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邑之窗 清末民初，昌邑北孟魏家村朱氏家族曾有一家两兄弟先后任职县、省两级议会会员，即“一门两议员”，这在当时极为少见，他们就是同盟会员朱文海、朱文泉兄弟。朱文海早年与昌邑民主革命进步人士、恩师刘瀛海一起在家乡创办学堂，并于清宣统二年（1910）任昌邑县议事会委员，在民国元年昌邑“五一八惨案”中不幸遇难；朱文泉，清廪膳生，民国时期任职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议会议员，在组织山东省各界晋京请愿声援“五四运动”以及弹劾罢免山东省督军张树元的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一、家族背景
朱氏为昌邑望族。据乾隆二年（1737）《重修朱氏族谱序》记载：“始祖二千石公讳贡，南直江宁府句容县人也，居于福祚乡之蛇盤埠山八图，世为江南名族。生一子，讳茂光，茂光生有常，举进士。有常生明忠，明忠生二子，长讳瑜，次讳琳。今琳之后无考焉，惟我瑜祖诞生三子，伯曰道清，仲曰道良，而道明祖则其季子也，始自句容迁于昌城而家焉。三百余年之间，子孙繁茂，绵绵绳绳，孰非我祖宗之遗德有以垂裕后昆哉！传及五世至我叔祖讳琎，遂捷秋闱，任程蕃府知府。当正统之际，因奄宦弄权，慨然掛冠归里，而清白之操，膺崇祀于乡贤，其刚风劲节至今啧啧人口矣！自是之后，虽无显达，然皆以诗书继世，忠厚传家……”
由族谱记载得知，该支朱氏原籍江宁府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市），始祖朱贡，官至“二千石”。“二千石”为汉代官名，后世作为郡守（知府）的别称。明洪武二年（1369）一世朱道明迁居昌邑，卜居城里南隅七甲，四世始分支迁居昌邑南乡北孟和东乡辛隅，渐次开枝散叶，繁衍生息。至五世朱琎，明成化甲午科亚元，历仕至安徽安庆府同知（知府副职）、贵州程蕃府知府，诰授朝议大夫（正四品封典），其政绩载《昌邑纲纪志》。
北孟魏家村朱氏属于十世朱九桓后裔。朱九桓，字泽亭，乡饮大宾。据朱氏2011年续修《昌邑朱氏族谱·北孟魏家村九桓公支派》，该支自十一世朱有玺（朱九桓五子）始迁居魏家村，耕读传家，人脉渐盛。十四世朱行思（朱文海曾祖父）和十五世朱廷让（朱文海祖父）皆例授修职郎，十六世朱孚先（朱文海父亲）是太学生。
笔者与王伟波、李发宁到魏马村采访
朱孚先，字心斋，配卢氏，生子三：文海、文泉、文源；继单氏生子一：文淦。兹据现有资料并寻访相关朱氏后人，对朱文海、朱文泉兄弟二人事迹作简要介绍。
二、朱文海事略
朱文海（1875—1912），字镜清，号柳溪。家境优越，自幼聪颖好学，师从当地名师刘瀛海，不仅熟读四书五经，且擅长书画音乐，多才多艺，才华出众，在当时有较高的知名度。他思想进步，乐善好施，曾捐资办学、热心调解邻里纠纷，后任昌邑县议事会委员，投身民主革命。民国元年，朱文海正值盛年，踌躇满志，却命殉于旧势力反扑的“五一八惨案”。
魏马村朱文海家族老宅之一
——捐资办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之洞等一批实权大臣联合上奏，要求废除科举，得到朝廷批准。翌年科举废止，全国各地相继兴办新式学堂。1906年，昌邑早期同盟会员于恩波携同仁在其家乡于家郜村创办“私立育秀小学堂”，以学堂为基地，一面传授知识、培养人才，一面联络同志、传播思想，昌邑各处纷纷响应。1907年，北孟著名塾师、进步人士刘瀛海提出在当地兴办新式学堂。朱文海早年拜于刘瀛海门下读书，积极响应，成为主要办学发起人之一。倡办新学，首先需要解决办学场所和资金问题。他们借助北孟村西的宝林寺古庙，搬神拆墩，创办起一所两等小学堂。后因学生日多，校舍不足，刘瀛海资金能力有限，家境富裕的朱文海主动说服家人，慨然出资，解燃眉之急。至于捐资数目，现已无从查考，但于恩波撰书的《刘瀛海等三烈士碑》记载：“当其（朱文海）与镜寰（刘瀛海）创办学校也，外负众怨，内督诸生，捐巨资筑校舍数十间，经营益力”，可见朱文海当时所捐资金数目不菲。
山东省内同盟会员表（部分）
