上题‘振兴教育’四字。”这是对民国六年（1917）卢长顺办学有功，受到东宁县知事题送牌匾的记录。
——名扬绥芬河的“三卢一万”。直到目前，仍有人习惯称绥芬河市为“五站”，就是因为这座城市的起点应该定位于中东铁路在此开设的车站，在其发展的初始阶段，以卢长顺为代表的昌邑人曾在这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很多当地人至今不忘显赫一时的“三卢一万”。
“三卢”，是指卢长顺和他的两个侄子卢永贵、卢云霄，俩侄子一武一文，堪称卢长顺绥芬河创业的“左膀右臂”。
卢永贵是卢长顺大哥卢长升的长子，光绪九年（1883）出生于昌邑北孟卢家村，1902年春节后跟随三叔卢长顺移居绥芬河一带，历任绥芬河探访队（地方私人武装，民团性质）副队长、队长，1912年被吉林军收编为正规部队，1917年探访队改编为吉林陆军独立团二营，任营长。后来，该部队升格为吉林陆军山林游击队，下设两个营又一个连，兵力达千余人，其任队长。民国十年（1921）卢永贵主修（实则出资人）的《卢氏族谱》记载：“卢永贵，长升长子，字世荣，生于光绪九年七月初七日未时，为人性格激烈，气盾刚勇，敦宗睦族，伐暴救民。民国元年，被吉林省东宁县商务会总理邢少梨等保举，蒙督军孟恩远准任绥芬河五站探访队队长，兼中俄练长，绥芬河一带地面肃静，人民感佩，军学商农界争送万民旗伞，遮道蔽日，升德政牌于队门上，题“遗爱东陲”四字，是以督军省长、总统总理给予一等银质徽章，又特授二等银质奖章，迁吉林陆军独立团二营营长。嫡配孙家营子朱同德之女，副谢氏系高密城西刘家村谢星文第五女。”关于卢永贵的具体情况详见《卢永贵事略》（发表于鄑邑人文公众号），在此不再赘述。
卢云霄的父亲卢长卿，与卢长顺为三服兄弟，他俩的曾祖父卢重阳。卢云霄出生于诗书世家，他的爷爷卢廷瓒，“字锡珍，号惠吾，赋性果毅，制行端方，举乡饮介宾，恩授修职郎。”（摘自《卢氏族谱》）。父亲卢长卿幼时启学私塾，饱读诗书，后以从教为业。据《卢氏族谱》记载：“卢长卿，亦名长林，榜名俊卿，字仲耐，又字子政，号西坡，又号棣园居士，单级师范毕业生兼大清府德华书院师范馆毕业，充国民学校教员。公秉性迟钝，而嗜读书不厌，虽盛夏严冬，志不辍业。后游崂山，归得腿疾，惟以卷帙自娱而已。”卢云霄受家风影响，自幼喜欢读书，且学业不俗。卢云霄成年后，先在海龙府柳河县（今吉林省通化市西北部）第二区谋得一份官差，日子过得平淡，中规中矩。后来，卢云霄得知卢家在绥芬河一带生意兴隆，卢长顺业务繁忙，正缺少像他这样有文化的帮手，遂辞去当下差事，赶往绥芬河投靠族叔卢长顺。卢长顺就任阜宁镇警察分所警长后，安排卢永贵任探访队队长，卢云霄任副队长。卢永贵乳名“豹”，性情刚烈，天生“豹”脾气，卢长顺安排卢云霄辅佐他，一方面为了节制卢豹的莽撞，使兄弟二人形成性格互补；另一方面，也为锻炼卢云霄的果敢刚毅，利于以后独当一面。民国八年（1919）七月，胡匪王佐率部下山抢劫，卢长顺亲自带领探访队与胡匪展开激战，不幸被王佐击中殉命。卢云霄因作战机智勇敢，战后获得吉林督军鲍贵卿赏佩五等银质奖章，随后被任命为“东省特别区第三分区第一区行政长官”，因为这个职务名称家族中难以读懂，所以在《卢氏族谱》中记载一个不太规范，但通俗易懂的官职——“中东铁路绥芬河商团第一区区长”。
卢长顺在绥芬河一带创造辉煌，号称“卢半城”，不仅需要“左膀右臂”的协助，更需要“贵人”的扶持。卢长顺在绥芬河遇到“贵人”首推万福华。后来，绥芬河人把他和卢长顺及永贵、云霄合称“三卢一万”，是绥芬河起步与发展的开创性人物。万福华不是昌邑人，但他对以卢长顺为代表的昌邑人在绥芬河“占据半城”起到重要作用。
万福华肖像
万福华（1865—1919），字绍武，安徽合肥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清朝末年，他广交志士，图谋救国大业，从事反清活动。1904年，因参与刺杀清朝腐败官员，与黄兴、章士钊等进步人士一起被捕入狱，辛亥革命后被解除监禁。民国初期，他主张实业救国、屯垦实边。1914年9月，万福华以经济实业团代表的名义，接收清末东宁厅筹办的“富宁屯垦公司”，更名“阜宁屯垦公司”，立足边关绥芬河开发建设。万福华身为中华民国政府和执政党（进步党）三品高官，来到边远的绥芬河，有着很强的推动力。他主导在公司领地与绥芬河站辖区（当时隶属俄方）交界处划出180垧地，规划城镇街区，开辟建设“中华市场”、组建地方武装力量、创办学校、兴办民族工业。他的主张和政策与卢长顺的实业完全契合，决策与落实对接得天衣无缝，万卢二人在工作中建立友谊，成为“挚友”，万福华对卢长顺各项开发业务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与帮助。
