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民国十一年（1922）正月廿七日，昌邑县北孟卢家村显得格外热闹，卢家大院青堂瓦舍披红挂彩。院子里，各界名流、达官显贵相互问候，拱手致意，其中不乏有山东省议员、昌邑县知事、商会会长以及当地知名文人士绅等。大堂内，鎏金“寿”字悬挂正中，锦绣寿联镶列两旁，透着珠光宝气的礼品礼盒琳琅满目，装裱考究的各款匾额、联幛挂满四壁。再看贺寿人的落款，更令人咋舌！吉林省督军孙烈臣、奉天二十七师师长张作相、吉林东宁县知事韩集三，在林林总总的名单中，还有一个众人熟悉的名字跃然纸上，那就是“张宗昌”。
今天是什么日子？居然在这个偏僻的小村落整出这么大动静。原来，这一天是卢家大院女主人——刘老夫人六十大寿。俗话讲“母以子贵”，刘老夫人长子卢永贵，时任吉林陆军山林游击队支队长，军权在握，战功显赫，在吉林省乃至整个东北军界占有一席之地。其实，卢家在十几年前，还是个普通农村家庭，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卢永贵也只是村里那群“皮孩子”中普通一位，他喜欢打架，而且多数时候能够打赢，那些落败的孩子，常哭哭啼啼地被家长牵着手找上门来，他也经常被母亲一通训斥，甚至拿着笤帚疙瘩追得满院子跑。那么，在短短十几年间，他是如何从农家子弟逆袭成为一方军界要员的呢？这还要从头说起。
一、苦难童年
卢永贵，原名云桂，字世荣，乳名豹，生于清光绪年间（推算约1883或1884年）。父亲卢长升（字华庭）兄弟四人，二弟卢长好，三弟卢长顺，四弟卢长彩。母亲刘氏，北孟一村人，清同治二年（1863）正月廿七日出生，光绪八年（1882）嫁入卢家。卢永贵有一个弟弟，叫卢永和，原名云和。另外，他还有两个妹妹。
早年间，卢家日子过得还不差，“有房有地”，在村里算得上中等偏上家庭，卢长升儿时还跟随北孟名塾师刘瀛海读过几年私塾，与刘瀛海儿子刘丙中是同窗好友、家族姑表兄弟。据刘丙中撰《卢母刘太孺人六旬荣庆序》记载：“孺人（卢永贵母亲）姓刘氏，于余为族姑母，卢家村同学华庭公德配也。”刘氏于“及笄之年”（满十五岁）与卢长升缔结婚约，“年十九归封翁长升公，相夫齐家，克尽妇职”。婚后家庭和睦，两子两女相继出世。然而，一桩“公田诉讼”官司，却改变了其家境走向。这桩“公田诉讼”案所涉及“公田”，是由家族共同捐资购买，出租耕种，租金做为家族祭祀开支的“祭田”。时至清末，各种规制执行渐打折扣，承租户赖账不交租金，说此田产他们几代人耕种，就是他家的。卢氏家族几位长者多次交涉未果，正值壮年的卢长升，生性刚直，桀骜不驯，遂打定主意，诉之官府。其后的事实证明，卢长升“理想丰满”，但“现实骨感”。他没想到打官司需要“使钱”，且诉讼程序复杂而又漫长，需反复“使钱”，并不富裕的卢家日渐拮据。“越明年，讼乃结尽，返公田而家益衰，于是游学吉林，渐而淹滞他乡不返。”一句话，卢长升诉讼的结果是“赢了官司输了钱”，遂一气之下独闯关东，十几年杳无音讯。
在农村，男主人不在家的日子不好过。刘氏既要伺候年迈的公婆，又要抚育年幼的子女，还要打理坡里的庄稼，含辛茹苦，度日如年。卢永贵正值“半大小子”长身体的年龄，经常饿得饥肠辘辘。据村里老人讲，有一天在北孟大集上，卢永贵看见舅舅正挎着篮子卖火烧，就一边喊着“舅！舅！”一边跑过来想要个火烧充饥解馋，舅舅知道他又要“白吃”火烧，权当没有听见，就加快脚步，一会儿就看不到踪影了。直到现在，在北孟一带还流传着“卢豹（永贵乳名）叫火烧——越叫越远”的歇后语。我怀疑故事的真实性，但足以说明他家那时候真的很穷。“屋漏偏逢连阴雨”，卢永贵十五、六岁时又得了一场大病，生命垂危，幸亏几年前卢母为他定了一桩亲事，未婚妻是邻村一朱姓姑娘，自幼聪慧贤淑，在卢家危困之时，“朱夫人闻之，急来归，分姑之劳以侍疾，虽弥留累月，而护庆更生”。