——入会同盟。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山东志士踊跃加入。当时，同盟会在国内设立五个支部，其中北方支部设于山东烟台。1906年春，昌邑人士陈干借去日本考察军事之机，拜见孙中山、章太炎等，由章太炎介绍，在东京本部宣誓加入同盟会。陈干是现有资料记载的昌邑籍人士最早入盟之人。随后，包括朱文海、朱文泉兄弟在内的更多昌邑籍进步人士加入同盟会。据宋甲其主编的《昌邑民主革命史料钩沉》所载，昌邑早期同盟会员名单（按乡镇排列）中，北孟镇就有三人，分别是朱文海、朱文泉和李丕振（字鹭翔，刘瀛海门弟子，北孟小学堂办学人之一，后任县参事委员会文牍，“五一八惨案”中遇难）。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后在革命党人的推动下，各省区纷纷起义并宣布独立，脱离清朝的统治，建立新的政权和行政机构。在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中，山东革命党人积极行动，于11月13日上午在省城济南集会，宣布山东独立。之前，驻胶东的革命党人，在烟台发动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朱文海看到山东民主革命迅猛发展，遂在昌邑南部组织乡团积极响应。于恩波所撰书碑文，对此亦有记载：“鄂军起义，复联南北办乡团，地方赖之。”《昌邑民主革命史料钩沉》描述：“1911年辛亥革命时，不少学校成了办团练的联系点。议事会委员朱文海南北串联，在学校附近悬起大旗，设坛习武办起团练……在同盟会员的带动下，全县乡团活动一直坚持到南北议和才告终止。”另据刘佩玺整理《刘瀛海兴学史料》记载：“是年秋八月，鄂军起义，人多观望之时，公自奋起参加，并对门弟子朱镜清、李鹭翔跃然曰:‘豪杰立命，千载一时，弗可失!’乃悬帜校外，假团练之名，秘密与大营（今属奎聚街道）、王家楼（今属卜庄镇）等处诸同志结合，以待烟军西下，以图响应。尔时，远近宣传北孟独立，附近地方静谧，无土匪忧，实公之力多也，因此几为丈岭营兵所害。未几，南北统一，共和告成，普及教育之夙愿冀有以偿矣。”
——荣任议员。在清末新政中，最主要的政治变革是“预备立宪”。1907年10月，在立宪派要求早日开设国会的呼吁下，清政府决定于各省开设咨议局，并预备设立各府州县议事会。1908年7月，清政府批准《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下谕旨立宪，令各省在一年内成立咨议局。1909年10月，山东咨议局成立。其后，各府州县相继成立议事会。1910年末，昌邑县依据相关章程，成立县议事会和参事会。议、参两会会员由各乡社民众推举产生，多是同盟会员或受同盟会影响，富有救国救民思想的教育界声望较高的人士。议、参两委员会类似今天的人大常委会与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的委员在会员中举荐产生。据《昌邑民主革命史料钩沉》记载，昌邑首届议事委员会：“会长李长庚，委员王凤庭、朱文海、王兆坤，文牍王凤麟。”朱文海当选议事委员会委员后，在办好学堂的同时，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议事会工作中，日常办公地点也由北孟转移到昌邑县城。
——民元遇难。特殊的历史时期，往往激发新旧势力的交锋。据《齐鲁烽火——辛亥革命在山东》记载：“山东省咨议局的成立及其活动，反映了山东社会的一些特点，特别是其内部的政争，反映了山东新旧势力的较量，对以后的山东辛亥革命产生了直接影响。”昌邑的境况也不例外，新成立的昌邑县议、参两会，为民兴利除弊，倡办新学，触犯了封建保守思想，侵害了封建劣绅的利益。县城劣绅梁怀思等在县议、参两会落选，又因废止衙弊，触犯该群体利益，他们遂联合起来破坏议、参两会厉行新政，并伺机合谋报复。民国元年春，以济南共和促进会到昌邑开展剪辫子为导火索，引发震惊省内外的“五一八惨案”，朱文海等革命志士在此惨案中遇难。据《昌邑民主革命史料钩沉》记载：“古历五月十八日（1912年7月2日）晨七时左右，吏役各持兵械到城隍庙集合，并拥县长张春海和梁怀思到场画诺。约八时许，暴徒蜂拥而出，先纵火烧了参事会，在会的会员刘瀛海、委员王国恩、书记罗振庆、文牍李丕振等牺牲。既而，包围议事会，留守的委员朱文海、文牍王凤麟被杀害。”