卢长顺遇到的另一位“贵人”是蔡林。蔡林（英文名字Saline），江苏无锡人，早年随父到旧金山谋生，父亲是一名裁缝，后来经营毛皮生意，设计制作毛皮大衣，财富渐丰，后来在旧金山病逝。父亲临终前把蔡林托付给自己的助手——一位俄国人，希望他们成婚。后来，她跟随俄籍未婚夫来到海参崴，但他们最终没有走到一起，蔡林从此独自创业，成为海参崴一带“巨富”。蔡林来海参崴的具体时间不详，从俄档案中查到其最早的房屋登记信息是“1874年5月14日”，由此断定，她来海参崴定居的时间不晚于1874年。在俄国档案中，她的名字被翻译成“邰彩玲”。《中国人在海参崴》描述：“邰彩玲是远东最富有的女人之一，如果不是首富的话。众所周知，她的财富主要来自毛皮买卖，她也出租自己的不动产，并把部分财产用于慈善事业。”她在海参崴拥有大量房产、店铺。1909年，蔡林建造了一幢三层砖楼，建筑的第一层和地下层用作商业，租给不同的商社。第二层和第三层是舒适的房间，主要用作个人居住和日常办公。该建筑是由“昌邑建筑帮”承建的，外墙装修用了上釉的绿色瓷砖，故被称为“绿砖楼”。据说所用瓷砖是“昌邑船帮”从下营运去的淄博瓷砖，时至今日已经过去100多年，该建筑依然保存。
邰彩玲肖像
据周艾民先生讲，当年他的太爷爷做船运生意时结识蔡林女士，蔡林便投资入股，后来发展成一家较有实力的船运公司。后来，她凭借其强大的资金实力，在海参崴创办了一家“钱柜”（或成“钱庄”、“银号”），在俄国管理部门的登记名称为“华人互贷会”，当地华人的积蓄全都存到这里。据《中国人在海参崴》述：“1913年邰彩玲去世后，由于她没有俄罗斯国籍的继承人（她一生无子女），1914年4月法院判决，她的不动产转为‘无人继承充公财产’，即过10年后，成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财产。”
1902年起，卢长顺在绥芬河一带搞开发，他个人的积蓄大都投入到申领边荒开垦方面，之后启动的房产开发项目，资金主要来自蔡林的“华人互贷会”，有了她强大的资金支持，卢长顺才能够抢抓机遇，完成绥芬河起步区的规划建设，成就大名鼎鼎的“卢半城”。卢长顺开发的房产项目中，一部分用于出售，一部分用于出租。周艾民先生在《国中之国旧日游》中收录一张卢永贵名下的“圈楼”图片，“圈楼”为方形环状二层建筑，位于绥芬河通天街，全部出租给经营业户，四周房间开设酒馆、烟馆、赌场、旅社、食品店等，是当年绥芬河有名的娱乐场所。卢长顺当时街区开发规模大，有时资金不能及时回笼还贷，蔡林从不催促，甚至后来有几笔资金不再回收。卢长顺感恩蔡林女士的扶持，便在滨江（今哈尔滨）太古街为她修建了一栋小楼，但蔡林没有接受，更没有居住过。卢长顺剿匪殉职后，经卢永贵之手转为卢云斗（卢孝文）名下，根据卢永贵主持的“分家单”，这栋临街小楼一直租赁经营，所得房租用于供养卢云斗和妹妹卢淑贤求学和生活。
卢长顺在人生旅途上，总会遇到“贵人”相助，创业成功后，他及时回馈社会。他不仅做了许多中国人自古以来崇尚的“修桥、铺路、办学堂”之类的“善事”，还帮助了无数需要帮助的人，成为更多人的“贵人”。这些受过他帮助的人，不乏贡献卓著者。例如张西曼，他是万福华女儿、五四运动北京女子联合会代表人物万重英的丈夫。张西曼是早期同盟会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他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宣传马列主义，被称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1911年，他要去帝俄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学习，卢长顺通过朋友为他联系校方，并为他提供学费和生活费。在俄国海参崴学习期间，张西曼结识了一批思想进步的俄国朋友，接触到大量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宣传材料，他如获至宝，毕业时带回绥芬河并秘密翻译出版，这需要较大的资金支持。卢长顺知悉后，主动承担了全部费用，无意间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赞助人。