在母亲和朱氏的悉心照料下，卢永贵劫后余生，身体逐渐康复，这座农家小院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转眼间来到世纪之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卢永贵已经长成十七岁的大小伙子。一天，刘氏把卢永贵叫到跟前，说：“若父夙有四方志，溯自渡海以来十余年矣！蹉跎无成，音问阔绝，若能成父志，庶足慰老人迟暮心，大丈夫何以家为？”（摘自于荫棠撰《卢母刘太孺人六旬荣庆序》） 听着母亲谆谆教诲，看着母亲苍老的面容，卢永贵觉得自己已经长大，该撑起这个家了。第二年春天，他毅然独闯关东，千里寻父。这次远行，注定他的一生不再平凡。
二、关外寻父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卢永贵带上简单的行囊和家里仅有的一点盘缠，“经航海寻父辽沈吉黑间，足跡殆遍”。踏上这片陌生的黑土地，卢永贵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只能一步步坚定前行。他提前做足了功课，凡是本家、本村、本乡甚至本县闯关东的，只要能联系到的，他都认真记下地址，逐一寻访。他坚信，只要一家一家去打听，总有一天能找到父亲。然而，事与愿违，他最终没有找到父亲，路费却已经花光。走投无路间，他记起临行前母亲的嘱咐：“你到了东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去找你的三叔——卢长顺。”于是，他边走边打听，终于来到绥芬河，找到了三叔。
据《齐鲁卢氏汇谱》记载：“卢长顺（1873—1919）字国臣，号爱卿，卢家村人。少年闯关东，曾任吉林东宁县警察局局长、探防队长等职。……独立捐资建立东宁县初中、高中两所学校，时任县长周敬熙亲送‘振兴教育’牌匾以示褒扬，绅士高朗轩等不远千里为其立德政碑，……后因剿‘胡匪’不幸阵亡。生一子卢云斗。”查《东宁县志》，周敬熙任职东宁县知事的时间是民国五年（1916）十月至民国七年（1918）一月。据此推断，卢长顺在这个时间段已经算得上当地“富商”，有能力捐资建学校，谋得功名。
另据昌邑市博物馆2009年文物普查登记，在北孟杜卢村北发现卢长顺德政碑一座，青石质，方首，碑身长2.4米，宽0.85米，断为两截。碑阴向上，有碑文，尾署“远东报馆经理高朗轩拜撰并书，中华民国四年四月谷旦”。碑文大意是卢长顺于民国元年（1912）出任绥芬河探防队长，“披荆斩棘，保卫公安，故为上宪所喜。今年春二月颁下功牌，使长其局”。可见，卢长顺是先任探防队长，民国四年（1915）出任县警察局长。据东宁要塞博物馆一资料记载：“民国初期，卢长顺是绥芬河商会会长，后任巡游队长，卢长顺被土匪枪杀。”由此可以推论，卢长顺初到东北，靠经商起家。那么他最初靠什么生意起家的呢？
据民国元年（1912）六月十九日《时事新报》载：“法租界·店主何往？法界新开城河浜‘卢公兴皮丝店’于前晚十二点时，忽然失火，当由皮带车前往救熄，已延及通源海味行等，共毁楼房六幢，事后由捕房查得该店保有火险银三千两。饬探将经理卢鼎臣、伙卢仰仙、卢长顺等传入捕房，同供火在披屋内所起，不得而知。店主罗采臣不在店中是实。判押候查明再核。”由此简讯得知，卢长顺与卢鼎臣、卢仰仙应为同闯关东的卢氏族亲，在法租界合股经营一家“皮丝店”，且规模较大，生意兴隆，仅入“火险”就达“银三千两”，实力不容小觑。清末民初，东北地区时有土匪打家劫舍，规模较大的商铺须自备武装看家护院。卢长顺的保安队伍在当地颇具实力，所以公推他为商会会长，同时担任巡游队长，负责维护当地治安秩序。所谓“巡游队”，不同的资料中亦述为“探访队”、“探边队”等名称，实为私人武装发展成的地方保安组织，规模不大，起初只有二十几人，武器装备也比较简陋。