惨案发生后，经陈干等斡旋，涉案相关人员受到惩处，祸首梁怀思解赴济南正法。民国二年（1913），利用没收涉案人员财产，在参事会故址建造烈士祠，纪念惨案中遇难的十八烈士，并分别在烈士祠与家乡为烈士刻石立碑以志不朽。于恩波亲自为遇害的北孟籍刘瀛海、朱文海和李丕振撰书《刘瀛海等三烈士碑》。目前，该石碑已踪迹难寻，好在碑文犹存，《昌邑文史资料》第一辑有转载。另据查询，昌邑市博物馆碑林现保存朱文海烈士碑一方，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由魏家村征集。该碑青石质，方首，高1.25米，宽0.48米，厚0.12米，保存一般。经对比，其碑文与《刘瀛海等三烈士碑》涉及朱文海部分基本一致。据博物馆专家分析，由于北孟籍三烈士不属于同一村庄，于恩波所撰书《刘瀛海等三烈士碑》，立于北孟烈士祠，朱文海后人摘录相关碑文稍加修改，另刻一碑立于朱文海坟茔。另据朱保荣老人（朱文海长子朱延绪三子，94岁，现居青岛市黄岛区）讲：“我爷爷朱文海的牌位原来供奉在北孟烈士祠，日本鬼子轰炸北孟时，家人去抢回来，拿到坟上去烧了。”近日，笔者与师友王伟波、李发宁先生专程赴北孟魏家村考察，找到了朱文海烈士墓原址，并查看了朱氏家族留存的部分故宅。
三、朱文泉事略
朱文泉，字仲廉，朱文海二弟，早期同盟会员，山东省议会议员。他生于清末，幼入私塾，随兄朱文海共同师从于刘瀛海。他天资聪颖，勤学不辍，考取廪膳生。本打算继续考取功名，1905年科举废止，只得另谋出路，先去青岛，后到济南，入职财政厅，先后担任科长、财政厅秘书长兼省署财政科长、代理厅长之职。期间，直接参与声援五四运动、弹劾驱逐山东省督军张树元等重要活动。据朱保荣老人讲：“我的二爷爷朱文泉起初在青岛，后来到济南任职。在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去济南治病，都是他给联系的医院，也是他给缴的费。直到“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占领济南，他们全家就搬到重庆去了，后来日本鬼子投降，他们又搬到南京紫金山定居。”
——任职财政厅。关于朱文泉少年时期的情况，鲜有记载，参考朱文海出生于1875年之时间节点，大致可推算其出生于1877年前后。至1905年废止科举时，他28岁左右，正值青春年华，怀揣梦想。朱文泉在青岛的履历以及转往济南任职的时间暂无资料可考。据《民国山东史》记载：“1914年5月，袁世凯提出军民分治，将民政长改为巡按使，专管民政，辖政务、财政二厅。”山东省财政厅自此始，朱文泉或许就是这段时间来到济南的。
1924年《民国日报》刊登朱文泉任职
朱文泉到济南后，大部分时间任职山东省财政厅科长，期间曾兼任财政厅秘书长、省署财政科科长，在陈调元调任安徽省省长、韩复榘到任山东之前，曾以科长之职短暂主持山东省财政厅工作，即代理厅长。查有关资料，朱文泉后来没有任职厅长，他代理厅长职务也只有短短几天的时间（陈调元去职时间为1930年9月5日，韩复榘到济南就职的时间是9月11日）。韩复榘到任后，主要任用了自己的亲信，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农矿五厅，仅留用了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其他四厅皆更换新人，财政厅新任命王向荣为厅长。这一年，朱文泉已经五十四、五岁年纪，此后的几年，或许是年近花甲的他渐渐失去年轻时的锐气，或许是混乱的时局让他看破红尘萌生退意，或许是新任厅长对他不再信任，也或许是新任省府主席对他积极行使弹劾权心存忌惮，他在事业和仕途上，渐渐归于平静，我们没有查到他之后相关的资料。