卢长顺帮助过的另一个人叫杨明斋。杨明斋（1882—1938），原名杨好德，平度马戈庄人，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与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等并肩工作，对党的早期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周恩来总理赞誉他为我党历史上受人尊敬的“忠厚长者”。杨明斋聪颖好学，15岁读完四书五经，后因家境渐衰，于1901年4月跟随叔父“闯关东”，在中东铁路哈尔滨到绥芬河段当劳工。之前，杨明斋的叔父与卢长顺熟识，马戈庄离卢家村仅三十公里，当时皆隶属于莱州府管辖，他乡相遇就是老乡。那时流行一个说法，叫做“穷闯关东，富跑崴子。”该段铁路竣工后，杨明斋及其叔父想去海参崴找份工作，找卢长顺寻求帮助。卢长顺欣然接受，为他俩写了路条，甚至派人护送一段路程，安排沿途探访队员给予关照。同时，还给蔡林女士修书一封，请求她帮助杨氏叔侄谋个差事。杨明斋和叔父很顺利地来到海参崴，在蔡林的引荐下，去造船厂当了工人。这是一家规模很大的造船厂，有大约10万工人。杨明斋在这些工人中算得上少有的“文化人”，他爱管闲事，经常帮助身边的工友维护自身权益，逐渐得到他们的拥护，后来成为工人运动领袖，受到列宁等苏共领导人关注。十月革命前，他加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曾被派到俄外交机关当职员，秘密为党工作。1920年3月，以维经斯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工作组到中国活动，杨明斋为小组成员，负责翻译和联络协调工作，与北京李大钊、上海陈独秀等共产主义者会谈，决定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杨明斋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最新版本），他因此被誉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的助产士和守护人”。杨明斋作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还回家乡山东与王尽美等人会面，筹备创建山东早期党组织。
四、并不完美的历史结局
寻觅往日的旧痕，繁花谢落，我们没有看到意象中丰硕的果实，这一切都缘于动荡的时局和风雨飘摇的特殊年代。
1、海参崴华人身影的消失。昌邑乃至山东移民在海参崴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超强的适应能力。他们从事各种工作，包括码头搬运、建筑、商品贩卖和手工制作等。一些较有经济基础和商业头脑的移民，还在海参崴开设了杂货店、餐馆等小型商业企业。通过艰苦奋斗，这些店铺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当地的重要商业力量。他们筚路蓝缕，忍饥挨饿，聚居在一起，过着难以想象的艰难生活。海参崴城市管理当局总嫌他们不讲卫生，担心他们给城市带来传染病，多次讨论要把他们从城里驱逐出去，另辟偏远地方让他们居住。但是，他们总是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回到城里。于是，就有了他们自己的店铺、自己的住所、自己的剧院、自己的寺庙、自己的学校、自己的“百万庄”，华人在海参崴每个领域无所不在。
然而，华人在海参崴遇到的并不全是机会和阳光，也伴随有诸多风浪与阴霾。海参崴当局既想利用廉价华工完成远东地区建设，又怕影响俄国国家安全。在港口、铁路修筑及街区建设基本完成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当局开始对华商实施高额税收政策，还在政治、法律层面上进行歧视，华人缺乏基本的法律保护和人身自由。