当卢永贵见到三叔时，卢长顺根本认不出，更意想不到眼前这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青年是自己的侄子。叔侄他乡相见，喜出望外，百感交集。卢长顺立即着人安顿好侄子的生活起居，并安排他加入自己担任队长的替俄人护路的巡防队。
三、投身行伍
中东铁路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俄国为攫取中国东北资源、称霸远东地区而修建的一条“丁”字形铁路。该铁路于1897年8月开工建设，1903年7月通车运营。“丁”字中“横”向铁路的最东端在绥芬河，设车站，初定名“五站”，铁路正式开通后更名“绥芬河站”。绥芬河车站坐落于中俄边界，由此往东出口岸即海参崴。该地自建车站以来，出口贸易日渐繁盛，商住人口逐年增多。然而，“繁华”的“副产品”随之而来，那就是“胡匪”。因此卢长顺成立巡防队替俄国人护路。卢永贵加入巡防队后，“少刚直，喜角斗”的天性，让他崭露头角，深得叔父信任，将他按接班人予以培养。后卢长顺被胡匪杀害，卢永贵继任巡防队长之职。《东宁县志·军事·战事》载：“卢永贵是绥芬河卢长顺之侄。民国初期，卢长顺是绥芬河商会会长，后是绥芬河游巡队长。卢长顺被土匪王佐枪杀，卢永贵接任游巡队长，不断扩大势力，队伍发展到几百人。”
《卢母刘太孺人六旬荣庆序》载：“东宁（紧邻绥芬河）扼中俄之交，冈峦起伏，箐深林邃，为匪徒巢窟久矣”，卢永贵“来吉林绥芬一带，为俄人募健儿护铁路，时沿边多盗，悉数扑灭，道路以安。”
卢永贵配合高峻峰剿匪捷报
查民国六年（1917）五月二十四日《时事新报》，发现一则卢永贵部配合吉林陆军团长高峻峰剿匪的捷报，主要内容是：“据团长高峻峰报称：督率我军及探边队长卢永贵连日搜剿，于五月一号，在大石头河王八脖子地方，山高林密，地势险恶，探悉该匪正在率伙蓐食，当即分布队伍三面围攻，该匪负隅抗战。自辰至午，匪势不支，纷逃林内，计毙匪十四名，内有正匪首王琳、副匪首阎喜彭二名，我军无伤。当将王琳尸身驮运至五站穆稜，中俄人民确认系匪首王琳无讹，同声钦感等情。查该匪为患一方，不惟人民受害，且将牵及交涉，且其如鼠如狐，异常黠狡。团长高峻峰躬率士卒，风餐潺处，日从事于深山密林之中，卒能一战歼渠，劳苦功高，机宜悉合，应俟详报，至日再行呈请奖励。”
此时，中俄铁路的主权属于俄国，他的业绩并未得到母亲的赞赏，“太夫人诫之云：男儿当为国家用，以显亲扬名，俄非我族，何为之所用？其速改毋缓，由是投身行伍间。”卢永贵是个孝子，母亲的话他言听计从，遂于民国八年（1919）接受改编，被吉林省督军孟恩远委任为游击队长。《绥芬河文史资料》第一辑记载：“卢永贵上任后将探防队改为吉林军正规部队，在绥芬河东街冷冰泉设立营部……，四处招兵买马，至20年代初，他的兵力已发展到两个营零一个连”；“辛酉（1921），论功擢营长，今后改编为游击队支队长。”据资料分析，卢永贵这支部队被督军孟恩远收编为吉林军正规部队后，实力迅速扩大，督军府授予部队番号和编制，定名为“吉林山林游击队”，应属团级建制，其下设营。
查《萱阁引年录·卢太夫人六秩寿序》（吉林山林游击队第二营营长王振芳组织撰写），该篇落款贺寿人员名单中出现“第一营”和“第二营”，与《绥芬河文史资料》所述“两个营零一个连”完全吻合。每个营下设五个连，每个连下设三个排，与《绥芬河文史资料》所述其兵力“约1000余人”契合。名单中还出现了“支队部书记官李俊”、“第一营书记长刘淑棣”、“第一营俄文翻译崔柏芳、日文翻译张朝佐”等文职人员，营、连都配司务长、军医等战备军需人员，名单的最后是“邓如之、于霖澍”等十几名“上士”，说明游击队和其他正规军一样，实行了军衔制。