李发宁先生费尽周折查到了部分珍贵资料，使朱文泉在财政厅的职业经历渐次明晰。据某报《鲁财界钱谷系之命运》载：“自李钦长财厅时，省议会即有打破钱谷系之建议，后以别生枝节，仅将征榷科科长张某调署某县知事，以省议员朱文泉继其后任了之。”据查，李钦任职山东省财政厅厅长的时间是1918年12月3日至1920年10月7日。另有资料表明，“龚积柄护理山东省长后，即将随熊（炳琦）去职之人员（职位）一律更换其私人，如卷烟税坐办吴锡永兼省署秘书长，财政厅秘书长朱文泉兼省署财政科长……”经查，龚积柄曾于1921年8月和1924年3月两次出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他接替熊炳琦出任山东省省长的时间是1924年11月14日。此条“私人”一词表明，朱文泉与龚积柄私交甚密，深得信任。
再据民国十八年（1929）九月十一日《民国日报》载：“十日行政院第三十七次会议……第六议题，鲁省主席陈调元呈请：荐左宗濂为财政厅第一科长、朱文泉为第二科长、李诲为第三科长、陈克树为第四科长”。此任职信息，时间很具体明确，但有一疑问，当时省财政厅的科长任命，何以报民国政府行政院会议研究批准？对此，《齐鲁烽火——辛亥革命在山东》有载：“1916年7月6日，北京政府颁布条例，规定政务厅为全省行政枢纽，财政厅、教育厅、实业厅为中央派驻山东的直辖机关，但受省长监督。”该报发行虽已是南京政府时期，但此行政秩序依然延续，中央直属机构的干部，省级无权任命。
另据民国十九年（1930年）九月二十日《南京晚报》所载《鲁旧省委离济南下》表述：“山东省府各委员会自奉到改组命令后，各厅即积极赶办交代，一面催促新任鲁主席韩复榘早日就职，韩以国府正式命令尚末颁到，故就职日期未能确定。”此时，新任省府主席不能及时到位，而前任陈调元又急于到安徽任职，故提前召开省府例会，“至各厅交代，均派有负责，民政厅由秘书长甯坤代行，财政厅委第二科科长朱文泉代行……”。此消息表明，在陈调元卸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前的最后一次例会，安排朱文泉主持财政厅工作，代行厅长职责。这是我们可查到的关于朱文泉的最后一份资料。
——心怀桑梓情。朱文泉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先后于青岛、济南任职，特别在济南任职时间较长，虽非高官，却处要职，但他始终与家乡北孟以及昌邑保持着密切联系。
朱文泉文墨兼修，才情出众，在当地素有威望，乡人族亲立碑常邀其撰书，皆慨然应允。至今，他撰书的石碑尚保存良好。昌邑市博物馆在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北孟一村发现刘作栋暨配李氏墓碑，在北孟太平村发现刘廷贵墓碑，两方石碑立碑时间皆为民国三年（1914），落款都是“乡愚弟朱文泉拜撰并书”。据推算，他此时或居青岛，或居济南，但尚未取得职衔，故落款以“乡愚弟朱文泉”谦称。
他十分关心家乡教育事业。据刘佩玺整理的《刘瀛海兴学史料》记载：“岁次丁未（1907），公（刘瀛海）年五十二岁，默察时局之阽危，风俗人心之败坏……，乃慨然以兴学为己任。同时又受邑同盟会员于恩波与门弟子朱文泉之影响，遂即掀起拥护新政热心办学之浪潮。”由此可见，朱文泉早年外出后，即与于恩波相识相知，遂加入同盟会，并保持与家乡恩师刘瀛海的联系，支持其兴办学堂，并可能是学堂的股东之一。
他思想进步，积极联络家乡青年学生，声援“五四运动”。据王岩中编撰的《五四运动对昌邑之影响》记载：“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在我国人民爱国斗争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这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对我们昌邑县也曾有过深刻的影响……五月四日北京学生首先发难，点燃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贼的烈火，这把烈火很快由北京燃及到济南。我县在济南的师生于沐尘、朱仲廉、王经裕等不断将济南的信息告知家乡学校，使‘五四运动’洪涛较快地波及到昌邑。”