1910年10月至次年，中东铁路周边，包括绥芬河、穆棱等地发生肺鼠疫流行。据《1910年东北肺鼠疫流行情况》统计，东北全境发生疫病的县超过60余处。据《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记载，死亡约4万人，且对这些地区的疫情描述为：“地无完土，人死如麻，生民未有之浩劫，未有甚于此者”。疫情流行之际，俄国远东地区以“防疫”为名，驱赶数万华侨回中国境内。没有地方政府护佑的绥芬河华人组织，以卢长顺、卢永贵、卢云霄等为代表的开明乡绅和大批华商主动组织抗击肺鼠疫，以卢云霄为代表的合顺祥病院承担了控制、救治肺鼠疫的中心任务。1911年2月初，俄国驻华公使转告清政府外务部，称因防疫需要，拟将海滨省等处无业华民遣送回中国，且所有费用应由中方承担。由此，海参崴一带出现第一次大规模华人归国潮。
1922年10月，苏维埃政权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站稳脚跟后，将宗教定为“人民的鸦片”，中国人过年的习俗也被当作宗教和“过去的残余”而遭禁止，该地华人的安定日子不再。同时，苏俄当局对中国人聚居的地方一次次进行搜查，符拉迪沃斯托克州党报《红旗报》连续报道苏联民警破获中国人从事不法活动的消息。1929年，张学良领导的东北政府为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的铁路特权，引发中苏军事冲突，即“中东路事件”。这场冲突最终以中方战败、无条件恢复中东铁路原状告终。“中东路事件”直接导致中苏外交关系破裂，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的重要伤痕，侵蚀着两国间的互信基础。苏联于1929年7月18日宣布与国民政府断交，使海参崴一带华人的处境雪上加霜。
1936年6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取缔中国人集中居住的“百万庄”问题。1937年，苏联开始了席卷全国的大清洗运动，许多反对派势力和无辜民众被作为“人民公敌”而镇压，中国人成为被殃及的池鱼。海参崴地方当局向苏共中央连发几份绝密电报，汇报进展情况，提出应对中国抗议海参崴当局欺凌中国人的对策，并以中国人为日本人当间谍的“莫须有”罪名，对海参崴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驱逐。于是，到1938年底，10万左右的中国人，像潮水一样从海参崴退得无影无踪。他们的命运和财产被定格在1938年。
2、昌邑人在绥芬河建立的卢家大院等村落难觅踪影。1901年8月起，卢长顺带领昌邑帮，在承包铁路附属地，即交界驿街区开发建设的同时，集中财力和精力，全力开发附属地以外的绥芬河城区东北部街区。截止1919年，共开发垦殖52垧耕地，均由卢长顺向国有富宁屯垦公司申领边荒耕地执照。自卢家大院最初圈地落成后，随着招募宗亲和同乡的涌入，寒葱河流域西南、西北部（铁路以北，包括站区附属地周边），不断有来自海参崴、双城子等地山东、直隶等省的跑崴子农民跨境领荒开垦，逐渐形成多个自然村落。然而，“九一八事变”的枪炮声打破了这些边关村落的宁静。1932年9月，日本扶植末代皇帝溥仪成立“伪满洲国”。绥芬河地处军事要塞，又是中苏边境口岸，地位极为特殊，日本关东军在此建立军事设施和边境防线。据《绥芬河市志》记载：“1935年3月23日，日本收买中东铁路；3月26日，全线改宽轨标准轨，与苏联断绝交通。是年，边境地区土地收归伪满洲国‘国有’。”1934—1936年间，日军在东北边境实施“集团部落”政策（即并屯政策），强制迁移分散村落，集中管理以切断民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青壮年被征为劳工，强迫建设东宁要塞群等军事设施。据《满洲开发四十年史》及地方档案，1935年日军在绥芬河—东宁一线加速构建边境军事体系，导致约40%的边境村落被撤销，数万农民失去土地。幸存村落则被纳入严密的“国境监视区”，居民行动受限。历经33年，昌邑移民亲手开垦的“黑土地”，不再是安居乐业“桃花源”，他们建立的“卢家大院”、“卢家沟”等村落名称也随之消失。