随着队伍的扩大，卢永贵的业绩也可圈可点。据《适卢门族曾孙女六秩荣寿序》述：“自是，军威所至，萑苻（指盗贼、草寇）敛迹，五站一带商民辐辏，四、五年来顿成繁盛之区，从无抢掠之警，督军、省长给予功牌，褒之以‘勤劳聿昭’四字，总统、总理特授二等奖章，以资鼓励。”
四、回馈桑梓
寒来暑往，似水流年。卢永贵独闯关东十几年，当年那个青涩的穷小子，已成为统领千余人的军官，功成名就，便想到孝敬母亲，回馈家乡，光宗耀祖。
卢永贵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一座豪华的大宅院，让母亲从原来那间低矮的草房，搬进宽敞明亮的豪宅。民国六年（1917）春，他筹足了资金，着人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图纸开工建设。据《齐鲁卢氏汇谱》描述：“卢永贵豪宅始建于民国六年，位置在卢家村正中偏西，分南北两院。北院东西宽约十六米，南北长约三十八米，建有正房、南屋、东西厢房等共十九间。宅院水磨砖砌，雕梁画栋，建筑精美，为高台阶明清式四合院。临街过道大门气势恢宏，大门装有防弹搪瓷钢板，走兽门环。大门两侧的石狮，栩栩如生，威风凛凛。二门是砖木结构，重檐飞椽，雕龙镌风，彩绘雀替，精巧秀美。方砖甬道直通高台阶正房。整个北院方砖铺地，并有防盗天网。南院东西宽约一百米，南北长约一百二十米，开有向北的大车门，建有正房、西厢房、磨房等共二十八间。豪宅建造耗时两年，用料考究，施工严谨，质量很高。五十年代，此宅为昌南县北孟社粮库。六、七十年代，正房为杜卢大队办公室，厢房为卢家村小学。七十年代中后期，为青岛下乡知青居住房。此宅毁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旧村改造。”至于卢永贵建造此豪华宅院总共开销多大，无人知晓，但当年流传有“现大洋不够两麻袋”之说，可见花费之巨。
修桥补路建学堂，自古以来是世人称颂的善事。卢永贵建完自家豪宅后，想给家乡父老办点好事——修桥。卢家村南与北孟街之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河叫潭阳河，简称潭河，是附近十几个村庄村民赶集上店必经之路。冬春枯水季节，行人可以勉强从简陋小石桥通过，及至夏秋丰水季节，河水猛涨，淹没小石桥，周边村民甚是不便。卢永贵小时候随母亲走姥娘家，常常受阻于此。据前清岁贡生朱南江撰《萱阁引年录·重修桥记》载：“北孟后，古有石桥，甲寅年秋淫雨圮坏，略约一支，仅可通人，修筑之费无任其责者。世荣公令堂，政廷刘公女也，归宁过此，心焉伤之，乃捐资鸠工，独力担荷。庚申三月而功告成，舆人咸称颂焉！”由此记载可知，这里早年间建有一座石桥，建桥时间不可考。1914年秋，因连降大雨，石桥被冲毁，大雨过后，人们简单整理一下，行人勉强可以通过，几年来无人出资修复。卢永贵以母亲的名义独资重修该桥，并在其东相距50米之距，再修一小桥，以方便人车出行。周边乡亲受益，遂立碑勒石“急公好义”，立于东桥南面，以作纪念。石碑毁于“文革”时期，两座石桥现保存完好。
“书到用时方恨少”。卢永贵少小时没有读过几天书，现统领千人队伍，才觉得自己读书欠缺。于是，他想捐资助学，让后辈好好读书。其母族兄弟刘瀛海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北孟创办两等学堂，后增设“乙种蚕桑实业学校”，规模逐渐扩张，经费日显不足。卢永贵以母亲名义“捐洋蚨二千，为经常费”。那时的两千大洋，可是个不小数目。为了方便本村女孩子读书识字，他又以母亲名义在“本村立女学，延名师，以发育母教为宗旨”。除此之外，卢永贵还在当地捐资助学，“绥芬设高等小学堂，助羌蚨（当地民间对卢布的俗称）六千，又捐楼房五间、配房三间为校舍”。