“五四运动”以及山东人民的爱国行动，直接阻碍了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的实现，日方一面致函山东省督军、省长，联手镇压学生运动；一面采用龌龊手段，运来大批胡匪，祸害胶济铁路沿线群众。此举祸及朱文泉家乡，他闻知后极为愤怒，即披露报端，给日方施加压力，为家乡解围。据龚振黄编《青岛潮·五四爱国运动资料》载：“兹据某方面消息，连日以来，沿胶济路线，自日本运到兵队极伙，较平常约增三倍，尤以分驻济南者居大多数，以为示威运动。最可异者，近日附近胶济路线之村镇，常有大股杆匪出没，大肆抢架。省议员朱某（昌邑）故里，亦被大股杆匪约数百人伙劫焚掠一空，并枪毙村民六人。嗣经密探侦悉，该股纯系关外胡匪，均乘日本邮船，从大连湾来者。”
他古道热肠，帮助家乡学子省城求学。据徐言年编撰《朱树屏年谱》记载：“1925年，四师（在青州）毕业，这时患肠炎，同学李鸿翊筹款帮助他去济南齐鲁医院治疗，并考入一师数理专修科。因无钱交入学保证金，决定放弃进入专修科学习。在省教育厅工作的同乡于恩波、朱仲廉听说他考取了第一名，于是替他筹足保证金才得入学。”朱树屏省立一师毕业后，考入中央大学生物系，之后又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先后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成为世界著名的海洋生态学家、水产学家，世界浮游植物实验生态学领域的先驱。试想当初，如果没有朱文泉关键时刻热心相助，朱树屏错过省城求学的机会，其人生轨迹如何，将不得而知。
多项资料显示，他与昌邑早期同盟会员于恩波关系甚密。据郝士邦撰《昌邑县于家郜私立育秀中学概况》一文描述：“1936年国民党准备召开国民大会选举国大代表时，国民党中央圈定于恩波为昌邑候选人，与北孟的朱仲廉、曹子固竞选。”于恩波当时被国民党中央内定为国大代表，但也要走差额选举的程序，为避免麻烦，需选定两名符合条件的“内部”人士充当，于恩波首选多年的老朋友朱文泉自在情理之中。而另一位“差额”曹子固，名树坚，北孟曹戈庄人士，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5年于恩波任职山东省教育厅长时，他正在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校长，是于恩波属下，多有交集，同样符合“内部”人士条件。
——入选省议会。清末，山东立法机构为省咨议局。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和绅商学界在济南集会，1911年11月7日宣布取消咨议局，成立山东全省各界联合总会。查阅《济南市志资料》夏继泉（字溥斋）撰写的《辛亥革命山东独立前后记》得知，此时，昌邑籍同盟会员陈干、于恩波皆为联合总会成员。11月16日，山东全省各界联合总会改为正式议会。省议会后因取消山东独立而遭到取缔，于1912年1月9日恢复咨议局。3月18日，北京政府通令各省组织拟定省议会选举办法，山东省咨议局退出历史舞台。7月，同盟会会员王朝俊联络成立“十府同乡会”，由同乡会每县推举一名议员组成临时省议会。9月4日，北京政府正式公布《省议会议员选举法》，选民资格是以财产和科举功名为标准，除清朝廪生、增生、附生外，其他人必须拥有不动产或动产500元以上者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北京政府时期，山东省共有三届省议会，分别于1913年2月27日、1918年9月12日和1923年1月8日召开成立大会。第一届议会成立时，根据北京政府公布的《各省第一届省议会议员名额表》，山东省议会议员分配名额是132名。
朱文泉是否当选第一届山东省议会议员，目前尚未查到相关证据，但已有资料表明，自第二届起，他即任省议会议员。根据《省议会议员选举法》规定的议员资格标准，他是完全符合条件的，他在废科举之前已考取廪膳生，另外从他殷实的家庭背景看，也有很强的竞争力。