3、“三卢”殒命他乡。清朝末年，卢长顺带着他两个侄子，凭着昌邑人特有的勤劳和智慧，在绥芬河一带打造了强大的兵、农、商帝国，号称“卢半城”，从此“三卢”名声鹤起。然而，民国初年，他们却命运多舛，没有能够终其天年。
卢长顺，“生于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二十三日子时，卒于民国八年（1919）前七月初二日辰时，历年四十七岁”（摘自《卢氏族谱》）。据东宁要塞博物馆一资料记载：“民国初期，卢长顺是绥芬河商会会长，后任巡游队长，卢长顺被土匪枪杀。”事发1919年夏，胡匪头领王佐率部下山抢掠，卢长顺亲自指挥探访队与胡匪展开激战，不幸被王佐击中遇难。据考证，匪首王佐与两年前卢永贵率探访队在大石头河王八脖子地方击毙的匪首王琳系亲兄弟关系。关于卢长顺与胡匪交战殒命一事，《卢氏族谱》亦有记载：“不意己未年胡匪作乱，公率兵击之，被匪不逊，敢死临敌，亡于阵前，远近闻之，罔不男女流涕，以为莫之所依。”
民国时报纸报道卢永贵击毙王琳事件
卢长顺有一子一女，儿子卢云斗（1908.7—1927.12），原名卢孝文，14岁考入潍县文华中学。1925年夏，经庄龙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12月，卢云斗赴武汉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叶剑英时任团长兼参谋长）。1927年，卢云斗随叶部南下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广州起义中，卢云斗壮烈牺牲，年仅19岁，其遗骨安葬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在老家卢家村有他的衣冠冢。女儿卢淑贤（1914.9.25—2005.2.24），嫁到济南，其后人现定居青岛市南区。
卢永贵，其“性情激烈，气盾刚勇”的本性，先天为行伍而生。1902年，三叔卢长顺把他安排到探访队任副队长，他的军旅生涯风生水起，从副队长到队长，从地方武装到正规军，一路擢升为吉林陆军山林游击队队长，辖两个营加一个连，兵力超过一千多人。正当顺遂无忧之际，直奉两大派系开战，他选择反奉投直，遭遇战败，张宗昌奉张作霖之命，将他处决，取首级悬挂于珲春镇定门示众。之后，族弟卢云霄派人将其尸首和身，秘密雇佣车把式将其棺椁运回北孟卢家村，葬于坡上。
卢长顺、卢永贵相隔不足三年相继遇难，卢家在绥芬河的势力断崖式下跌，卢云霄独木难支，特别是卢永贵兵败殒命后，张宗昌得势，成为吉林省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兼任吉林省绥宁镇守使和中东铁路护路军副司令。此时，张宗昌在绥芬河一带军政大权在握。时任东省特别区第三区第一分区（绥芬河）的行政长官卢云霄，已经成为张宗昌的“眼中钉”。既然与卢家已成仇家，他便决定斩草除根，以防后患。然而，卢云霄当下身为“朝廷命官”，张宗昌不能在光天化日下“动粗”。“胡匪”的本性再次暴露，他派手下收买“胡匪”，利用卢云霄去哈尔滨开会途中将其绑架，秘密杀害。
沿着绵延的时光隧道，在广袤的远东大地，我们依稀看到百余年前昌邑人的身影，感受到昌邑人向海而生、闯海图强的精神风貌和鲜明个性，以及先驱者们可歌可泣的辉煌业绩。一个个历史人物栩栩如生，一桩桩历史事件跃然纸上，令人为之动容，为之感佩，值得长久缅怀，永远拜谒，更应该以此唤醒昌邑人的文化自信，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砥砺前行，赓续辉煌。
撰文：王振江
口述资料：周艾民
参考文献：
1、《中国人在海参崴》 聂丽·米玆、德米特里·安洽 著
2、《国中之国旧日游》 周艾民 著
3、《潍坊丝路文化》 王伟波 著
4、《癸卯旅行记》 单士厘 著
5、《近代东北史》 王魁喜等 著
6、《齐鲁卢氏汇谱》 卢效江 主编
7、《卢氏族谱》 卢永贵 主修
8、《萱阁引年录》 韩启椿 主编
9、《臧氏族谱》 臧法勤等 修编
文中图片来源：俄罗斯远东地方志专家聂丽·米兹与德米特里·安洽合著，胡昊、刘俊燕、董国平译《中国人在海参崴》，2016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