卢母经常挂在嘴边一句话：“人生贵修善缘，乃能有善果。”有了儿子的支持，卢老夫人凡“宗族之贫乏，里党之疾苦，辄裹糇糧持甘旨，亲致其家。”另外，她“性尤好佛，焚香诵经，虔诚日笃。村人修关庙，施银二百”。当时，正值卢氏家族续修宗谱，卢永贵则让母亲出面，全部承担所需费用。
五、蟠桃献母
民国十一年（1922）春节过后，卢永贵开始筹划给母亲过六十大寿。说是六十大寿，实际上卢母刚满五十九虚岁，按照传统习俗，“过九不过十”。卢永贵是个孝子，他想把母亲六十大寿搞得排场一些，让母亲高兴。他提前跟上司请假，衣锦还乡，为母亲安排了一场风风光光的生辰庆典，就是文章开头描述的那个场景。他遍请官绅名流，相关序、联、匾、幛，事后由主事人韩起椿汇总编辑《萱阁引年录》，由潍县文新石印局印装成册，分发传世。所幸《萱阁引年录》历经百年沧桑，被昌邑柳疃丝绸博物馆收藏，并影印录入王伟波先生主编的《昌邑文献集成·第六册·史部》，使百年前的如烟往事得以定格。
由卢母生辰庆典当日收到的寿礼，其隆重程度可见一斑。据《萱阁引年录·预贺代述》记载：“约计收受文件有：寿额四，功德匾三，锦屏五，善行碑一，金寿星一，金寿字及联、幛共三百有八十。”再看其场面，“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灯烛电掣，鞭炮雷鸣，四方之来观者盈巷填街，摩肩击毂，欢腾天地，喜溢閭阎，诚盛事也！”
参与卢母贺寿的人员，无论在层级还是数量看，非同寻常。贺寿人员大致可分为“礼到人未到”和“人到礼到”两大类。“礼到人未到”的大部分是卢永贵在东北一代的上司、朋友和属下，那些层级高的“大人物”，寿礼以匾额及联幛为主。例如，孙烈臣，时任吉林省督军、省长，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吉林省“一把手”，是东北响当当的人物，他赠送寿幛一幅，刺绣“天锡遐龄”四个大字；张作相，时任奉天二十七师师长，与张作霖结拜兄弟，深得张作霖信任和重用，有“东北军二把手”和“辅帅”之称，他送“天官赐福”寿幛一幅；宋常廷，吉林督军署副官长，送“蟠桃盛宴”寿幛；张焕相，吉林第十九混成旅旅长，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代行总司令），送“华封三祝”寿幛；韩积三，吉林东宁县知事，送“天眷有德”寿幛；庄陔兰，早期同盟会员，民国初年曾任山东省议会会长、山东图书馆馆长、国会参议院议员，后应孔府之邀，任衍圣公孔德成汉文教师，送“寿母千龄宜颂鲁，佳儿百战佐平淮”寿联。另外，还有密山县知事夏树堂、吉林陆军五旅一团团长贾安亚、奉天十九旅司令部张翰臣等一批军政要员。有不少匾额联幛是以团队或组织名义集体献送。如：“五站董恩智等一百四十五名”、“吉林第一、二游击队全营”、“平度昌邑高密秦玉瑞等五百二十人”、“东宁县绥芬商会”、“俄界四站华商会”、“穆棱县农商会”、“密山县商会”等等。此外，还有不少外籍人士参与祝寿，如“俄国包罗元等”、“俄国古秦司克等”、“俄国毛瑟夫等”、“朝鲜国副会长等”，涉及人数众多。
贺寿人员中还有一部分是“人到礼到”的。这些贺寿宾客大都是本县或者高密、潍县等邻近县乡人员。对于亲自到场贺寿的，《萱阁引年录》分“政界”、“绅界”、“学界”、“商界”四大类进行登记，其中有山东省议员兼财政厅科长朱文泉（北孟魏家村人，其母亲卢氏为卢家村人）、昌邑县知事吴元誉，以及李沧澜、马鸿标等本县官员士绅，名册登记169人。另外，名单中还有卢母“娘家人”118人。从现场记录看，庆典是在北孟老家的“卢家大院”举行的。但据坊间传说，当时卢永贵还在昌邑县城包下当时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金聚合”饭店（旧址位于今城里街西门里服装厂沿街楼对卖弄）。昌邑县域南北狭长，北孟到县城之距古称“七十里”，那时即使坐马车也得大半天功夫。因此，他“包下酒店”，估计是为就近宴请昌邑北乡，特别是县城附近以及潍县的各界贵宾。