据《时事新报》民国七年（1918）七月廿四日载：“鲁省要讯 省议会初选录（昌邑） 徐昌言、朱文泉、傅金寿、李法侨、冀庆林、刘瑞云、于德化、王德闻、董毓芝、刘廷桢、陈贵谱、刘肇唐、张天吉、魏邦俊、宋德基、刘乃桢、刘文灏、陈湛廷、于允文、董毓璋、崔玉山、姜伟卿、杜彦文、韓丕绪、魏志鸿、刘丕显”。该报纸公示的是初选结果，昌邑县共有26人符合条件而进入初选名单。从这个名单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大都出自昌邑当时的名门望族，竞争极为激烈，最后有几人正式当选，现无从查考，参考第一届规定的全省132个名额，不会有大的变动，每县最后可能只有一名正式入选。之后的资料表明，朱文泉成为第二届省议会议员，且第三届连任，其任职时间是比较长的。
——声援“五四运动”。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关于山东问题交涉失败，引起国人强烈不满。5月4日，在北京爆发以青年学生为主，爱国群众、工商人士共同参与的“五四运动”。之后，山东各界纷纷响应，各校学生通过有组织的罢课、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形式，广泛开展爱国运动。学生的行动激发了山东各界爱国热情，省议会、商会、律师公会、报界联合会等同声奋起声援学生运动。其中，以省议会等组织的晋京声援活动，在当时影响很大。
1919年6月，山东省议会、律师公会、教育会等，为拒绝对德和约签字，废除高徐、顺济铁路草约，惩办卖国贼曹、章、陆三事，共推代表83人晋京请愿。请愿团由省议会秘书长王乐平为团长，朱文泉参与其中，而且是重要成员之一。据当事人刘沛然、冉庆銮撰文回忆：“成员有省议会张彝伯、张逢源、张敬承、王乐平、聂湘溪、李庆施、李来山、朱仲廉，教育会代表田信卿、韦延稹、冉庆銮、尹世铎、刘沛然，律师公会代表张思纬，报界代表鲁佛民，学生代表张文英、庄达中等，于六月十九日八时乘津浦车晋京……代表们分组下车进行宣传，有散传单的，有作简短讲演的……当晚开会，由王乐平主持，分工情况：张彝伯担任文书，朱仲廉担任会计，李来山担任庶务，聂湘溪担任交际。”也许因为朱文泉在财政厅工作，被分派担任会计工作，业务对口，轻车熟路。
另据当事人石愚山撰文回忆：“六月十八日召开各界联合会代表会议，一致议决，立即派出‘山东各界请愿团’，到北京请愿，并议决请愿团由各联合会分别推派代表组成。当场选出代表八十三人。现在还记得的有，省议会代表王乐平、聂湘溪、李子善、李向山、朱仲廉、张毅伯等，学联代表有王建兴、李澄之等……。”
朱文泉（仲廉）作为山东省议会议员，积极参加晋京声援“五四运动”，体现了他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坚定维护，对未来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罢免省督军。根据《省议会暂行法》规定，省议会的主要职权包括：（一）审议权，涉及本省预决算、税费的征收及使用等；（二）建议权；（三）质询权；（四）纠弹权。这第四条虽然放在最后，但却是重点，省议会一旦发现省行政长官有违法行为，获得省议会三分之二以上议员同意，即通过弹劾案，然后经内务部提请国务会议予以惩办。
据《齐鲁烽火——辛亥革命在山东》记载：“山东省议会除在第一届任期内依法审议了大量议案外，第二届议会提出了两项重要弹劾案。一是对张树元的弹劾案。张树元任山东督军期间，贪污军饷300多万元。1919年12月下旬，议会经周密调查，掌握了张树元克扣军饷、吃军队空额的大量材料，对张提出弹劾，张树元最终被弹劾去职。二是对屈映光的弹劾案。1920年8月间，议员万光炜调查出山东省省长屈映光贪污有据的七大款，提案弹劾，屈映光也终被弹劾去职。”被弹劾的这两位，可是山东民国史上赫赫有名的重量级人物。
张树元，皖系军阀将领，1918年6月28日起任山东督军兼山东省长（1919年2月12日免兼署省长，先后由沈铭昌、屈映光继任省长职务），军权在握，一言九鼎，欲行罢免，须有铁证。这是一步险棋，谁站出来提供证据，弄不好轻则丢饭碗，重则掉脑袋。此时，朱文泉站了出来。据《民国山东史》记载：“省议会中张（公制）、王（朝俊）两派都有人在督军署和财政厅，对张树元克扣军饷事早有所知。在屈映光出任山东省长的时候（1919年7月27日至1920年6月24日任职），议会议员主要依财政厅科长朱仲廉提供情况，秘密搜集了张树元克扣军饷、吃军队空额等罪状，酝酿由议会提出弹劾。弹劾案酝酿成熟后，在（1919年）12月中旬省议会开会时，复由王乐平以临时动议的方式提出，很快即为大多数所通过。”
弹劾张树元案是山东民国史上的一起重要政治事件，对山东乃至全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张树元作为北洋军阀时期山东的实权人物，其统治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和争议。弹劾案激发了山东乃至全国的反军阀情绪，增强了社会各界对军阀统治的抵制意识，为后续的革命运动奠定了群众基础。朱文泉身为议员，长期在财政厅任职，搜集了督军张树元经济问题的证据，并大胆举证，在张树元弹劾案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笔者（中）赴黄岛采访朱保荣老先生（右）
附记：朱氏后人基本情况
查阅《昌邑朱氏族谱》并寻访朱氏后人得知，朱文海兄弟四人，他们的下一代堂兄弟十人，另有女姊妹九人。朱文海有两个儿子，长子朱延绪，曾在北孟乡公所负责市场管理，生子四，长子朱保泰、次子朱保和后来去了台湾，三子朱保荣，现居青岛市黄岛区，四子朱保升早亡；朱文海的次子朱延统，1934年毕业于北平私立朝阳学院（创建于1912年，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与原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证至今保存完好。朱保荣老人讲：“我叔叔朱延统是一名地下党员，大学毕业后从北京到了西安，在杨虎诚手下任职，当年跟随杨虎诚直接参与了扣押蒋介石的“兵谏”。抗日战争时期，他受党组织派遣，带着电台秘密回到魏家屯，在我家菜园屋子建立了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那时学校都关门了，我大哥朱保泰、二哥朱保和、姐姐朱淑洁经常在这里跟他学英语，我那时八、九岁，也跟着学了一些，至今不忘。有人来联系业务或者他摆弄电台时，就让我替他放哨，一旦有人来，我就用弹弓射一颗石子敲打门窗。后来他病了，去青岛住院治疗，死在医院里。尸体运回老家，家人打开棺材发现七窍流血，中医说是被日本医生下毒致死。”朱延统有两个儿子，长子朱保良，后定居吉林，次子朱保臣，定居西安阎良区三合村。朱文泉有一儿一女，儿子朱延平，遗憾的是至今没有联系到其后人，女儿嫁给了裴大吾（音），据朱保荣老人说是青岛市的市长或者其他什么官职，1948年去了台湾。
历史的巨车滚滚向前，总是转出无数个轮回。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谓的士绅身份和万贯家财不再是个人的荣耀，曾经的辉煌瞬间成了批判的靶子，他们的生活从奢华转向简朴，从尊贵沦为清贫，甚至连基本的生活尊严都难以保全。朱家后人也难逃厄运，纷纷迁往外地，彼此失去联系。期间，还闹出过这样的笑话。当年朱文源的四子朱延护和五子朱延吉兄弟两家先后仓促迁往青岛，分别居住在市南区和四方区，两家都隐姓埋名，互无联系。多年后，两家的孩子考上了同一所中学，恰巧又分到同一个班级，有一天这哥俩同学因琐事吵架，情急之下动了手，老师让双方家长来学校调解，他们一见面就笑了，对老师说：“老师，不用调解了，我们是多年未曾见面的一家人，谢谢您给我们创造了亲情相认的机会！”
时代变迁，沧海桑田，每一个家族的故事，都在时代的巨幕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本文作者：王振江 报纸提供：李发宁