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联幛礼品以及贺寿人员名单中，有一个名字特别“抓眼球”，那就是“张宗昌”。之所以“抓眼球”，一是因为他后来督鲁三年有余，外号“狗肉将军”，声名远扬；二是因为生辰庆典中，唯有他送了两份寿礼，礼单登记中，“张宗昌”名字出现了两次。一幅是落款“掖邑张宗昌”的“慈竹春荣荫含湛露，蟠桃秋熟香酝流霞”寿联，一幅是落款“奉天张宗昌”的“俾尔康寿”寿幛。此处有一疑问，性格张扬的张宗昌，落款没有官职，只有地名人名，何以如此低调？其实，他不是“低调”，而是他此时正身处“低谷”。张宗昌，字效坤，1881年2月（一说1882年3月）出生于山东掖县，早年生活困苦，赴东北谋生，做过林木工人，后到中东铁路当筑路工和装卸工，地点就在绥芬河一带巴掌大的地方，卢永贵与张宗昌两位山东老乡可能在此结识了。后来，张宗昌拉起一支队伍，辛亥革命时，率部投靠山东民军都督胡瑛，后转战上海，成为沪军陈其美手下的光复军团长。1913年投靠直系冯国璋，历任江苏将军公署副官长、总统府侍从武官长等职。后改任江苏暂编第一师师长，率部进攻护法军。1920年兵败，所部被解散。1921年改投奉系张作霖。败军之将，且频频易帜改投，张作霖起初对他并不待见，暂时收留，以观后效。1922年初卢母寿庆时，张宗昌夹着尾巴做人，确无“高调”资本。
卢永贵早期结识张宗昌，是“缘分”还是“孽债”，是“朋友”还是“克星”？只有时间能够给出答案。
六、投直反奉
卢永贵这次回老家，先给母亲过完六十大寿，时隔半个月（二月十二日），又给弟弟永和办完婚事，体体面面地完成了挂在心头的两件大事，虽然前前后后忙活了一大阵，事后却很是欣慰。回到吉林后，一位昔日上司的突然到访，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此人就是高士傧。
高士傧何许人也？话说民国八年（1919），卢永贵被吉林省督军孟恩远委任为吉林陆军山林游击队队长，并将其队伍收编为吉林军正规部队。其时，高士傧任吉林陆军第一师师长、吉林督军署参谋长。他是孟恩远的亲戚（有外甥和女婿两种说法），吉林军实权派人物，卢永贵故依附于他。早在1918年9月7日，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成为“东北王”。张作霖欲控制整个东北，最大的障碍就是吉林督军孟恩远，遂多次“找茬”，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将其调走。1919年7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调孟恩远到京供职，孟不从，怂恿高士傧拥兵反对。张作霖恩威并施，一方面调重兵围困，一方面派原吉林巡按使孟宪彝出面调解，以保全孟恩远及属下生命财产安全为条件，双方达成共识，孟恩远于8月5日交出督军印绶。随后，高士傧失去“靠山”，兵散去职，极不情愿地南下天津。
1922年4月底，第一次直奉大战正式打响。蛰伏许久的高士傧看到复仇希望，投靠直系吴佩孚。吴佩孚接纳了他，派他即刻潜回吉林，联络旧部起事反奉，从“后背”袭击张作霖。高士傧领命召集旧部，并联络卢永贵，为其提供军费，承诺事成后，任命卢永贵任职东宁县知事。高、卢两部一拍即合，奉吴佩孚之命，打出“奉吉东边讨逆军”旗号，两部合并，兵力共有三、四千人，高士傧任总司令，卢永贵任副总司令，正式投靠直系。
“讨逆军”成立后，首先要招兵买马，扩充实力。5月20日，卢永贵派人到东宁县城附近村镇招兵，但之前吉林省军、政两署曾有电令:“遇有到境招兵之人，如无张总司令(指张作霖)及督军印文，无论持有何机关护照，一概禁止。”卢部招兵收效甚微。为了表明“讨逆军”的“正统性”，高、卢派人到东宁等地张贴布告，广造舆论。布告内容大意是:“奉吉东边讨逆总司令高士傧、副司令卢永贵名义布告人民……奉吴巡阅使（指吴佩孚）转奉中央命令，讨伐张使（指张作霖）……”。此布告在东宁一带引起反响，以致东宁知事韩积三在呈上报告中叫苦不迭：“愚民知识浅近，率尔盲从，加以辗转相传，遂使全县人心大为揭动。”
为了切断东宁县及附近镇、站与奉系高层的联系，起事之初，“讨逆军”即断绝交通，封锁消息，前后达半月之久，致使东宁“知事共发文电十余次，诚恐多被扣留，不能到达”。(引自《东宁县知事呈吉林省警务处报告》)由于消息被封锁，奉系高层未能及时获悉，且当时直奉激战正酣，奉系主力部队多调往前线，高、卢“讨逆军”未遇到有力抵抗，进展顺利。“东由绥芬河，西至海林，其间大小十站，旦暮之间均被占据……职处第三区警察、第二第三两分署以及海林、长河、牡丹江驻在派出所，均以事仓猝抵避不及。当时官警仅将文卷设法收藏，幸未尽失，至其所有枪弹服装铺垫等项，均因匪变热炽，力难抵抗……”。当时东省特别区警察总署管理处处长金荣桂呈吉林省长公署报告中的这段活，说明高、卢起事初期，军事进攻大有势不可当之势。
张作霖倾尽全力与直系军阀展开激战之时，突然闻知“后院起火”，甚是恼怒。猛然间，他想起了收留许久，但仍“闲置”的张宗昌，何不给他个机会？于是，派张宗昌率兵一个营，前往平乱。张宗昌感觉机会终于来了，绞尽脑汁，周密筹划。一方面虚张声势，调来多列运兵车，每列车只有少数士兵挤在车门口，给沿途一个错觉，不知来了多少军队，在气势上占得先机。另一方面，他打出“感情牌”。卢部几位中下级军官是掖县老乡，又是中东铁路务工时工友，他即通过收买的办法，对卢部进行分化瓦解。此法果然奏效，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高、卢“讨逆军”不战自溃，退往东宁方向，张宗昌顺利进驻绥芬河。东宁县知事韩积三（寿礼登记名册中之“韩积三”，民国九年（1920）十月至十二年六月任职东宁县知事）除调集本辖区警团外，又紧急向邻近的密山县驻军求援，各部驻军以及警团奉命配合作战，乘胜追击，“讨逆军”力不能支，节节败退。最后，一路退至俄境，一路退至珲春一带。
高士傧与卢永贵退至珲春，暂时躲进一家清茶馆，后被张宗昌部围捕。至于两人被抓捕的过程，说法不一。有的资料记载，两人是在6月14日被张宗昌部包围后，无路可逃，束手就擒。另一种说法是他俩手下有名姓乌的营长，见大势已去，阵前倒戈，将二人当作“投名状”交给张宗昌。此后，吉林军、省两署通电全省：“各县知事，据延吉高参谋长洽电称……，业将高士傧、高俊峰、卢永贵、崔北方、马祥、宋玉林等6名一并拿获等情。查高、卢各逆，破坏路政，扰害地方，罪大恶极，此次一并拿获，实属大快人心，特此电知。”此电通报了此次“平乱”的结局，为历时一个多月的“高、卢哗变”画上了句号。
张宗昌在这场“平乱”之战中，临危受命，出奇制胜，给张作霖解燃眉之急，还顺手收编了三个团，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张作霖对自己这次“一石二鸟”的用人策略，自鸣得意，遂任命张宗昌为吉林省防军第3混成旅旅长，兼任吉林省绥宁镇守使。张宗昌再次发迹，东山再起。三年后，到了民国十四年（1925）四月，张宗昌出任山东军务督办，前后督鲁三年，成了以“祸鲁”著称的地方军阀。此为后话。
七、命殉他乡
高士傧、卢永贵等“讨逆军”首领被抓捕后，张宗昌发电奉系军阀总部报捷邀功，张作霖大喜，遂下令将高、卢等在珲春就地处决。据民国十一（1922）年六月廿二日《民国日报》载：“高士傧、卢永贵已由张作霖复电张宗昌，即在珲春就地枪决。二十一日。”另据民国十一年（1922）六月二十四日《吉长道尹训令（第94号）》，“令各县知事：顷奉军长自锦州哿电（即20日电文）开：前方于18日停战，双方撤退。我军退驻前所一带，稍候结局大定，吉军即可回防。高、卢等元凶格毙，大快人心。所有东宁、密山等各处余孽，应责成各军、警乘此宵心胆寒之际，努力痛剿，一鼓削平等因。合特电知，务即遵照办理。奉此，除分行外，合亟令仰该县即便遵照办理，此令。吉长道尹蔡运升。”
卢永贵起事反奉失败，遭张宗昌枪决，其尸体被运回老家卢家村，下葬于卢氏家族墓地。据村里老人讲，当年卢永贵的尸体运到老家后，打开棺盖，发现尸体没有头部，其肩部以上用一木刻人头替代。据推测，他当时被“处决”的方式是枪击头部，也可能是“斩首”。
卢永贵青年时期独闯关东，后投身行伍，其军旅生涯安常履顺，风生水起，一度军权在握，显赫一方。然而，当他如日中天之际，鸿运戛然而止。卢永贵的命运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缩影，他只是楚河汉界间的一枚棋子，是动荡年代各路军阀权利与地盘争夺的牺牲品。他匆匆走了，没有来得及思考和回味人生，甚至沉浸于母亲生辰庆典及胞弟新婚大喜的喧嚣中，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厄运突降，命丧黄泉，刺穿他咽喉的“剑手”，恰恰是母寿礼单名册中的“好友”。
附记：查阅《卢氏宗谱》，没有记载卢永贵的后人。据分析其后人可能在东北定居，没有参与老家后期的续谱，也或许因战乱失去联系。但文中提到的卢永贵三叔卢长顺，《齐鲁卢氏汇谱》明确记录“生一子卢云斗”。经查，卢云斗是昌邑早期共产党员，《昌邑党史简编》和《昌邑历史人物》（王伟波主编）均有记述。
卢云斗肖像
卢云斗（1908.7-1927.12）原名卢孝文，昌邑北孟卢家村人，县内早期共产党员。他幼年在北孟小学读书，14岁考入潍县文华中学。在校期间，他结识了潍县籍早期共产党员庄龙甲，参加了学校的读书会，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该校学生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卢云斗与文华中学进步学生走上街头演讲，揭露帝国主义枪杀中国民众的罪行，声援上海工人反帝爱国斗争。同年夏，卢云斗经庄龙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在此期间，他经常利用寒暑假期回乡进行革命宣传。
1926年12月，卢云斗等受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遣，经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介绍，前往武汉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叶剑英时任团长兼参谋长）。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根据中共中央通知要求，在武汉、广州、上海等地的部分山东籍党、团员，先后返回山东工作，另一部分南下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广州起义中，卢云斗与其他50余名山东籍革命青年一起壮烈牺牲，年仅19岁，其遗骨安葬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本文作者：王振江 资料提供：王伟波 李发宁 卢云森
参考文献：1、《萱阁引年录》 韩起椿等 编纂
2、《齐鲁卢氏汇谱》 卢效江 主编
3、《东宁县志》
4、《绥芬河文史资料》 第一辑
5、《近代东北史》 王魁喜等，编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